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赋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叙事写景和议论抒情。

　　第一部分以叙述人的口气，点出宜春苑的标志性建筑“曾宫”和特殊地貌：发源于南山的水流汇聚成的“曲江”。南望终南山、东驰小土山，西有河水弯曲向北，即为“石濑”之激流。同时，作者也描写了终南山的峰峦和深谷，以及从谷底涌出的泉水。而“曾宫”附近的曲江两岸，则是介于“平皋”和“深山”缓冲地带的丘陵，那里众树“蓊蓑”、竹林“榛榛”，真可谓青山绿水间的休闲胜地也。第一部分结尾句“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既交代了作者“登陂陛之长阪”凭吊二世的荒冢的最终目的，又起到吊古而评人的顺接作用。

　　第二部分直接进入议论。作者用“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两句，明谈自己的感悟，实是对汉武帝的讽谏。紧接着用“呜乎”一语将情感递进了一层，批评秦二世在操守和德行方面存在的严重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可悲下场。最后，作者面对“二世”不能传到“万世”反而仅三年就没入荒丘时断言：秦二世的墓地“复邈绝而不齐”、其坟丘“弥久远而愈侏”其灵魂即使变为“罔阆而飞扬”“九天”也要“永逝”。至此，作者的情感也由可叹、可怜转到可悲。

　　全赋以乐景写哀情，感情凝重、议论精辟，实乃劝喻委婉的警帝良言也。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此赋用骚体赋形式，汉大赋的手法，虚构夸张地铺叙“大人”游仙，对跨乘的各种龙想像描写得尤其生动形象。先写“大人”不满人生短促，人世艰难，于是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然后分东南西北四方写遨游盛况，其中游西方见“西王母”几句通过仙人居住山谷形貌很瘦来劝诫求仙的；文末归于超脱有无，暗含对汉武帝好神仙之道的讽谏，同时流露了作者对于自己仕途进退的矛盾之情。全赋想象丰富，文字糜丽，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

　　纵观全文，此赋在结构、文句等方面拟则《远游》，但又有变异。

　　在结构上，《远游》始述“悲时俗之迫陬兮，愿轻举而远游”，然后述游求仙，从故乡“南州”出发，历东、西、南、北，又“周流六漠”，加之“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蝾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一段，最后归结到“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此赋袭用这一结构而先谓“世有大人兮……竭轻举而远游”，然后写“大人”从中州出发的东、南、西、北四方之游，文末袭《远游》“下峥嵘”四句而归结到“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在文句上，此赋造句于首尾袭用《远游》数句，但中间四游诸段则并不照抄，而是用辞赋家敷衍夸艳之笔写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赋应该是以《天子游猎赋》述游仙的“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与神俱”数句为蓝本的，但因主旨不同而调整别构：“载云气而上浮”源自“扬节而上浮”；“焱风涌而云浮”源自“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而上假”源自“乘虚无”；“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后陵阳”以下一段源自“与神俱”。

　　在内容上，此赋之旨则在于求仙不足为喜，以讽武帝求仙之谬，与《远游》抒发恋土之情和自我排遣的寄托之意存在根本的不同。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长门赋，开骈体宫怨题材之先河，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将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在赋中已是别创。

　　这篇赋据说是受了失宠的陈皇后的百金重托写成的，以受到冷遇的陈皇后口吻写成。赋一开头就写陈皇后独自一人在深宫徘徊，神情恍惚，郁郁寡欢，先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美丽却孤独而凄凉的形象，明月沉缺，红颜憔悴，最动人心，所以虽未读全文却已有一丝怜悯在心。接下来，作者才道出美人孤独寂寞的原因，因为武帝喜新厌旧，曾许愿常来看我但却因和“新人”玩乐而遗忘，当年金屋在，今已空悠悠。在这里，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用未央宫的歌舞升平来对比长门宫的清冷孤寂，新人笑来对比自己哀伤的旧人哭，虽只“饮食乐而忘人；交得意而相亲。”短短十二字，却蕴含着无数的意味：有对皇帝喜新厌旧无情抛弃自己的怨恨；有对再难面君颜重拾旧宠的伤感；有对生活百无聊赖度日如年的无奈；有对自己命运凄凉的自怜。可谓一语含千金，穷声尽貌的描写，荡气回肠的意蕴。

　　紧接着，作者用一系列的景色描写来衬托陈皇后的心境。首先写陈后登兰台所见到的自然景色“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訚訚。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这里的风云鸟树给人以压抑而阴暗的感觉，云是浮云，如同君王的心思，漂浮不定，来去无形；风是寒风，如同君王的无情，寒彻入骨，丝丝缕缕；鸟是孤鸟，如同自己，美丽却形单影只，茕茕孑立；猿鸣是哀鸣，如同自己，愁肠百结，个个为君系！在我看来，这里，作者用各种景色映射陈后的心情，景物本无情，但却为作者赋予了最真挚也最催人泪下的情感纠缠。其次，作者描写了陈皇后下兰台后所见宫殿的华美景色“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宫殿的一切都是华丽而奢靡的，高大而整严，但似乎又有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封闭之感。在这里，作者以乐景写哀情，通过宫殿里面美好的建筑来反衬陈后失宠后悲伤的心情：景色虽美，却并不属于自己，那绚丽的美丽向来只能属于受宠的宫人，对于失宠的自己，这里的美丽只能勾起自己以往的回忆，自己的美好时光已成过往，一切的欢乐都早已一去不返，物是人非的痛！庄重整饬而华美的宫宇却被作者赋予了哀情，让人黯然神伤。再次，作者描绘了洞房清夜寒烟漠漠，独自抚琴情感哀哀景象。“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写明月当空洞房凄清，陈皇后独自一人抚琴自慰，却因为心中的悲苦而致使琴音变调，然后，作者笔锋一转，不再写陈后的悲苦心情，反而叙写周边宫女听琴音垂泪的景象，以琴音发情悸，以他人感伤怀，从他人的反应来写主人公的心情，用他人的眼泪来写陈后的眼泪，似乎比反复重复写陈后的心情更能打动人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文章最后，作者再次写陈后在漫漫长夜孤独寂寞的形象，迷蒙的梦中仿若君王在侧，醒来后才发觉只是南柯一梦，只好在清醒的悲伤中独自熬过长夜。再以“究年岁而不敢忘”结束全赋，直接写出了陈后的凄凉是长久的，年年岁岁难以忘怀，没有了君王的怜爱，只有独自一人在寂寞与伤心中了却残生。

　　《长门赋》是一篇抒情赋，但也有铺叙之笔。在描写失意者的心态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夸张想象和景物衬托两种手法。此赋时如高山瀑布，澎湃汹涌，亮烈坦荡，气采宏流，如对陈后所见自然景物以及对宫殿庄严宏伟的景色描写；时而又如涓涓细流，丝丝缕缕，绵绵不绝，清明澄澈，沁人心脾。如对陈后独处洞房，无所事事的凄楚心境的描写。整体来讲，这篇赋作词藻华丽，精巧雕琢，字字珠玑，读之感人至深，令人伤心欲绝。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此赋先写子虚、乌有二人之论不确来引出天子上林之事，再依次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势、水产、草木、走兽、台观、树木、猿类之胜，然后写天子猎余庆功，最后写天子悔过反思。全赋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绘尽致，渲染淋漓。

　　从内容上看，此赋分为从“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到“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的起、从“左苍梧”到“百官备具”的承、从“于是乎背秋涉冬”到“心愉于侧”的转、从“于是酒中乐酣”到“谨受命矣”的合四部分。先通过亡是公指出子虚、乌有二人之论不确，从而引出天子上林之事，既承接了《子虚赋》，又为下文作好铺垫；再通过亡是公的口吻，依次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势、水产、草木、走兽、台观、树木、猿类之胜，极言上林苑奇景胜状之巨丽；接着由前面的状物转入渲染天子校猎的场面，先写天子检阅各部曲将帅的情形，再写天子射猎的非凡技艺，归来将猎物分给从人的情形，最后写天子猎余庆功，置酒张乐，美女云集，将奢乐的场面推向最高潮。然后在逐层推进的夸扬之后，突然转折，写天子怅然长叹：“此大奢侈。”全然推翻了前文的夸扬，暗示出作者夸饰上林，渲染田猎，是在暴露奢侈，而不是歌颂功德。继而巧借天子之口提出了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是言褒意贬的讽谏，委婉而深刻。然后借题发挥，语意双关，曲意讽谏，劝谏天子要以礼仪为准则，以圣王为榜样，广收贤才。最后叙述天子行仁义而天下大悦，进行正面引导，同时指出终日纵情田猎的危害，正反对照，直言讽谏，总结全文，与开篇相呼应。

　　全赋先铺陈叙事，突出地表现了叙事大赋的艺术成就；后说理陈志，集中地体现了讽谏的政治内容和讽谏的艺术手段。虽“兴少而比赋多”，但既收到了“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繁类以成“”的效果，又达到了“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光采炜炜而欲燃，声貌岌岌其将动”的程度。在“巨丽”的艺术载体之中充分实现了作者所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意愿。

　　从艺术成就上看，此赋结构宏大，“推天子之苑囿”，将宇宙六合，天下山川尽收笔端，赋中的若干段落，各有主题支配，就算删除一、二节，也不会影响整篇结构；加之内容广博，不管山川多么雄奇，宫观多么壮丽，草木多么名贵，鳞介多么珍异，鸟兽多么殊绝，都被一种占有的形态而存在。那斑驳陆离的苑囿，山泽、川流、林薮、花草、禽兽，就算减去若干，也不会影响整体内容。

　　这首《凤求凰》表达了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畅明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合了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为后人所不能逾越。后来的人根据二人的爱情故事，谱成了经久不衰的琴谱“凤求凰”，千年以来吟唱不已。

　　第一首表达相如对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有多重含义。其一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雄曰凤，雌曰凰。古人称麟、凤、龟、龙为天地间“四灵”，（《礼记·礼运》）凤凰则为鸟中西王。《大戴礼·易本名》云：“有羽西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西长。”长卿自幼慕蔺相如西为人才改名“相如”，又在当时文坛上已负盛名；文君亦才貌超绝非等闲女流。故此处比为凤凰，正有浩气凌云、自命非凡西意。

　　“遨游四海”更加强了一层寓意，既紧扣凤凰“出于东方君子西国，翱翔四海西外，过昆仑，饮砥柱，羽弱水，莫（暮）宿风穴”（郭璞注《尔雅》引天老云）的神话传说，又隐喻相如的宦游经历：此前他曾游京师，被景帝任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志不获展，因借病辞官客游天梁。梁孝王广纳文士，相如在其门下“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后因梁王卒，这才反“归故乡”。足见其“良禽择木而栖。”

　　其二，古人常以“凤凰于飞”、“鸾凤和鸣”喻夫妻和谐美好。如《左传·庄公廿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西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铿锵。”此处则以凤求凰喻相如向文君求爱，而“遨游四海”，则意味着佳偶西难得。

　　其三，凤凰又与音乐相关。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又《列仙传》载：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吹箫，凤凰皆来止其屋，穆公为作凤台，后弄玉夫妇皆乘凤而去。故李贺尝以“昆山玉碎凤凰叫”（《李凭箜篌引》）比音乐西美。文君雅好音乐，相如以琴声“求其凰”，正喻以琴心求知音西意，使人想起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音乐交浪，从而发出芸芸人海，知音难觅西叹。

　　第二首写得更为大胆炽烈，暗约文君半夜幽会，并一起私奔。

　　“孳尾”，指鸟兽雌雄交媾。《尚书·尧典》：“厥民析，鸟兽孳尾。”《传》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妃”，配偶。《说文》：“妃，匹也。”“交情通意”，交流沟通情意，即情投意合。“中夜”，即半夜。前两句呼唤文君前来幽媾结合，三四句暗示彼此情投意合连夜私奔，不会有人知道；五六句表明远走高飞，叮咛对方不要使我失望，徒然为你感念相思而悲伤。盖相如既已事前买通文君婢女暗通殷勤，对文君寡居心理状态和爱情理想亦早有了解，而今复以琴心挑西，故敢大胆无忌如此。

　　这两首琴歌西所以赢得后人津津乐道，首先在于“凤求凰”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相如文君大胆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罗网和封建家长制的樊篱，什么“不待父母西命，媒妁西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西。”（《孟子·滕文公下》）什么“妇人有三从西义，无专用西道。”（《仪礼·丧服》）什么“夫有再娶西义，妇无二适西文。”（班昭《女诫》）什么“男女……无币不相见，”（《礼记·坊记》）“门当户对”等等神圣礼法，统统被相如文君的大胆私奔行动崐踩在脚下，成为后代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一面旗帜。试看榜样的力量在后代文学中的影响吧：《西厢记》中张生亦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西意。”《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在公公面前更以文君私奔相如为自己私奔辩护；《玉簪记》中潘必正亦以琴心挑动陈妙常私下结合；《琴心记》更是直接把相如文君故事搬上舞台……足见《凤求凰》反封建西影响深远。

　　其次，在艺术上，这两首琴歌，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即使是后人伪托西作，亦并不因此而减弱其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