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这篇文章分三段。
第一段,交代边境的紧张形势和刘礼、徐厉、周亚夫的三军驻地。
第二段,写汉文帝劳军的经过,重点写了汉文帝在细柳营被挡的一段史实,表现了周亚夫治军之严。
第三段,写劳军后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对周亚夫的赞叹。全文赞扬了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和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
汉文帝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军营,可以长驱直入,将军及官兵骑马迎送。而到了细柳军营,军容威严,号令如山,即使皇上驾到,也不准入营。作者以对比、反衬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细柳”也成了后人诗文中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的常用典故。
文章重在刻画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但直接描写周亚夫的地方并不多,而是把大量笔墨用在霸上、棘门军与细柳军的对比上,用在描写细柳军的严明军纪上。这些侧面描写有力地烘托了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如:细柳军将士言必称“将军令曰”、“将军约”,人物虽未出场,却已令人感受到其“真将军”的威严和风范。两处对周亚夫的正面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如画龙点睛,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周亚夫的言行,而是通过描写汉文帝慰劳军队将士这一场面,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法,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中周亚夫“真将军”的风范是通过多次对比体现的。通过汉文帝慰劳守军的故事,表现了周亚夫的忠于职守和治军严明。先写汉文帝到霸上和棘门军营的情况,与后面写汉文帝在细柳军营遇到的情况作对比,突现细柳军营军纪严明。再一处对比是:天子在霸上和棘门军中策马驱车“直驰入”;而在细柳军营,“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由此可以看出,周亚夫治军有方,令行禁止,即使天子也不得不遵从。第三处对比是:天子到霸上和棘门军营时,“将以下骑送迎”,众将士受宠若惊,竭尽逢迎之能事以讨好汉文帝;而周亚夫却“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相比之下更显出周亚夫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
《廉颇蔺相如列传》生动刻画了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赵惠文王等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耿直或忠厚,或鲁莽或机智,形象鲜明生动,令人叹服。
抓住人物特征,人物形象凸现纸上。司马迁善于抓住人物主要特征进行极力渲染。如在对事迹颇丰的蔺相如这一形象进行处理时,便抓住“智勇”这一特征为核心展开描述。正如他在本传传末所论赞的:“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对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事件进行描述时更是紧紧扣住蔺相如的机智勇敢这一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层层衬染,极力蓄势,造成人物形象的张势。司马迁在文中极尽渲染之能事,层层蓄势,有如王江截流。如他在文中五次渲染相如操天下王势为己用之睿智:为国纾难,利用国际舆论,借使秦负曲之势,奉璧至秦;秦王得璧不偿城,相如以“璧有瑕,请指示王”诓得玉璧后,抓住秦王贪婪的弱点,欲以璧击柱,借“秦恐璧破”之势威胁秦王;抓住秦国二十余君“不坚明约束”之过,借理在我方之势,使人怀璧归赵;渑池之会,借“五步之内以颈血溅王王”之势,逼秦王就范,为一击缶;借“赵亦盛设兵以待秦”之势,迫使秦不敢动武。相如勇智,已是光彩照人。行文至此,司马迁笔势陡转:多谋善断、意气风发的蔺相如竟对无理取闹的廉颇一再退忍避让,连门客都感到羞愧。当门客要离开他时,才袒露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的胸怀。相如的绝顶智慧和贤相风采凸现在读者的眼前。
一主旨和情节
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这样说,是因为作者通过对这次宴会全过程(包括会前斗争和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的悲剧性格:他自矜功伐而有"妇人之仁"。这种性格不改变,他就必然以失败告终。而刘邦在宴会上能化险为夷,跟善于利用对方性格弱点也是分不开的。从这段史实可以看出领袖人物的性格在历史发展重要关头上所起的作用。
本文按情节的发展过程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交代鸿门宴的由来。
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
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第3、4段),写鸿门宴上的斗争。
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使气氛越来越紧张。
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是刘邦的参乘,有保护刘邦的责任,但无与会资格。项羽得知他的身份后,知其来意,于是借赐酒缓和一下气氛。樊哙为了将众人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不仅一切做得合乎礼法,而且忍辱吃了生彘肩。然后借项王"能复饮乎"之问慷慨陈词:于"王关中"一事,言虽有怀王之约,犹不敢自专,必待大王来;又就席间舞剑一事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故"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又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第5、6、7段),述会后余事,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
本文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故事首尾相应,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虽属节选,亦有相对的完整性。
二人物形象
本文主要塑造项羽的形象,集中表现了他自矜功伐的性格。因为秦的主力被他击败,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所以入关后一听说刘邦"欲王关中",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樊哙没有资格与会,本可以叱出,但他理解樊哙的心情,反而赐酒。樊哙陈词,虽有指责的话,但又把他看得比怀王更高,有"求赏"之意,都合乎他自矜功伐的心理,他内心有愧而"未有以应",于是优礼有加,赐樊哙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于失败。
写项羽听了曹无伤告密之后的反应和听了项伯劝解之后的反应,形成两个极端,把项羽毫无主见,不辨忠奸,既易冲动又易受骗的性格勾画得十分鲜明。写项羽在鸿门宴上既不顾范增再三催促杀刘邦的暗示,又不制止项庄意在杀刘邦的舞剑,还把樊哙的愤激当作豪壮,对刘邦的逃席行为听之任之,处处表现他的优柔寡断。
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悲剧英雄来描写的,他曾这样评论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本文虽只写出人物的一个侧面,却未尝不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刘邦的形象也写得很生动。去鸿门"谢罪",虽有项伯居中调停,其实是身入虎穴,命运难卜,但非此不足以平项羽之怒,仍如约而往;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从这些事能看出他的坚决果断。他一向待人傲慢,这一回又是"先破秦入咸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项羽面前谦词卑礼,惟恐有所不至--在宴会上屈居下座,他安之若素,出而未辞也觉得于礼不合,这又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性格。至于他的狡诈多端,从骂鲰生、拉拢项伯、骂告密人等细节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三 写作特点
1.在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作者塑造项羽的形象主要抓住四个问题:是否对刘邦发动进攻;是否在席间杀死刘邦;对樊哙的越礼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对刘邦逃席又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上面已有分析。这里附带说说樊哙。樊哙在危急的关头不顾卫士阻拦,闯入中军帐,表现了极大的勇敢。但入帐后的种种行动都是有礼有节的,先"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以引起项羽注意;项羽赐酒,他先拜谢,然后站着喝,随后连生彘肩也吃了;他借机讥讽项王,却又替刘邦求赏,暗寓尊崇项羽之意,这又说明他粗中有细。
2.运用对照手法烘托人物形象。如:刘邦和项羽;张良和范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