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对菊饮酒的悠然自得，实际蕴藏着深沉的感伤。
秋天是菊花的季节。在百花早已凋谢的秋日，惟独菊花不畏严霜，粲然独放，表现出坚贞高洁的品格。惟其如此，作者非常爱菊，诗中屡次写到，而且常常把它同松联系在一起，如《和郭主簿》：“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此诗首句“秋菊有佳色”，亦是对菊的倾心赞美。“有佳色”三字极朴素，“佳”字还暗点出众芳凋零，惟菊有傲霜之色，如果换成其他秾丽字眼，比如“丽”、“粲”、“绚”之类，反倒恶俗不堪。前人称此句“洗尽古今尘俗气”（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艮斋语），并非虚誉“裛露掇其英”，带露摘花，色香俱佳。采菊是为了服食，菊可延年益寿。作者《九日闲居》就有“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之旬。曹丕《与钟繇九日送菊书》云：“辅体延年，莫斯（指菊）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可见服食菊花，是六朝的风气。屈原《离骚》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故服食菊花不仅在强身，还有志趣高洁的喻意，而通篇之高远寓意，亦皆由菊引发。
秋菊佳色，助人酒兴，作者不觉一杯接着一杯，独自饮起酒来。《诗经·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遨以游”，毛《传》：“非我无酒可以遨游忘忧也。”又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相传杜康是开始造酒的人，这里用作酒的代称。）如果心中无忧，就不会想到“忘忧”，这里透出了作者胸中的郁愤之情。“遗世”，遗弃、超脱俗世，主要是指不去做官。明黄文焕《陶诗析义》说：“遗世之情，我原自远，对酒对菊，又加远一倍矣。”分析甚确。不过，结合“忘忧”看，这里的“遗世”，也含有愤激的成分。因为渊明本来很想做一番“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事业，只是后来在官场中亲眼看到当时政治黑暗，这才决计归隐的。
后面六句具体叙写饮酒的乐趣和感想，描绘出一个宁静美好的境界，是对“遗世情”的形象写照。这里写的是独醉。他既没有孔融“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后汉书·郑孔荀列传》载孔融语）那样的豪华气派，也不像竹林名士那样“纵酒昏酣”，而是一个人对菊自酌。独饮本来容易使人感到寂寞，但五、六两句各着一“虽”字、“自”字，就洗去孤寂冷落之感，“自”字显得那壶儿似也颇解人意，为诗人手中的酒杯殷勤地添注不已。“倾”字不仅指向杯中斟酒，还有酒壶倾尽之意，见出他自酌的时间之长，兴致之高，饮酒之多。所以从这两句到“日入”两句，不仅描写的方面不同，还包含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饮酒增多，作者的感触也多了起来。
再下二句，“日入群动息”是总论，“归鸟趋林鸣”是于群动中特取一物以证之；也可以说，因见归鸟趋林，所以悟出日入之时正是群动止息之际。“趋”是动态，“鸣”是声音，但惟有在特别空旷静寂的环境中，才能更加显出飞鸟趋林，更加清晰地听到鸟儿的声音，这是以动写静、以声写寂的表现手法。而环境的宁静优美，又衬托出作者的闲适心情。这二句是写景，同时也是渊明此时志趣的寄托。渊明诗中写到鸟的很多，尤其归隐以后，常常借归鸟寓意。除此诗外，他如“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归栖”（《归鸟》），“翼翼归鸟，戢羽寒条。……矰缴奚施，已卷（倦）安劳”（《归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还有“云无心而出蚰，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辞》），“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结庐在人境》），“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等等。这些诗中的归鸟，都是作者的艺术化身。趋林之鸟本来是无意中所见，但它却唤起了作者的感慨深思：“群动”皆有止息之时，飞鸟日落犹知还巢，人生何独不然？鸟儿始飞终归的过程，正好像是作者由出仕到归隐的生活历程。这里既是兴，也是比，又是即目写景，三者浑然一体，使人不觉，表现手法非常高妙。
末尾写所以归隐之故，表达了隐居终身的决心。“啸”是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是古人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啸傲”谓歌咏自得，无拘无束。《饮酒》第五首《饮酒·结庐在人境》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知东轩即在此东篱内，东篱之下种有菊花。对菊饮酒，啸歌采菊，自是人生之至乐。“得此生”是说不为外物所役使，按着自己的心意自由地生活，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东坡题跋·题渊明诗》）“得此生”和“失此生”实指归隐和做官。啸傲东轩，是隐居悠闲之乐的形象描绘，它是赞美，是庆幸，也是意愿。然而，“聊复”（姑且算是）一词，又给这一切罩上了一层无可奈何的色彩，它上承“忘忧”、“遗世”，仍然表现出壮志难酬的憾恨，并非一味悠然陶然。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诗人“久在樊笼”之后，终于回归田园，他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就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的情景，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片自得之意，那正是摆脱了官场的机巧，清除了尘俗的应酬“复得返自然”之后的深切感受。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
诗人的身心俱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柴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墟曲中：一作墟里人。墟曲，墟里、乡野。曲：乡僻。披：拨开。这两句是说，经常涉足偏僻村落，拨开草丛相互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这两句是说，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
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麻桑，可见他在劳动中同农民也有了共同语言。在诗人看来，与淳朴的农人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与充满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土:指被开垦的土地。这两句是说，我田桑麻日渐长高，我垦土地日渐增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霰：小冰粒。草莽：野草。莽：密生的草。这两句是说，经常担心霜雪降临，庄稼凋零如同草莽。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他的喜惧。庄稼一天一天生长，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遭到自然灾害，毁于一旦，心怀恐惧。这里的一喜一惧，反映着经过乡居劳动的洗礼，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纯朴了。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以及心境的恬静。全诗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
此诗从首句中摘取二字为题，题目与诗的内容无关。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序中所说“思亲友也”。诗中运用比兴的手法和复沓的章法，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烘托描写，和不能与好友饮酒畅谈的感慨，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
诗歌全篇贯穿了陶渊明因不能和友人共享美好的抱恨之意，这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希望与友人共享美好的深情。无论是“良朋悠邈，搔首延儜”的烦急，还是“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的无奈，无论是“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的愿望，还是 “岂无他人，念子寔多”的担忧，无不尽显诗人的火热心肠和深情厚意。
正因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一往情深，而使诗人陷入寂寞孤独：“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始发新芽的东园之树，都竞相用发着嫩芽的枝叶让我快慰，这正是因寂寞孤独而生幻觉，或聊以自慰。因为寂寞孤独，诗人才羡慕那“翩翩飞鸟”的“好声相和”，而益发“抱恨”了。
诗中“八表同昏”等诗句，表面看是写天气，而用夏天雷雨前或冬天雪前的景象来形容春季的天色，似乎形容过量，显然，这里是暗喻国政时局被封建贵族、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搞得天昏地暗，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王瑶先生认为前八首“辞气一贯”，当作于同一年内，作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时陶渊明五十岁，距其辞官归田已经八年。这是一组“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文选》李善注）的杂感诗。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无根蒂：形容飘泊不定。陌：路。这两句是说，人生在世就好像无根之木、无蒂之花，又好比是大路上随风飘转的尘土。
“分散随风转，此已非常身。”常身：常住之身。佛家认为常住之身具有永恒的法性，与死生变易无常的父母生身不同。这两句是说，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飘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的改变着人，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初的自我了。这四句诗，语虽寻常，却寓意奇崛，将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是为一喻，再比作陌上尘，又是一喻，比中之比，象中之象，直把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写了出来，透露出至为沉痛的悲怆。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落地：指诞生。这两句是说，既然每个人都已不是最初的自我，那又何必在乎骨肉之亲，血缘之情呢。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应该成为兄弟。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欢：欢愉。这两句是说，遇到高兴的事就应当作乐，有酒就应该聚在一起共饮。阅历的丰富往往使人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年龄的增长常常使人更难以寻得生活中的欢乐和激动，处于政治黑暗时期的陶渊明更是如此。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放弃美好的人生理想，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他转向官场宦海之外的自然去寻求美，在村居生活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和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欢乐平淡中和、明净淳朴。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难再晨：是说没有第二个早晨。这两句是说，壮年不会第二次到来，一天之内没有第二个早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两句是说，趁着盛年之时应当勉励自己，光阴流逝不会等待人。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结尾四句常被人们用来勉励年轻人要抓紧时机，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在今天，一般读者对这四句诗作如此理解，未尝不可。但在这首诗中，陶渊明的本意却与此大相径庭，是鼓励人们要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既然生命是这么短促，人生是这么不可把握，社会是这么黑暗，欢乐是这么难得，那么，对于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点点欢乐，就应该倍加珍惜，不要轻易放过，要及时抓住它，尽情享受。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我们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加以考察。它是指示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的标准和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陶渊明在自然中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首诗起笔即命运之不可把握发出慨叹，读来使人感到迷惘、沉痛。继而稍稍振起，诗人执著的在生活中寻找友爱，寻找着欢乐，给人一线希望。终篇慷慨激越，使人为之感奋。全诗用语朴实无华，取譬来自生活，质如璞玉，然而内蕴却极丰富，波澜跌宕，发人深省。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写诗人归田园后在南山的山脚下种豆及豆子的生长情况。“草盛豆苗稀”这句：说明庄稼的长势并不是很好，而主人也没有刻意经营，没有认真除草，表明作者并不是为了生计耕种；侧面表现出他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境界，也反映出他不追求所谓“正道”而追求自然的无拘无束。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说比做官要辛苦得多，可这是诗人愿意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在《归田园居》(一)中所说的那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人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从“带月荷锄归”这一美景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赞语。
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五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五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五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五柳树的原因也许五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节自“闲静少言” 至“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的禀性志趣。接着写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五柳先生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有关。五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节自“性嗜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理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下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讽。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的夸词。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语言朴素，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中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 [4]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 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此诗主要描摹诗人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心态，体现出陶渊明决心摒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回归自然，陶醉在自然界中，乃至步入“得意忘言”境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此诗以“心远”纲领全篇，并分三层揭示“心远”的内涵。首四句写身居“人境”而精神超脱世俗的虚静忘世态。中四句写静观周围景物而沉浸自然韵致的物化忘我心态。最后两句又深进一层，写“心”在物我浑化中体验到了难以言传的生命真谛此诗意境从虚静忘世，到物化忘我，再到得意忘言，层层推进，是陶渊明归隐后适意自然人生哲学和返璞归真诗歌风格最深邃、最充分的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就是陶渊明“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