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记写当时四川民俗，每当春季，民间男女相聚会，联翩起舞，相互对歌的热烈场景。全诗四句，主要在勾勒一种狂欢的场面和气氛。第一句写歌，第二句写舞，第三句写歌停舞散，第四句却从侧面含蓄地补足写出歌舞场面的热烈。
首句的“新词”，表示当时那些歌男舞女所唱的歌子，都是即兴抒怀、脱口而出的新曲，悠扬宛转，十分悦耳动听，并一递一句接连不歇。这句虽用平述记叙的语气，却寄寓着作者对民间男女的无上智慧和艺术才能的赞赏与称颂。第二句用“振袖倾鬟”来写他们的舞姿情态，活现出当时那些跳舞者热烈的情绪和狂欢的情景。“月落乌啼云雨散”是说他们歌舞竟夜，直至天明。从意思上讲，狂欢之夜的情景已经写完，但作者又用“游童陌上拾花钿”一语，对狂欢之夜做了无声的渲染。次日，游童们沿路去拾取女郎遗落的花钿（女子的首饰），花钿遗落满地而不觉，可知当时歌舞女子是如何沉浸在歌舞狂欢之中。这种从侧面的、启人想象的写法，其含意的丰富和情味的悠长，更胜于正面的描写。这可联想到画家齐白石在艺术构思上的一个故事，一次，齐白石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诗意，但画家在画面上并没有画蛙，而是用一股山泉，几个蝌蚪来表现，从而调动人们的想象，使人联想到“蛙声十里”的喧嚣情景。艺术巨匠们的构思，常常是出人意表的。
全诗不写离愁，不诉怀才不遇之苦，而赞美郑处士浪迹江湖的恣意洒脱，流露出诗人欣赏羡慕的情绪，诗人在结句中透露出归隐山林，忘却俗世的倾向。 “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此句诗人代郑处士自谓，叙其身世。“白发”“浮云”本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前者意味着时光的流逝，后者多指漂泊无定，此处则表现处士的仙风道骨、落拓不羁，诗境飘逸大气而不失慷慨豪迈。颔联根据季节温度的变化，具体勾勒郑处士寒时山中观棋、暖时沙洲垂钓的惬意生活，“归”“入”二字写出了毫无牵挂，以一己之身融入天地的自然，深悟归隐之旨趣，呼应“浮云一片是吾身”。颈联用张翰“莼鲈之思”、陆机“千里莼羹”两典，凝练巧妙，重视炼意。其一，以“越”“蜀”两字带出地点的转移，言其漂泊江湖，照应首句。其二，张翰、陆机皆为魏晋名士，他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为后人所赏，暗含对郑处士品格和生活方式的赞美。最后，就地取材，且精细烹调，颇富自然雅趣，远胜于席有粱肉，此郑处士远离名利之情。尾联总结其“疏放”的性格，想象日后相见“相逢一笑”的场景，蕴含着老友相见不必赘言的默契，扁舟相伴之时便也是诗人归隐之际。
这首诗前从名字比拟，后从姓比拟，始则由《杜秋娘诗》称赞杜牧文才，继而赞其武略，从积极的方面劝慰杜牧不要为年衰位卑而消极嗟叹，勉励杜牧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效力，表现了诗人极为可贵的对朋友的真诚关切和关心国家大事的豁达襟怀。这首诗构思精巧而不纤弱，气势非常轻快流畅，音调非常谐适流畅，全诗极富杜牧的清扬的特色，又具有李商隐蕴藉的风格。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写杜牧的官职、名、字和诗作，语言轻快跳脱，很富诗情。《杜秋娘诗》这首诗叙述杜秋娘沦落的悲惨遭际，抒写自己对世事无常、士林升沉荣悴的感慨，所谓“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诗为杜牧刻意精心之作，颇能代表杜牧诗“刻意伤春复伤别”之基调、诗也为李商隐所称赏，故以之作举。开头以此句笼罩全篇，定下了盛赞与劝勉的主题。
“前身应是梁江杜，名杜还应字杜持”，从名字比拟，称颂杜牧的文才。江杜，唐代诗人多将其属于梁，连杜甫也有“远愧梁江杜，还家尚头黑”之句，所以李商隐拿他来比拟杜牧文才的超群和非凡。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这二句为理解全诗的关键。上句称赞杜牧的军事才略，下句则对他进行慰勉，不要为衰老而兴嗟叹。这里用干将、莫邪名剑作喻，赞颂他对国事时局的筹策，一为执政所用，即平刘稹，收回纥，所向披靡，极赞其军事韬略的正确，绝非仅仅是纸上谈兵。然而杜牧平生自负以文才武略，可谓志大才高，但却一直屈居下位，抑郁不得志，叹老嗟卑，自伤不遇之慨是常常有的。他一则说“前年鬓生雪，今年须带霜”（《即离独酌》），再则说“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飓落花风”（《题禅院》），所以李商隐则以积极的态度劝勉他勿再嗟叹。这里的意思不过是说，您杜牧的韬略已为世所用，且有功于国，如此，那又何必在意于您个人的遇与不遇，而为此叹老嗟卑呢！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二句叙述杜牧奉诏撰写韦丹碑文事。这两句是说，杜牧文才超凡，奉诏撰写的韦碑，必将如羊祜碑一样流传千古，不朽于世。诗前从名字比拟，后从姓比拟，始则由杜诗赞其文才，继而赞其武略，最后“杜见文章必传世”。至此，对杜牧的称赞达到极致，诗亦随即作结。诗人对杜牧的盛赞情真意切，实实在在，言之有“物”，绝无无聊文人虚妄浮夸之嫌，因而，劝勉也就格外有力。
这首诗用思极为精巧，第一句用两“牧”字，第二句用两“秋”字，第四句用两“杜”字，第七句用两“江”字，五六两句用“铁”和“干镆”、 “丝”和“雪霜”重叠，第八句又用两人名字重叠，通篇只第三句一句单行，构思精巧而不纤弱，气势非常轻快流畅，音调非常谐适流畅。全诗极富杜牧的清扬的特色，又具有自己蕴藉的风格，调子既比较明快，又不失凝炼深沉豪迈之气，个中旨趣全由诗的格调和情感而出。纪昀对义山诗多有微，对此诗却尤为称道：“自成别调，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亦可谓中肯之辞。
诗人的政治遭遇远比杜牧不幸得多，但却能够从积极的方面劝慰杜牧不要为年衰位卑而消极嗟叹，勉励他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效力，表现了诗人极为可贵的对朋友的真诚关切和关心国家大事的豁达襟怀。
首句“高楼风雨感斯文”，写自己对杜牧诗歌独特的感受。这是一个风雨凄凄的春日。诗人登上高楼，凭栏四顾，只见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迷茫的雨雾中。这风雨如晦的景象，正好触动胸中郁积的伤世忧时之感。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对杜牧的诗作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为后者就是“高楼风雨”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杜牧的“斯文”，不能确指，也不必确指，应是感伤时世、忧愁风雨之作。
次句“短翼差池不及群”，转说自己，也暗含杜牧。这是一首送别诗。李商隐用“差池”暗寓“伤别”之情。这句是说，自己正如风雨中艰难行进的弱燕，翅短力微，赶不上同群。
这是自伤身世孤孑，不能奋飞远飞，也是自谦才力浅短，不如杜牧。这后一层意思，正与末句“唯有”相呼应。上句因“高楼风雨”兴感而兼写双方，这句表面上似专写自己。其实，“短翼差池”之恨不独李商隐。他另一首《赠杜十三司勋员外》曾深情劝勉杜牧：“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正说明杜牧同样有壮心不遂之恨。这里只提自己，只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三、四两句极力推重杜牧的诗歌。伤春、伤别，即“高楼风雨”的忧时伤世之意与“短翼差池”的自慨身世之情，也就是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伤春”、“伤别”，高度概括了杜牧诗歌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主题，并揭示了带有那个衰颓时代所特有的感伤情调的艺术风格。“刻意”二字，既强调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又突出其运思寓意之深厚，暗示他所说的“伤春伤别”，并非寻常的男女相思离别，伤心人别有怀抱。末句“唯有”二字极高评价了杜牧在当时诗坛上的崇高地位。
这首诗之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极力称扬杜牧，实际上含有引杜牧为同调之意。既评杜，又属自道。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诗人在评杜、赞杜的同时，也就寄托了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
《碧城三首》是李商隐诗最难懂的篇章之一，历来众说纷纭。清代姚培谦认为是“君门难进之词”（《李义山诗集笺》）；朱彝尊谓，第三首末联的“武皇”，唐人常用来指玄宗，应是讽刺唐明皇和杨贵妃；纪昀认为三首都是寓言，然所寓之意则不甚可知；明代胡震亨则认为：“此似咏唐时贵主事。唐初公主多自请出家，与二教（指佛教、道教）人媟近。商隐同时如文安、浔阳、平恩、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主，皆先后丐为道士，筑观在外。史即不言他丑，于防闲复行召入，颇著微词。”（以上均见《李义山诗集辑评》）程梦星、冯浩、张采田等均赞同此说，认为朱氏之说未免迂曲。其实，第三首末联云：“《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两句讽刺意味非常明显；而“莫道”云云，又似非指明皇而言，因为他和杨贵妃的事，在唐代是人所共知的，李商隐之前，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早就明白写过；而且全诗三首的主人公都是女子，似以胡震亨说较为可信。
诗以第一首开头二字为题，与“无题”诗同类。此首以仙女喻入道的公主，从居处、服饰、日常生活等方面，写她们身虽入道，而尘心不断，情欲未除。首句“碧城十二曲阑干 ”写仙人居地。碧霞为城，重叠辉映，曲栏围护，云气缭绕，写出天上仙宫的奇丽景象。次句“犀辟尘埃玉辟寒”写仙女们服饰的珍贵华美 。接着写仙女的日常生活，第二联把仙女比作鸾鸟，说她们以鹤传书 ，这里的“书”，实指情书。鸾凤在古代诗文中常用来指男女情事，“ 阆苑”、“女床”亦与入道女冠关合。此联与首二句所写居处服饰及身份均极其高贵，应为贵家之女。第三联“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表面上是写仙女所见之景，实则紧接“ 传书”，暗写其由暮至朝的幽会。“星沉海底”，谓长夜将晓之际；雨脚能见，则必当晨曦已上之时。据宋代周密《癸辛杂识》引《荆楚岁时记》载，汉代张骞为寻河源，曾乘槎（木筏）直至天河，遇到织女和牵牛。又宋玉《高唐赋序》写巫山神女与楚怀王梦中相会，有“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之句。可见，诗中“雨过河源”是兼用了上述两个典故，写仙女的佳期幽会事。因为仙女住在天上，所以星沉雨过，当窗可见，隔座能看，如在目前。末联“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上联隔座看雨，天色已明，情人将去，所以结联以“晓珠”紧接上文，意思是说，如果太阳明亮而且不动，永不降落，那将终无昏黑之时，仙女们只好一生清冷独居，无复幽会之乐了。反过来，如果昏夜不晓，即可长夜欢娱而无尽头。诗用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的方法，表现仙女对幽会的留恋不舍，难舍情缘。此诗通篇都用隐喻，写得幽晦深曲。本来是写人间的入道公主，却假托为天上的仙女；本来是写幽期密约，表面却只是居处、服饰和周围的景物。诗人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出，而是采用象征、暗示、双关、用典等表现方法，乍一读去，似觉恍惚迷离，难明所指。然而只要反复体味，仍能曲径通幽，捕捉到诗的旨趣。此诗想象极其丰富，把场景安排在天上，将道教传说和古代优美神话引入诗中，不但很好地表现了诗的主题，而且使诗显得极其瑰伟奇丽。尤其是第三联，设想之新奇，景象之壮美，用典之巧妙，词意之幽深，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第二首诗紧接第一首，写诗人于孤苦寂寞中回忆一次热烈的幽会，前六句之热烈狂放，与后二句之孤苦凄冷，造成强烈的对比。首联即写一对情侣如胶似漆，对其影而闻其声，是从男性视角而言，极写情侣娇美可爱。“玉池荷叶正田田”，运用道藏隐比手法，借用汉乐府传统，写情人的体美。颔联是幽欢中的一个小插曲。男方叮咛女方：你只应跟我欢会，回首赐情；可别见异思迁，又去爱上别的风流男人。颈联龙凤对举，为义山情诗中固定格局：龙代男性，凤代女性，两情和谐，热烈奔放，幽欢高潮，紫凤放娇，口衔楚佩；赤龙狂舞，撩拨湘弦。“楚”与“湘”，仅为律诗中雅化之词，不必坐实楚地湘水。末联笔锋陡然一转，诗人从想象回到现实，现实是孤独寂寞的。末联怅望独眠时，是诗人构思此诗的时间。此诗前六句，均写男欢女爱，云情雨意，似乎不登大稚之堂。其实，中晚唐崇道成风，白居易、白行简、元稹、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都有大量写性爱的文学作品。李、温、段号称晚唐“三十六体”，三位诗人专写风流艳诗。晚唐写艳体成风，诗人们相互攀比：谁能把爱情生活写得更雅更美，谁就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比赛的结果是李商隐独占鳌头，成为“赋高唐”的第一流诗家。这首诗，在玉溪生集中也很突出：玉池荷叶，鲜美娇嫩。紫凤放娇，热烈奔放。赤龙狂舞，尽情放纵。这首诗有着一系列的隐比，一系列的联想。诗人巧妙的创造，雅化、诗化了无法形之笔墨，无法以言辞表达的内容，跟《金瓶梅》、《肉蒲团》之类露骨的描写相比，作者的创造是成功的。
《碧城三首》之二与前二首相连，均与玉阳山恋情有关。《唐音戊签》以为“初瓜写嫩”；《曝书亭集》以为此诗写唐明皇、杨贵妃七夕定情，都与诗旨不合。全诗写诗人与女冠极隐秘的恋爱事故。结构为六二分写：前六句回忆叙事，后二句回到现实，作解释的语气。首联写他们的幽会都是两相预约，预定日期，犹如七夕牛女相恋。女冠的“洞房”，帘掐垂下，幽深隐秘。第二联以两个典故巧妙比喻怀孕及打胎。一轮明月，初生兔影，以喻妇女怀孕。绞起铁网，不见珊瑚，以喻胎儿未产。“玉轮顾兔初生魄”，运用《楚辞》中典故，只与怀孕之意象有关。绞起铁网。原本有珊瑚枝，是极美妙的生儿育女的意象。这两句的意蕴十分明确，旧时注家或穿凿，或不知意象的象征含意，故不明此诗与怀孕、打胎有关。第三联神方驻景，原指保健、健美、长生的药方，能使青春长驻，永葆青春。但这一联放入此处，显然是选择打胎之方，不让女性生孩。妇人生育，容易衰老；不必生育，故能“驻景”，留住青春美貌。另一方面，道观中生育，也严重违反教规，故“检与神方”，把胎打掉，势在必行。事情败露，无法往来，故只能把以前的情书都收起来，以免扩大事态。末联解释：我们的恋爱被别人知道了。这是无法隐瞒的事。武帝与西王母人神之恋何等隐秘，但也被后人知道，写入《汉武帝内传》，弄得人人知道。“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口吻。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