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公元前601年,单襄公受周定王委派,前去宋国、楚国等国聘问。路过陈国时,他看到路上杂草丛生,边境上也没有迎送宾客的人,到了国都,陈灵公跟大臣一起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去了著名的寡妇夏姬家,丢下周天子的代表不接见。单襄公回到京城后,跟定王说,陈侯本人如无大的灾难,陈国也一定会灭亡。
单襄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两年后,与夏姬私通的陈灵公在谈笑中侮辱夏姬的儿子夏征舒,被夏征舒射死。
单襄公的先见之明不止一次。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楚晋两国对决,结果楚军大败。晋国获胜后,派至向周简王告捷。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至,互赠厚礼,谈笑甚欢,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至。至还在邵桓公面前自夸功大,说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单襄公:“王叔简公称赞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单襄公很不客气地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至这种人吧。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怕掩盖了别人的长处。大凡人的天性,总喜欢超过别人,但不能用无视别人长处的手段。越是要掩盖别人的长处,他压制下边的人也就越厉害,所以圣人看重谦让。如今至的位置在晋国其他七卿之下而想超过他们,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刀已经架在至的脖子上了。
单襄公的这个预言还未完,到了第二年,前574年,鲁成公跟晋、齐、宋、卫、曹、邾等国在柯陵结盟。单襄公躬逢其盛。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睛望远不望近,脚步也抬得高高的,心不在焉。又看到晋国的大臣说话很冲,说话则总是绕弯子,至还是那样自吹自擂,齐国的大臣国佐说话也是毫无忌讳。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甚至齐国的国佐也有灾祸,他处在淫乱的齐国,却喜欢讲直话,明指他人的过失,这就会招人恨。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随意指责,齐国有这种人吗?
单襄公一口气预言五个人的命运。先知的话很快实现,晋厉公回国不久就诛杀三。第二年,前573年,晋国大臣诛杀晋厉公,葬礼只用了一车四马。同年,齐灵公杀国佐。单襄公的预言不到三年就全部实现。
单襄公的先知之能尚不止此。他还预言了寄留于周天子脚下的晋襄公的曾孙周子将来一定会成为晋国的国君。结果,晋厉公被弑后,国中无主,晋人迎回周子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至此,单襄公的预言彻底实现。
对单襄公的预言,人们一直试图进行理性的解释,却也难以理解先知的能耐。
和亲,是在帝国看似强盛的肌肉上深深扎下的一根尖刺,让无数帝国有心之士彻夜难安,痛不欲生。在辗转反侧之中,是否会有人扪心自问,这样的决策对于那些如花女子公平与否?事实上,没有人去关怀这些可怜女孩子们的微弱愿望。 在所有胸怀宏伟大业和深陷政治漩涡之中的那些人看来,能够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数十年的安宁,一切牺牲尽皆微不足道都是值得与舍弃的,如此置换的结局甚至显得十分美好。在汹涌澎湃的和亲大潮翻滚之下,没有人能够看到女子流淌下来的热泪,因为眨眼之间就淹没在这股浪潮里面,无声无息。 边地莺花少 窗外天上云舒云卷,室内史册忽明忽暗,历史烟云终归是繁花一梦,不管是霸图伟业,抑或是神仙眷侣,到底尘归尘,土归土。如果说记忆还有些许温度,也只剩腮边刚刚滑下来的那一行行热泪,滚烫而炽热。
《同李少府观永乐公主入蕃》 作者孙逖,唐朝诗人,大家只要知道他与“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齐名,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毕竟其人阅历事迹,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基本上是茫然地,知道与不知道,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有什么是要补充的,便是《全唐诗》收其诗一卷,共六十首,这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有兴趣的,可以去翻阅一二。 关于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根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三年,契丹首领李失活率部来降,第二年唐玄宗封东平王外甥杨元嗣的女儿为永乐公主,并把她赏赐予李失活为妻。那么我们根据本诗题目,可以得知此诗当是写作于这个时间段内。
都说大唐盛世,其实唐朝特不是东西。其中一个庞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政治上的“和亲”之举措。把大唐女性都当作了什么?如此看来,大唐上下无一是男儿。可能热血,都已经淹没在了石榴裙之下了,萎了,缩了。如果一个“盛世”是靠出卖来维系的,这样的“盛世”,不要也罢!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非常好理解,在开头两句,诗人主要对边地做了一番叙写,“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荒凉的边境地界之上,花花草草非常的稀少,更不用说叫声动听的那些黄莺儿,亦是十分罕见。长年累月生活在这种苦兮兮的地方,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再也找不出来一丝半分的新鲜感。 然而事实上,诗人本身只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描写大多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当然,这些虽然只是听说,但却不能怀疑其中的真实性。处在诗人当时的位置上,多少还是能够得到一些与边境上有关的事迹的,其中的艰辛自然会有人讲述。或许正是如此,诗人方才会在诗的开端,对边地恶劣的环境进行一番描绘。
接下来两句,“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诗人经过前面的叙述,在此就含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美丽的姑娘恍然从天上降落在这里,从此以后,原本荒凉的边境要塞就要变得充满生机勃勃。这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浅显的,也是缺乏意义的。
历史上,对于这首小诗,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以《唐诗解》为代表,论述道:“以天上之美人入无花草之地,果能使龙塞生春乎?痛惜之意,见于言外。”意思是,诗人在此所写的,其实全部都是说的反话。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字面背后的阴影,来认真分析诗人真正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另一种以《唐诗选附注》为代表,认为:“按公主何可以为美人称之?通篇语亦轻薄,不足观,何论者徒以新意见赏也。”这个意思完全和上面相反,并且反驳指责“以新意见赏”是一种是非不分的恶习行径。此种恶习,其实至今仍旧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态,可谓混淆黑白,是非不分。
如果我们把本诗题目和内容结合起来,再仔细地观察考量,就会发现此诗并不简单,它确实包含着自己的意图。所以,《唐诗解》的看法其实并没有错,诗人的确带有正话反说的目的性质。荒凉的边塞之地,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美人”的到来,就突然改变了恶劣的面貌呢?这是根本不会存在的虚无缥缈之幻想。结合题目中“观永乐公主入蕃”之事件,便可以体会到诗人对“蕃人”的痛恨之意。“公主入蕃”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一种被逼迫之后的失策,其让大唐男儿面目何在? 基于此点,我们便会体悟到《唐诗选附注》里的愤慨“通篇语亦轻薄”,恰恰便是这种轻薄之意,可以很好地让我们领会到诗人的本意。因为本诗最后两句,诗人的视角开始变换到“蕃人”的角度上来。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此处诗人为什么会大胆以“美人”称呼永乐公主了。只有那些尚未开化的“蕃人”,才会高兴地以“美人”称呼公主,而此处充斥着肉腻气息的无边“春色”,对于唐人来说却是一种带着深深恶意的羞辱之色。
综观此诗,如果单凭诗歌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恶俗景象,是无法真正解析此中内在含义的。只有把诗作和题目两相紧密结合在一起,关注诗歌产生的相关背景,才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察觉到诗人隐忍不发的难以排遣的那种愤慨之意。这种小人物“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无能为力感,直到今天,仍旧让我们为之喟叹不已。
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
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感动。 胡曾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
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首词刚一看似乎是写一位弃妇的痛苦心情,其实更有深意。上阕开头展现一位被西风吹乱鬓发的妇人形象,牵起对于往事的回忆。下阕即景抒怀,表达被弃的痛苦。“阴晴”句转作自慰,但又不甘心“被弃”的遭遇。最后终于意识到痛苦根源:是错结了富贵鸳鸯。开篇三句:“对西风、鬓摇烟碧,参差前事流水”,写一位女子对着瑟瑟的秋风,鬓发蓬乱,满腹心事。意在说明:这个女子的遭遇很不幸,内心异常矛盾和苦痛。此刻,她浸入对往事的追忆,品尝着爱情幻灭的苦涩的滋味。
“紫丝罗带鸳鸯结,的的镜盟钗誓”,女子回忆她和情人情投意合时的情景。男子给她系上佩戴鸳鸯结丝带,表示他们的缕缕柔情,山盟海誓永不分开。“镜盟”,借徐德言与乐昌公主事,表示夫妻决不离异。“钗誓”,典自陈鸿《长恨传》唐玄宗和杨贵妃“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
“浑不记,漫手织回文,几度欲心碎。”笔锋一转,男子负心绝情前秦时苏蕙苦苦思念丈夫窦滔,织锦用来写首尾都能诵读的诗寄到远方,回文、织锦之典,用来指寄给丈夫的书信。女子“手织回文”,寄给情人而不得消息,依然伤悲而已。
上承定情,负誓,“安花著蒂。奈雨覆云翻,情宽分窄,石上玉簪脆”,女方从男方漠然反应中看出事情已无可挽回,努力将是徒劳而已。爱情的花朵已经凋落,流不焉再有情。“雨覆云翻”,句出自杜甫《贫交行》“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比喻男子的态度没有恒常。女子一片真心,付之东流,两人的爱情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最终走上了不可挽回的绝路。
这几句表明了女子的愿望,但男子态度无情无义,终于走上像玉簪一样摧折。“朱楼外,愁压空云欲坠。月痕犹照无寐。”女子站在楼头,思绪万千。朱楼外,天空中沉沉云雾,被她心头沉重的愁绪压得似乎要坠落下来似的。以云衬愁,哪知愁比云更厚更重。夜幕降临,月突破云的包围,洒下银色的光辉,使她久久不能安眠。几点愁肠,几处苦痛。
“阴睛也只随天意,枉了玉消香碎”,“阴情”偏取“阴”义,意表爱情生活的不幸。嗟叹重拾,觉悟顿生。既然天意如此,也只好顺从天意,尽管为此而“玉消香碎”即忧郁憔悴至死,也不是枉活一场?
“君且醉。君不见、长门青草春风泪。”想得通了,心胸顿觉豁达。“长门青草”,源于五代薛昭蕴《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和韦庄《小重山》“绕庭芳草绿,倚长门”,又借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幽居于长门宫事以自喻。“春风泪”王安石《明妃曲》“泪湿春风鬓脚垂”。春风指面,杜甫在《咏怀古迹》中有句“画图识得春风面。这几句是女子的自我宽慰。宠辱皆是过眼烟云,终究是一场空。完全不必为云而耗神。
“一时左计。悔不早荆钗,暮天修竹,头白倚寒翠。”“荆钗”,《烈女传》讲:“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表示妇女的服饰朴素。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赞颂妇女生活清贫寂寞而品质忠贞高尚。女子后悔当年一时糊涂,以致落个弃妇的下场,倒不如就做一个贞女,一直过着寂寞清贫的生活。词在悔恨交加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词用典或化用前人诗词成句的地方很多,但融化无迹,如同己出,十分自然精切。上片陈思往事,叙事性很浓,作者运用比喻和比喻性很强的典故来写,收到了叙事清晰、生动形象、词简意丰的效果。下片书写愁绪和悔恨之情,自铸词语和融化典故除了仍有上述特点外,还善于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因而更增强了抒情的生动性和形象感。作者是宋末遗民。从他所处的时代看,词写的似乎并不单纯的弃妇之恨,还寄托着词人亡国之思。
第一首诗揭示了歌女易获赏赐而织女辛劳无赏的现象,表现了作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指责和对织女的同情。第二首如为织女代言,道出了织女在寒冬里辛苦劳动反而比不上歌女唱一曲歌所得的赏赐这样一个辛酸事实。这两首诗语言平直朴实,描写生动形象,都运用对比手法,取得鲜明的艺术效果。
蒨桃这组诗的第一首,是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一二句写美人。“一曲清歌一束绫”表明寇凖对歌女的赏赐极多,而这么多的赏赐,“美人犹自意嫌轻”,说明歌女索取赏赐的不知满足,而且寇凖的毫不足惜而滥施赏赐。
三四句转写织女的辛劳。设问而不答,而答案自明,织女织绫非常辛苦。两相对照,蒨桃深感不平,因此她要站出来说话,表现了蒨桃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指责和对织女的同情。此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寇凖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作风。全诗出语坦率,倾向鲜明。
第二首,蒨桃犹如是在为织女代言了,因此这四句很像是织女的独白。这个独白道出了如此一个辛酸事实:北风猛烈地吹着,一年四季为人织绫的织女自己“可怜身上衣正单”。她在那幽暗的窗下,一刻不停地投梭织绫,只听得织机轧轧地叫着。天冷极了,那梭子握在手里也是冷冰冰的。虽然“鸡鸣入机织”,可是冬天日短,往往整天也织不满一尺。人是这样的辛苦,根本比不上那位妖冶的歌女,唱一曲歌就能得大量赏赐。这段代言,语意沉痛,辞气哀怨,表达了蒨桃对处于生活底层的织女们的深切同情。
作为一个侍妾,地位是很低下的,所以她才能如此真切地体念到织女的苦楚,而以诗的形式向豪侈的寇准进言,很像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的讽喻诗。这位不谙蚕织苦、只知挥霍的相爷看了蒨桃的诗,却对蒨桃之言颇不以为然,步她第二首诗的原韵,写了一首《和蒨桃》,直言不讳地回答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樽前听艳歌。”说他要及时行乐,还要听歌。要听歌就要大量赏绫,蒨桃的诗等于没有做,反映了这位宰相思想的另一面。
然而蒨桃是可敬的。一个地位卑下的侍妾,她在寇凖宴乐之际不去乘兴助乐,反而作诗批评一位堂堂的当朝宰相,她知道寇凖可能会发怒,但是她敢说,她有足够的勇气来诉说不平,又有足够的勇气来写出不平之鸣。这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才女。其诗其人都博得了千百年来读者们的爱戴和尊敬。
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娉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
李白从世俗的喧嚷中走出,来到山碧林翠的庐山屏风叠。“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就是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将行程添上几番神秘,几番秀气。诗人情感由豪放变成和缓,表现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的从自然而来,返归自然的艺术心态。所以他毫不晦隐地写道:“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李腾空是唐相李林甫之女,她才智超人,又极有姿色。然而她不慕荣华富贵,却痴心学道,自京都长安来庐山隐居,过着清苦的生活,说明唐代朝野崇尚道家风气之浓。“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寥寥数笔点化出一位心地纯白、无浊秽之气的相门女子具备的不为世俗情欲所沦丧的本性和清静的道士形象。一个人如果对世欲荣利无所追求,其归宿最好就是“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李白的妻子也是相门之后,因此也有人认为第二首“多君相门女”指的是李白的妻子。李白夫妻与李腾空一样,所企慕的就是“青莺子千岁,而千岁化桃子”(关尹子《釜》)的与世无争,长生不老的仙界生活,并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定为自己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