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勃的《王子安文集》中,可以与上面这首诗参证的江边送别诗,有《别人四首》、《秋江送别二首》等,都是他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客中送客之作。
两诗合看,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即送客之地是巴南,话别之所是津亭,启行之时是秋夜,分手之处是江边,而行人所去之地则可能是塞北,此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隔。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但就两诗比较而言,其实以第二首为胜。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泣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写得比较平实浅露,缺乏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韵味,沈德潜也不得不指出其用意“未深”;而在写景方面,“山横塞北云”一句写的是千里外的虚拟景,没有做到与上下两句所写的当前实景水乳交融,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收到景与情会的艺术效果。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应当推第二首。在这诗中,诗人的离情不是用“泣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后,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感怀此夜,就身边眼前的景色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富有情味的江边月夜图。通首诗看来都是写景,而诗人送别后的留连顾望之状、凄凉寂寞之情,自然浮现纸上,是一首寓情于景、景中见情的佳作,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还称赞这首诗末句中的“寒”字之妙,指出:“一片离情,俱从此字托出。”这个“寒”字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离开句和篇而孤立地起作用。这个“寒”字在句内还因“此夜”两字而注入离情,说明这不是通常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独有的内心感受。而且,这首诗中可以拈出的透露离情的字眼,还不止一个“寒”字。第二首首句写烟而曰“乱”烟,既是形容夜烟弥漫,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次句写月而曰“飞”月,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也暗示诗人伫立凝望时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第三句写离亭掩而加了“寂寞”二字,既是写外界的景象,也是写内心的情怀。从整首诗看,诗人就是运用这样一些字眼把画面点活,把送别后的孤寂怅惘之情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而这首诗的妙处更在于这融化的手法运用得浑然无迹;从而使诗篇见空灵蕴藉之美。
首句“游人五陵去”“游人”,强调其浪游者的身份。“五陵”本为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都在长安,诗中用作长安的代称。京华之地,是游侠云集之处。“宝剑值千金”,惜别赠别乃知之所为这句诗本为曹植《名都篇》诗句,这里信手拈来,不仅强调宝剑本身的价值,而且有身无长物的意味。这样的赠品,将是无比珍贵,不可等闲视之。诗中写赠剑,有一个谁赠谁受的问题。从诗题看,本可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作者送朱大以剑。而从“宝剑”句紧接“游人”言之,似乎还可理解为朱大临行对作者留赠以剑。在送别时,虽然只能发生其中一种情况;但入诗时,诗人的著意唯在赠剑事本身,似乎已不太注重表明孰失孰得。这反而耐人寻想。
千金之剑,分手脱赠,大有疏财重义的慷慨之风。不禁令人联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那便是“延陵许剑”。《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受封延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季札挂剑,其节义之心固然可敬,但毕竟已成一种遗憾。“分手脱相赠”,痛快淋漓。最后的“平生一片心”,语浅情深,似是赠剑时的赠言,又似赠剑本身的含义——即不赠言的赠言。只说“一片心”而不说一片什么心,妙在含浑。却更能激发人海阔天空的联想。那或是一片仗义之心,或是一片报国热情。总而言之,它表现了双方平素的仗义相期,令人咀嚼,转觉其味深长。浩然性格中也有豪放的一面。唐人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称他“救患释纷,以立义表”,“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新唐书·文艺传》谓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那么,这首小诗所表现的慷慨激昂,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这两首诗与杜牧《赠别》主题相同,即和心爱的姑娘分别时的离别之作,但写法各别。离亭指分别时所在之地,亭即驿站。赋得某某,是古人诗题中的习惯用语,即为某物或某事而作诗之意。诗人在即将分别的驿站之中,写诗来咏叹折柳送别这一由来已久但仍然吸引人的风俗,以表达惜别之情。
第一首起句写双方当时的心绪。彼此相爱,却活生生地拆散了,当然感到无聊,但又势在必别,无可奈何,所以只好暂时凭借杯酒,以驱散离愁别绪。次句写行者对居者的安慰:“既然事已至此,不能挽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希望于你的,就是好好保重身体。你本来已是眉愁腰细的了,哪里还再经得起损伤?”这句先作一反跌,使得情绪放松一下,正是为了下半首把它更紧张起来。第三句是一句惊心动魄的话。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比分别更令人痛苦。这句话是判断,是议论,然而又是沉痛的抒情。第四句紧承第三句,针对第二句。既然如此,即使春风有情,不能因为爱惜长长的柳条,而不让那些满怀着“人世死前惟有别”的痛苦的人们去尽量攀折。这一句的“惜”字,与第二句的“损”字互相呼照。因为愁眉细腰,既是正面形容这位姑娘,又与杨柳双关,以柳叶比美女之眉,柳身比美女之腰,乃是古典诗歌中的传统比喻。莫损也有莫折之意在内。
第二首四句一气直下,又与前首写法不同。前半描写杨柳风姿可爱,无论在烟雾之中,还是在夕阳之下,都是千枝万缕,依依有情。而杨柳既如此多情,它就不会只管送走行人,而不管迎来归客。送行诚可悲,而迎归则可喜。因此,就又回到上一首的“莫损愁眉与细腰”那句双关语。就人来说,去了,还是可能回来的,不必过于伤感以至于损了愁眉与细腰;就柳来说,既然管送人,也就得管迎人,不必将它一齐折掉。折掉一半,送人离去;留下一半,迎人归来,则为更好。
诗人的大女儿要出嫁,他的心情异常复杂,遂写了此诗。此诗是父女情的白描,是真性情的流露,令人读来感伤不已。
女儿即将远行,父亲心有不舍,却情难敌义。开头点明女儿将出嫁之事:女儿要嫁往夫家路途很遥远。念及女儿幼年丧母,自己一身兼父母之慈爱,当此离别之际,心中甚为不忍。然而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诗人忍痛告诫女儿到了夫家,要遵从礼仪孝道,要勤俭持家,这是对女儿的一片殷殷期望。
这是一首送女出嫁的好诗。送女出行,万千叮咛;怜其无恃,反复诫训。诗人早年丧妻,因为对亡妻的思念,对幼女自然更加怜爱。在长女出嫁之时,自然临别而生感伤之情。诗中说幼女与长女“两别泣不休”,其实父女之间也是如此。作者没有多写自己的直观感受,而是把更多的笔墨用于谆谆教导和万般叮咛:“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赖兹托令门,任恤庶无尤。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强忍住泪水说完这些,送走女儿才发现自己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只能与幼女相对而泣。一个情感复杂、无可奈何的慈父形象由此跃然纸上。
全诗情真语挚,至性至诚。慈父之爱,骨肉深情,令人感动。“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两句,可作为嫁妆的千秋典范。
李胄,一作李曹,又作李渭,其人,其事,以及他与韦应物的关系,似已无考;从此诗看,想必两人的交谊颇漠。诗中的“楚江”、“建业”,是送别之地。长江自三峡以下至濡须口(在今安徽省境内),古属楚地,所以叫楚江。建业,原名秣陵,三国时吴主孙权迁都于此,改称建业,旧城在今南京市南。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写送别之地,扣紧“雨”、“暮”主题。二、三两联渲染迷离暗淡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浦树含滋,境地极为开阔,极为邈远。末联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全诗紧扣“暮雨”和“送”字着墨。
首联“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起句点“雨”,次句点“暮”,直切诗题中的“暮雨”二字。“暮钟时”,即傍晚时分,当时佛寺中早晚都以钟鼓报时,所谓“暮鼓晨钟”。以楚江点“雨”,表明诗人正伫立江边,这就暗切了题中的“送”字。“微雨里”的“里”字,既显示了雨丝缠身之状,又描绘了一个细雨笼罩的压抑场面。这样,后面的帆重、鸟迟这类现象始可出现。这一联,淡淡几笔,便把诗人临江送别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同时,为二、三联画面的出现,涂上一层灰暗的底色。
下面诗人继续描摹江上景色:“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漠不见,浦树远含滋。”细雨湿帆,帆湿而重;飞鸟入雨,振翅不速。虽是写景,但“迟”、“重”二字用意精漠。下面的“漠”和“远”又着意渲染了一种迷蒙暗淡的景色。四句诗,形成了一幅富有情意的画面。从景物状态看,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帆来鸟去为动,但帆重犹不能进,鸟迟似不振翅,这又显出相对的静来;海门、浦树为静,但海门似有波涛奔流,浦树可见水雾缭绕,这又显出相对的动来。从画面设置看,帆行江上,鸟飞空中,显其广阔;海门漠,浦树远,显其邃邈。整个画面富有立体感,而且无不笼罩在烟雨薄暮之中,无不染上离愁别绪。
景的设置,总是以情为转移的,所谓“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诗人总是选取对自己有独特感受的景物入诗。在这首诗里,那冥冥暮色,霏霏烟雨,固然是诗人着力渲染的,以求与自己沉重的心境相吻合,就是那些用来衬托暮雨的景物,也无不寄寓着诗人的匠心,挂牵着诗人的情思。海门是长江的入海处。南京临江不临海,离海门有遥遥之距,海门“不见”,自不待言,何故以此入诗?此处并非实指,而是暗示李曹的东去,就视觉范围而言,即指东边很远的江面,那里似有孤舟漂泊,所以诗人极目而视,神萦魂牵。
然而人去帆远,暮色苍苍,目不能及;但见江岸之树,栖身于雨幕之中,不乏空寂之意。无疑这海门、浦树蕴含着诗人怅惘凄戚的感情。诗中不写离舟而写来帆,也自有一番用意。李白的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是以离帆入诗的,写出了行人远去的过程,表达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感情。此诗只写来帆,则暗示离舟已从视线中消失,而诗人仍久留不归,同时又以来帆的形象来衬托去帆的形象,而对来帆的关注,也就是对去帆的遥念。其间的离情别绪似更含蓄漠沉。而那羽湿行迟的去鸟,不也是远去行人的写照吗?
经过铺写渲染烟雨、暮色、重帆、迟鸟、海门、浦树,连同诗人的情怀,交织起来,形成了浓重的阴沉压抑的氛围。置身其间的诗人,情动于衷,不能自已。猛然,那令人肠断的钟声传入耳鼓,撞击心弦。此时,诗人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离愁别绪喷涌而出:“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随着情感的迸发,尾联一改含蓄之风,直抒胸臆;又在结句用一个“比”字,把别泪和散丝交融在一起。“散丝”,即雨丝,晋张协《杂诗》有“密雨如散丝”句。这一结,使得情和景“妙合无垠”,“互藏其宅”(王夫之《姜斋诗话》),既增强了情的形象性,又进一步加漠了景的感情然彩。从结构上说,以“微雨”起,用“散丝”结,前后呼应;全诗四联,一脉贯通,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