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被贬)53行:诗人从自己的家世和出生写起,回顾了自己有生以来的努力、追求、奋斗以及所遭受的失败,满腔悲愤地表述了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九死未悔的态度。
第二章(反思)38行;接着面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毕竟惨遭失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诗人以“路径似未看清兮”领起,先以“退身修整服装”一般地表现自己的反思,但仅如此则缺乏波澜,且难以深入,所以借“家姐”这个人物从反面来责备、劝说,以逼出“找舜帝评理去”一节,既深化了反思,又强化了情感。连情谊最亲密、对自己最关心的“家姐”,也如此责骂、劝说,世上还有谁能理解自己呢?一气之下便“找舜帝评理去”。反思的结果,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第三章(再试)38行:又积极地重新求索,然而上下求索后却没有结果。诗人写自己的“仔细寻路”。这是在遭遇诽谤之后的重新努力,但无论叩“天门”还是“求美女”,都以失败告终。
第四章(徘徊)38行:诗人又陷入苦闷与徘徊之中。辛辛苦苦的求索又遭失败,究竟何去何从?诗人无奈,于是“取琼茅来卜卦”,请灵氛为他占算以决疑。灵氛卜卦的结果是必须远游离开楚国才有出路。经过一番考虑,仍然犹豫不决。于是再请巫师降神求教。之后,又经反复审慎的思索,最终决定“远游自离去”,离开楚国出游。
第五章(他投)21行;通过审慎思虑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徘徊,认可了灵氛的“吉卦”,选择“吉日”出发。但充满憧憬的出游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中途放弃了:”曲身回首停步“。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追随彭咸归去!”
诗歌通篇是第一人称叙事的结构,情节分明,脉络清晰,而它的言志、抒情,则全都融入叙事过程之中,密切结合情节发展的具体阶段来进行,从而达到一种悲愤倾诉的强烈效果。
全诗按思想感情的脉络,可以分成九段。
第一段是总起,交代远游的原因。基调是开头两句:“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对恶浊朝廷的迫害充满悲愤,只得去远游了。到哪里远游呢?“托乘而上浮”,去的是天上,是人们所崇仰的神仙世界。
第二段写远游者的心境,反覆吟咏“心愁凄而增悲”、“求正气之所由”,定下全诗感情基调:悲愤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到四方远游的宁静环境,和诗人关怀现实的热烈内心,形成一对矛盾,从而引导下文诗人情绪的多变反覆。
第三段提出一系列的仙人:赤松子、傅说、韩众等,作为追慕的对象,“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不过,诗人内心仍然隐隐作痛:他忘却不了故乡,忘却不了世俗社会。难道得道升天、腾云驾雾,就可以躲避小人们的迫害吗?诗人无法回答。诗人的怀疑,实际上是自己对远游复杂的心理表述。
第四段诗人的思绪又回到世俗社会,想到善良忠诚而遭朝廷迫害的情形,感到高阳帝时代清明的政治不会再出现,只好认真规划自己远游的行程了。第四段与第三段在内涵上相对。第三段写上天游玩却怀念人间,第四段写人间受苦就向往上天遨游。天上人间,始终成为诗人心灵的两极,时左时右,使情绪澜翻不已。
第五段是对三、四段情绪的决断。一开头有“重曰”二字,先重重地下断语:“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世俗社会不能再留恋了,还是去飞天遨游吧!向南、向南,先向南方游览。诗人决断去远游,又定下方向,至此,才是远游从思想落实到行动。那么,诗人向谁请教远游的道理呢?第一位远游导师,便是王子乔。定了信念,请教仙人,远游便确定无疑了。
第六段是仙人王子乔的话。诗人把仙人的话,用富有节奏的文字记录下来,实质上是通过王子乔的话,表达自己对远游的体会:既然现世已无有道贤君,那么,上天悟道就是成仙立德了。古人说,人生三项不朽的事业是立德、立言、立功,立德是最重要的。既然在人间不能再立德,成仙修行便是最佳道路了。王子乔的话,诗人的领悟,都集中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一点上,可见诗人仍未忘情于世:人间的道德规范永远深烙在他心中。
第七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一站:上天宫参观。上天之前,诗人吸取天之精气,神旺体健,然后乘云上天,进入天宫之门,游览清都等天帝的宫殿。古时说天帝宫殿在天的中央,诗人升天后先到天中央,作为出发的基点,可见在他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天帝,那是人间君王在天界的投影。隐约之间,人们感到屈原离开楚国都城远游,心中时刻忘不了人间的君王。
第八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二站:游览天上的东方与西方。先是游东方。诗人出游的队伍不是三两什役,而是一大队龙神卫护,八龙驾车,风伯、雨师、雷公做侍卫,真是威风八面、气势威严。拜会过东方太皓天帝和西方金神蓐收之后,诗人有点飘飘然了,享受到得道成仙的乐趣。但是,从高空下视。瞥见故乡,心中不禁隐隐作痛。该怎么办呢?决定再向南游,希望找到舜帝一诉衷肠。这一段写出游队伍的庞大神奇,既有大胆热烈的想像,又有丰富具体的铺陈,使出游的行列成为神仙世界的展览,渲染出成仙得道的快乐气氛。
第九段是全诗的结束,又可分两个层决。第一层写游览南方和北方,拜会南方之神祝融和北方之神颛顼,都深受教益。游南方北方的描写,比游东方西方简单一些,因为同样一支队伍,不必重复描述。只是突出了南方的鸾迎宓妃、湘灵鼓瑟,以及北方的冰积寒冷。第二层概括游览东西南北四方天空大地,感悟到人间应该有一个新的世界,那便是超越儒家的教化,使人与天地元气相一致,天、地、人和谐共处。这样,即使不离开人间远游,也能感受到生命的快乐了。
《远游》一诗,写的是想像中的天上远游,表达的是现实人间的理想追求。诗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怪异之物,先后有太皓、西皇、颛顼等四方上帝。有雷神丰隆、木神句芒、风神飞廉、金神蓐收、火神祝融、洛神宓妃、湘水之神湘灵、海神海若、河神冯夷、水神玄冥、造化之神黔瀛等各类正神,有玄武星、文昌星等星官,有赤松子、傅说、韩众、王乔等仙人,有八龙、凤凰、鸾鸟、玄螭、虫象等神话动物,有汤谷、阊阖、太微、旬始、清都、太仪、微闾、寒门、清源等神话地名,迷离惝怳,令人目不暇接,心驰神摇。这正是战国时代民间传说与原始宗教交叉的产物,反映出楚文化富于想像的特色,显示了诗人吸取民间文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视野,和操纵开合运用自如的创作能力。这位伟大的诗人的诗歌为人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话素材,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借鉴依据。
《哀时命》是汉朝时被压抑、被排斥的正直知识分子的自哀之作。赋以屈原一生遭遇为主线,自哀像屈原一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也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迷茫。全文篇幅短小精悍,感情真挚,纯属骚体,保持了汉代早期骚体赋所具有的特点,是咏屈赋中的佳品。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说明所谓“哀时命”,即是哀叹时势与命运。世俗不能容纳我,我也不堪忍受这浊世,作者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及古人,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所以他希望远走高飞,去到昆仑山上的悬圃,再去钟山上采摘玉英。然而,走得再远,也抹不去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第二段描绘出作者的精神仍肆意游荡在天地之间,他想效法伏羲、唐虞、大禹及商汤,虽知困顿也不改变操守兮,终不因邪恶妨碍方正。如今世俗之人都在结党营私、勾肩搭背,而且想将斗与斛混为一体,贤者只好远离而隐藏。他希望向君王当面陈词而效忠,可惜楚王灵修不觉悟。以后怎么走,走向哪里?道路不明而甚是艰难。
第三段作者描述自己心中的愁苦,他怨恨世人手握刻刀而不会使用,操持规矩而不能画出方圆。让骏马在庭院中奔跑,怎么能够彰显出它的能力。将猿猴放进囚车牢笼,又怎么能够看到它的灵巧?所以他还是寄希望于仙人,飘飘荡荡悠游于世外,不再为世俗之事烦恼。
第四段作者反思:鸾凤翱翔于云层,所以弓箭也不能施加于它。蛟龙潜藏于深旋之渊,身体也不能挂上网罗。知晓贪食香饵而接近死亡,不如向下游动于清波。说明作者认识到,只有远离这浊世,才能远离祸端,所以他想要幽静隐居,甚至于想要扔掉这个臭皮囊,回归到沉寂安静而无生命的状况。
从全文来看,作者于文中提及“时暧暧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表达了作者感怀时光渐渐离去,但是自己却默默无名之意。此种心志反映了古时文人期待国君选贤与能,能一举发挥自己的长才,实现人生的志愿。因此和屈原的忠贞爱国的心志有所不同。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耿直清白。 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老冉冉而逮之 ,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缺少创造性,然而在内心情感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
《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
《惜誓》一诗,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在诗中,作者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
关于《惜誓》的意思,王逸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背之也。”认为是贾谊代屈原抒情和叙事。此篇和《吊屈原赋》一样,揭露了世俗之幽昏,黑白之颠倒,强调神德之人,应当远浊世而自藏,不要受制于小人,徒伤身而无功。
《惜誓》一诗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以生命为中心、神游太空、神游昆仑、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全篇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是一脉相承的。
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在《史记·屈原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中,都说宋玉生于屈原之后,到王逸才第一个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还说《九辩》是思师之作。宋玉的作品,现存十四篇,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十六篇(其中一些已残缺),可见有些作品已亡佚。现存作品中,以《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最为著名。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情胜理,用形象思维的手法,把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他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一样,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悲秋、神女、美人、风雨、山川、游历等主题,一直影响着后代的中国文学。主题
《九辩》的悲秋主题,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情深意长的悲秋之作。把秋季万木黄落、山川萧瑟的自然现象,与诗人失意巡游、心绪飘浮的悲怆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的感情外射到自然界,作品凝结着一股排遣不去、反覆缠绵的悲剧气息,勾起人们对自然变化、人事浮沉的感喟,千古之下,仍感动着无数读者。
《九辩》现传本子中,有分为九章的,也有分为十章的。其实,无论分九章、十章,都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辩,因为全篇作品,贯穿的只是悲秋主题。在不同的诗章中,不过是把悲秋情怀反覆咀嚼、重沓喻示而已。今参酌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分为十章。
开头,就鲜明地点明了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不乏人们对秋寒的畏惧,但更多是秋天农作物收获的喜悦。宋玉却把秋天万木凋落与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失去官职,没人同情,独自流浪,人过中年事业无成,所有不幸,仿佛都集中在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于是,这位贫困、孤独、哀怨的流浪者,眼目中秋天的景物,无不带上悲伤的颜色。贫士悲秋主题一旦确定,诗歌就顺利地展开了。
从第二章到第十章,《九辩》反覆抒述见秋而悲的原因。不能为世所用而事业无成,是萦绕心怀的痛苦。造成这种痛苦也是多方面的。第二章说“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美丽的女人竟然被抛弃,独自飘零远方,而所思恋之君却不理睬,爱情破灭了,能不伤心吗!第三章写一路所见秋色,眼中都是凄凉。你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寒露下来,百草焦黄,乔木落叶,春天的群芳与夏日的浓荫,都消失了。“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季节过去了,草木只能黄落;机遇失去了,贫士唯有悲哀。第四章在脉络上遥接第二章,还是以一个被君所弃的美人口吻,写她求爱不遂的悲苦。“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大门紧闭,门外恶狗狂吠,怎能传送去一片心意呢?无奈之下。只好“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在秋草摇摇的水泽边,伤心人只能仰天悲叹了!
第五章是直接模仿屈原的《离骚》和《涉江》的,所以历来评论者,大都认为《九辩》的政治性社会性就在这一章中。特别是诗中用了姜太公九十岁才获得尊荣的典故,显示诗人参与军国大事、建功立业的希冀。不过,诗中直接论及当时国家形势并不明显,反而是突出不为世用的悲哀:“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如果与诗歌中的贫士形象相联系,就可以领会到,宋玉所说的是:如果贫士为君王所用,也能像姜太公一样立下赫赫功勋;如果不能为君王赏识,只能“冯郁郁其何极”,悲愤郁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消散了!这一章笔墨集中在贫士自身进行抒情。
第六章承第五章,意蕴主旨复沓。不过,着重写霜露霰雪,突出了秋已深、冬即至的季节特点。“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季节不等人,岁月不等人,贫士失意,虽然怀着侥幸心情等待,然而仍然是无望的等待。冬季来临,能熬过这严寒吗:“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由悲秋发展到惧冬,贫士的心情更紧迫也更凄苦了。
第七章全然抒发岁月流逝的感伤,诗中秋夜、夕阳、流水、明月,无不加强了岁月不居、一事无成的慨叹。
第八章、第九章,诗歌集中突出“失人”的悲哀。所谓“失人”,一方面指掌权得势的都是薄幸小人,奸臣当道,把持国柄,使社会污秽混乱;一方面指如贫士一类贤人被弃置不用,心怀壮志宏才却不得施展,还受到小人的排挤、压迫。在悲怨之后,诗人仍然抱有希望,“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要擦干眼泪去唱歌,壮气可嘉,但底气不足,因为“失人”的现实仍然存在,贫士要抒怀,只能依赖幻想了。这秋天的悲哀,仍然盘结在贫士心胸之间。
最后第十章,是全诗的结束。悲秋如何了结呢?只有依赖浪漫主义的想像:人间得不到的,天上能够补偿。于是,贫士“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离开躯体的精魂,穿过太空的日月虹气,成了天上神灵的主宰,朱雀、苍龙、雷师、风神都听他调遣,成了他车驾的扈从,多么神气又多么得意!贫士之贫变成了贵,悲秋之悲变成了喜。悲秋的主旨却引出一个欢乐结尾,然而那欢乐只是幻想的虚构的欢乐。贫士得志,是虚幻的想像的得志,现实社会中,秋天仍然是草木黄落,贫士仍然是不为世用。现实与想像的强烈对比,把悲秋主题更加强化了。
《九辩》把一个贫士在深秋时节“失时”、“失人”的心境写得生动精彩,有很强烈的感染力。悲秋主题得到形象的感性的抒述。不过,从社会意义而言,此诗虽然也有伤时之语,但总的说来缺乏社会的指涉性。所以司马迁说“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来看,《九辩》是很成功的作品。悲秋题旨,本来是古代南方文学(以《楚辞》为代表)的特点之一,最能显示楚骚精神的浪漫主义色彩。《九辩》把悲秋题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后代人们学习的典范。从此,在中国文学中,悲秋一直是诗文家喜爱的题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潇洒俊秀的曹植有《秋思赋》、《遥逝》,高瞻远瞩的曹丕有《燕歌行》。魏晋南北朝诗人笔下的秋天,大都带有《九辩》悲秋的气息,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之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以悲秋带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更为悲秋主题谱写出新曲。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诗词中的悲秋之风始终弥漫不散。悲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作品,而《九辩》原创性的功劳,当是不可抹杀的。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