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屋山在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自古为道教圣地，号称“清虚小有洞天”，位居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开元年间，唐玄宗在王屋山为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敕建阳台观，司马承祯是李白的诗友，可能是应他的邀请，公元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的冬天，李白同杜甫一起渡过黄河，去王屋山，他们本想寻访道士华盖君，但没有遇到。可能是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孟大融的人，志趣相投，所以李白挥笔给他写了这首诗。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劳山（“崂山”在古代的另一个写法）时并没有当场吟诗，而是在离开崂山之后不久，以回忆的笔调写的。滑稽的是，唐朝的大部分皇帝都仅仅因为自认为是道教创始人李聃的后裔而把道教奉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更加滑稽的是，李白仅仅因为也姓李而去凑这个“道教至上”的热闹。他之所以去崂山，是因为唐朝另一位老道吴筠的怂恿。吴因为进士不第而学道，在744年遇到李白之前，已经去嵩山和茅山修炼过多年。李白到了崂山，印象更深的是海，而不是山，所以，他先说“东海”（东边的海，泛指，而不是现如今作为专有名词的“东海”），然后说“劳山”。
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核心部分。所以很多事物，或者说很多对事物的体验，都是用饮食来比喻。“餐紫霞”典自颜延年的诗句“本自餐霞人”。这是把紫霞比成了食物。这个比喻在西方人看来，肯定是颇为不雅。但在中国，因为饮食是文化，而且是高雅文化，什么都可以吃，意味着什么都可以文化；所以，李白在崂山上大张着嘴，做咀嚼紫霞状，不是什么刹风景的举动，反而增添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接下来，还是写吃。李白惯用夸张法，曾经有“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样的狂譬，把枣子比成瓜虽然不是那么张狂，但也够夸大的。有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辩护说，崂山土肥水富，枣子真有鸡蛋般大的。这样的辩护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对李白创作风格的误解。在我看来，如果是出自李白之口，那么，说“劳山枣子大如鸡”，都是可以的。
况且，这个比喻典自有关安期公的传说。据《史记》说，安期公吃的枣子大得像瓜。“安期公”本来是琅琊郡的一位隐士，在海边以卖药为生，老而不死，后来得道成仙，被称为“千岁翁”。他是传说中的人物，吃的是传说中的枣子；一个一千岁的人吃的枣子即使没有100年的生长期，恐怕也有几十年吧；几十年的枣子长得像个鸡蛋，就不足为奇了。
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其中之一为琅琊郡，那时，别说是崂山，连青岛都属于琅琊。秦始皇东巡的最后一站就是琅琊，曾经召见过这位比彭祖还寿长200年的安期公，密谈了三天三宿。安期公离开时，给秦始皇留言，“千年之后，求我于蓬莱山下。”因此，有一种传说认为，秦始皇派遣徐福等人入海去求的就是这位“千岁翁”。李白到了崂山，当然会听说或想起这位道教传说中的神仙，但说他“亲见安期公”，是绝对不可能。于是，又有人圆场说，李白所见的是另一个叫“安期公”的人。这样的解释累不累啊？李白自己说“亲见”就一定是亲眼所见了吗？未必也。《梦游天姥吟留别》曰：“空中闻天鸡。”难道天空中真地出现了一只鸡，李白真地听见了它的啼鸣？有人非得穷首皓经地去统计“李白斗酒诗三百”是哪三百首诗，或去考证“白发三千丈”中的“丈”是唐朝的计量单位从而证明“三千丈”是实指，这些都是陋儒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与诗人的思维有天壤之别。
白居易《长恨歌》起篇就是“安皇重色思倾国”。瞧，“俺嘲讽的不是你李隆基，而是安朝的某个昏君。你可别找我的麻烦，让我吃文字官司啊。”这等于给文字狱打了预防针。李白所拜谒的皇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拜见的时间是
742年，当时他已经41岁了，所以说是“中年谒安主”。李白坚信自己是天才，而且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他是抱着很大的抱负奉召入京的；但到了长安，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唐玄宗自己此时已沉湎于声色犬马，只想让李白当词臣，给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所以只给了一个翰林院的虚职。李白是何等人，哪受得了这等窝囊气，因此，他感觉颇为“不惬”。他在长安的酒肆、青楼赋闲、荒唐、等待了三年之后，绝望了，也厌倦了。他跟唐玄宗说，自己想还乡。唐玄宗知道他去意已决，同时知道他未必真想回老家，而是想纵情山水，所以给他写的手谕是“恩准赐金还山”。纵情山水的人是把山水当成家的，所以“还山”就是“归家”。
眼看自己年纪大了，仕途不再有望；于是，李白的济世之志转为出世之思。《抱朴子》说，人服了金液就可以成仙，就可以腾云驾雾。在上古，就有神仙以云为车的传说。诗写到这里，李白已经沉醉于自己的想象，连车子都为自己准备好了，连在天上的工作都为自己找好了——跟仙人们一起扫扫落花而已。多么轻松、惬意、逍遥。
唐玄宗是李白诗歌的“粉丝”（fans），李白离开了长安，但他的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这首崂山诗激发了唐玄宗对崂山的浓厚兴趣，4年之后，他派遣几名道士前往崂山采药，并将崂山命名为“辅唐山”，简直把崂山视若左臂右膀了。上行下效，崂山因此而出了名。这不能不归功于李白的诗篇。
这首词选自敦煌写本《云谣集杂曲子》，作者姓氏无从考证。《云谣集》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集，大约于后梁末年(922)完成，收词30首。此集作品并非出自一人，而是搜集无名氏作品的选本。它曾广泛流传民间和敦煌地区。从《云谣集》使用的调名来看，除《内家娇》之外，其余十二种调名(包括《凤归云》)都能在崔令钦《教坊记》所录的曲名中见到，所以可以推断它是盛唐前后的作品。敦煌本《云谣集》的发现是我国词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探讨词的起源、内容和形式等问题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这是一首描写征妇情思的闺怨词，以真实深切的生活感受为依托，运用委婉深邃的艺术手法，构思出具有一定典型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该词细腻入微，深刻感人，直接表达征妇悠远的离别情绪，把疯狂、炽热的思念，融化在平常的叙事中，同后期的花间词或者相似的闺怨诗相比，全无浓丽纤巧的做作，以自然、真实的风格呈现在读者面前，更有情意绵绵，深入肺腑的艺术效果。
上阕写征夫离家，“萍”飘他乡，很多年过去了，却了无消息。接着笔锋一转，征妇在明亮的月光下，听着砧杵捣衣之声，看见塞燕南飞，触景生情，再也无法静静孤独地睡在帐中，迷离间，已是魂飞梦绕。这里没有对征妇的惆怅悲苦进行直接抒情或议论，一切都是自然的情绪转移，又都在作者貌似平静的字里行间一一流露，描写之处毫无斧凿痕迹，但背后的绵绵情思、缕缕情怀，是任何艳丽的句子也难以比拟的。
下阕由征妇的长期忧念，引发征夫的薄行，并对征人忘却故人、不念亲人表示不满，但纵使是这样，又有谁把自己这样的情意传送呢?在这里，作者笔锋又是一转，在强烈思念无处抒发的情况下，她独自靠在窗前，潸然泪下，暗自祈求三光(日、月、星)，保佑她的良人早日归来。感伤之极，泪尽泣血.更是表现出她的一番痴情。在万般无奈，却又止不住的相思下，只得香尽添炉，如此反复，彻夜不眠到天亮，留下的只有无尽幽怨。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的艺术手法，既生动地描写出了征妇心焦不宁的形象，又把征妇在痛苦压身的情况下祈求上天降福征人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切感人。
在这首小词中，叙事写景只是描绘特定环境和生活遭遇的一种手段，而塑造充满闺怨情绪的征妇形象，才是全词的关键。作者笔下的景物都能把内情外景巧妙地结合，使整首词被浓浓的感情色彩所包围，逐渐深化征妇对征夫又思且恨的矛盾心理，撞击着人们的心弦，引起强烈的思想共鸣。
(朱铭) 集评
从李白《长干行》等诗中可以知道，唐时江南的商业城市，市井风俗是开化而淳朴的，男女孩童可以一同玩耍，不必设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于鹄这首《古词·东家新长儿》，也反映着这样一种生活现实。
这首诗未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而取第一人称的“代言”体裁。一位少女提起她的东家少年，似乎全是没紧要的话语，却语语饱含热情，说来十分天真动人。
少女首先提到双方同岁的事实，“东家新长儿，与妾同时生”。通常看来，这不过是寻常巧合而已。
但这寻常巧合由少女津津道来，却包含一种字面所无的意味。每当强调两个人之间牢不可破的情谊时，人们常说“虽然不能同生，也要共死。”似乎两人情同手足而不同生，乃是一种遗憾。而男女同岁，似乎还暗示着某种天缘奇遇。
其次，她又提到“并长——两心熟”。“并长”二字是高度概括的，其中含有足以让人终生回忆的事实：两家关系良好，彼此长期共同游戏，形影相随，有时恼了，一会儿又好了。童年的回忆对任何人都是美好的，童年的伙伴感情也特别亲密，尤其是一男一女之间。“两心熟”，就不光是形影相随而已，而是知心体己，知疼着热。在少时是两小无猜，长成就容易萌生出爱峦。所谓“天涯海角觅知音”“两心熟”是很重要的条件。
最后一句提到的事实更平常，也更微妙：“到大相呼名。”因为自幼以名相呼，沿以成习，长大仍然这样称呼，本是平常不过的事，改称倒恰恰是引人注意的变化。另一方面，人际间的称呼，又暗示着双方的亲疏关系，大有考究。越是文明礼貌的称呼，越适合于陌生的人；关系密切，称呼反倒随便。至于“相呼名”，更是别有一层亲昵的感觉。
短短四句只说着不打紧的话，却处处溢泄出一种青梅竹马之情。此外，诗中两次提到年龄的增长，即“新长”和“到大”，也不容轻易放过。男“新长”而女已大，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属于生理的。男女孩童的友爱，和少男少女的感情，其间有质的区别。
“到大”之后，再好的男女也须疏远，这是受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并不以会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古词》的女主人公在心中叨念东家少年——往昔的小伙伴——的时候，或许也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吧。他们虽然仍沿袭着以名相呼，却不免经常要以礼相见了。
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今昔之感，就没有什么必要对往事津津乐道了。
这首诗的语言浅近，著色素淡，但取材巧妙。民谣说：“无郎无姊不成歌”。可见情歌总是很动人的。这首诗并不明言爱情，就此而言可以说是“无郎无姊”，但这种欲言又止、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却风度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