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闲情赋》的第一节极尽夸饰之能事描写美人之容貌与品行：“夫何飘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容貌举世无双，德行也远近闻名，“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既有冰清玉洁的气质，又有深谷兰花的芬芳，情怀超世出俗，志趣高尚入云。这与其说是写美人，不如说是在自我表白。这位美人就是作者理想的外化，是作者心志、情怀的投射与再造。屈原《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显然是陶作的样板，只不过屈原是自赞自怜，而陶渊明含蓄地用自己的理想塑造出一位美人而已。“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美好时光易逝，人生旅途艰辛，百年之后都将同归尘土，何必郁郁于心！这是在劝慰美人，也是在劝慰自己。“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神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进一步状写美人的情态。
第二节写诗人对美人欲亲近又顾虑重重的复杂心情。“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 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一系列四字句，短促顿挫，使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平素持重淡泊的男子，此时面对仪态万方的绝代佳人，心脏在急剧跳动。“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慎冒礼为□。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有心无胆，犹豫彷徨，正是陶渊明性格的写照。心烦意乱不得安宁，魂不守舍，须臾之间几番往返，末二句极得恋爱中人心之真态，令人好笑又感动。
第三节是全赋的高潮，一反作者朴素淡远的风格，炽热无比。“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 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云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天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之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十愿连翩，一气呵成，要化己身为美人衣之领，腰之带，发之膏泽，眉之黛墨，身下之席，脚上之鞋，随身之影，照颜之烛，手中之扇，膝上之琴，只为了亲近美人，陪伴美人。一连串拟物手法的运用，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十种物事，寄托同一个美好心愿，十番转折，十种设想的结果，表达同一种担忧，尤为衬出心愿的强烈。
空怀十愿，无以表白，作者情绪渐渐变得低沉。“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讷，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轻松之余阴。倘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悄想以空寻！”抒情主人公过分消极，仅仅停留于心愿，不敢付诸行动，很有无故寻愁觅恨的味道。凭空设想出一个情人，本就只是为了抒发心中那份郁郁不得志的情绪，本就只是枉自嗟怨，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求有什么结果。
第五节诗人由美人乏不可求回复到自己平生志愿之不得遂上来。“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 步徒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瓢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悼，譬缘崖而无攀。”这里梦中情人已退居次席，作者开始比较直接地表现自己不知路在何方的迷惘，一事无成而时光易逝的惆怅。坐卧不安，神魂飘游，是为了那始终追求不到的梦中情人一般美好而又缥缈的理想。
赋之末节，诗人经过一夜辗转苦思，终于在无计可施中放弃了追求，也平复了烦燥不安的情绪。“ 于是毕昴盈轩，北风凄凄。久久不寐，众念徘徊。”四字句的再次夹入，表明情感的再度转折。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运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郡南》之馀歌；但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诗人极力使自己认为没有希望，万种相思只是徒然自寻烦恼，以让自己完全放弃努力也放弃心愿，让他胸中的郁闷与梦幻付诸清风流水。发乎情而止乎礼，浮想联翩的白日梦终究没有什么意义，诗人要摒除各种杂念，保持一片纯心。
通观全赋，总体来讲作者的情调是低沉、消极的，即是“十愿”，也把那股火一般的情感深深压抑，以悲观的情绪来淡化。末几节更是将其消解至无，诗人之心仍然回复为一汪死水。
这篇赋结构新颖，想象丰富，辞句清丽，灵活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其中的十愿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荡除了汉赋那种着意铺排、堆砌辞藻、典故、用语生涩的积弊，清新自然，因此被人们久诵不衰。
《读山海经》是陶渊明隐居时所写13首组诗的第一首。诗的前6句向人们描述：初夏之际，草木茂盛，鸟托身丛林而自有其乐，诗人寓居在绿树环绕的草庐，也自寻其趣，耕作之余悠闲地读起书来。情调显得是那样的安雅清闲，自然平和，体现出世间万物、包括诗人自身各得其所之妙。
接下来描写读书处所的环境。诗人居住在幽深僻远的村巷，与外界不相往来，即使是前来探访的老朋友，也只好驾车掉转而去。他独自高兴地酌酒而饮，采摘园中的蔬菜而食。没有了人世间的喧闹和干扰，是多么的自在与自得啊！初夏的阵阵和风伴着一场小雨从东而至，更使诗人享受到自然的清新与惬意。
诗的最后4句概述读书活动，抒发读书所感。诗人在如此清幽绝俗的草庐之中，一边泛读“周王传”，一边流览《山海经图》。“周王传”即《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神话故事；《山海经图》是依据《山海经》中的传说绘制的图。从这里的“泛览”、“流观”的读书方式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只是把读书作为隐居的一种乐趣，一种精神寄托。所以诗人最后说，在低首抬头读书的顷刻之间，就能凭借着两本书纵览宇宙的种种奥妙，这难道还不快乐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
本诗抒发了一个自然崇尚者回归田园的绿色胸怀，诗人在物我交融的乡居体验中，以纯朴真诚的笔触，讴歌了宇宙间博大的人生乐趣，体现了诗人高远旷达的生命境界。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群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人起笔以村居实景速写了一幅恬静和谐而充满生机的画面：屋前屋后的大树上冉冉披散着层层茂密的枝叶，把茅屋掩映在一派绿色中，满地的凄凄绿草蓬勃竞长，树绿与草绿相接，平和而充满生机，尽情的展现着大自然的和谐与幽静。绿色的上空鸟巢与绿色掩映的地上茅屋呼应，众多的鸟儿们环绕着可爱的小窝歌唱着飞来飞去，重重树帘笼罩的茅屋或隐或现，诗人踏着绿草，徜徉在绿海中，飘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任性自得中感悟着生命的真谛。这是互感欣慰的自然生存形态，是万物通灵的生命境界，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四月天耕种基本结束，乘农闲之余，诗人偷闲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衣食是生命必备的物质需求，诗人自耕自足，没有后顾之忧，无须摧眉折腰事权贵，换取五斗粮，在精神上得到自由的同时，诗人也有暇余在书本中吮吸无尽的精神食粮，生活充实而自得，无虑而适意，这样的生活不只是舒畅愉悦，而且逍遥美妙。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身居偏僻陋巷，华贵的大车一般不会进来，偶尔也有些老朋友来这里享受清幽。“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根据下文的语境应分两句解，上一句是说身居偏僻陋巷隔断了与仕宦贵人的往来。下一句中的“颇回”不是说因深巷路窄而回车拐走，而是说设法拐进来的意思，根据本文语境“颇回”在这里应当是“招致”的意思。老朋友不畏偏远而来，主人很是高兴，拿出亲自酿制的酒，亲自种的菜款待朋友，这里除了表示对朋友的热情外，同时含有诗人由曾经的士大夫转为躬耕农夫自得的欣慰。这是诗人对劳动者与众不同的观念突破，诗人抛弃做官，顺着自己“爱丘山”的天性做了农夫，在世俗意识中人们是持否定与非议的。诗人却以“羁鸟恋旧林”世俗超越回归了田园，是任性自得的选择，且自耕自足衣食无忧，是值得赞美的事。这里凸显诗人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果实招待朋友，不但欣慰自豪，而且在感情上更显得厚重与真挚。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里一语双关，既写了环境的滋润和美，又有好风吹来好友，好友如好雨一样滋润着诗人心田的寓意。“泛览周王书，流观山海图”，这里“泛览”“流观”写的非常随心所欲，好像是在轻松愉悦地看戏取乐一样。诗人与朋友在细雨蒙蒙，微风轻拂中饮酒作乐，谈古论今，引发了诗人对闲余浏览《山海经》《穆天子传》的一些感想，诗人欣慰地对朋友说：他不仅是在皈依自然中觅到了乐趣，还在《六经》以外的《山海经》与《穆天子传》的传说中领略了古往今来的奇异风物，诗人的人生境界不但在现实中得到拔高，而且还在历史的时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升华，这俯仰间的人生收获，真使人欢欣无比！
与诗人生命交融一体的不仅是草木飞鸟，还有共享良辰美景的朋友，诗人体验到不仅是融入自然的怡然兴致，还有书中带来的时间长河中积淀的风物赏识，这样的人生快乐，在昏昏然的官场上是无法得到的。诗人在与天地与古今与人与物的交融中，合奏出宇宙运行中至高至美的欢乐篇章。
此诗貌似信手拈来的生活实况，其实质寓意深远，诗人胸中流出的是一首囊括宇宙境界的生命赞歌。
此诗写对菊饮酒的悠然自得，实际蕴藏着深沉的感伤。
秋天是菊花的季节。在百花早已凋谢的秋日，惟独菊花不畏严霜，粲然独放，表现出坚贞高洁的品格。惟其如此，作者非常爱菊，诗中屡次写到，而且常常把它同松联系在一起，如《和郭主簿》：“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此诗首句“秋菊有佳色”，亦是对菊的倾心赞美。“有佳色”三字极朴素，“佳”字还暗点出众芳凋零，惟菊有傲霜之色，如果换成其他秾丽字眼，比如“丽”、“粲”、“绚”之类，反倒恶俗不堪。前人称此句“洗尽古今尘俗气”（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艮斋语），并非虚誉“裛露掇其英”，带露摘花，色香俱佳。采菊是为了服食，菊可延年益寿。作者《九日闲居》就有“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之旬。曹丕《与钟繇九日送菊书》云：“辅体延年，莫斯（指菊）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可见服食菊花，是六朝的风气。屈原《离骚》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故服食菊花不仅在强身，还有志趣高洁的喻意，而通篇之高远寓意，亦皆由菊引发。
秋菊佳色，助人酒兴，作者不觉一杯接着一杯，独自饮起酒来。《诗经·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遨以游”，毛《传》：“非我无酒可以遨游忘忧也。”又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相传杜康是开始造酒的人，这里用作酒的代称。）如果心中无忧，就不会想到“忘忧”，这里透出了作者胸中的郁愤之情。“遗世”，遗弃、超脱俗世，主要是指不去做官。明黄文焕《陶诗析义》说：“遗世之情，我原自远，对酒对菊，又加远一倍矣。”分析甚确。不过，结合“忘忧”看，这里的“遗世”，也含有愤激的成分。因为渊明本来很想做一番“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事业，只是后来在官场中亲眼看到当时政治黑暗，这才决计归隐的。
后面六句具体叙写饮酒的乐趣和感想，描绘出一个宁静美好的境界，是对“遗世情”的形象写照。这里写的是独醉。他既没有孔融“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后汉书·郑孔荀列传》载孔融语）那样的豪华气派，也不像竹林名士那样“纵酒昏酣”，而是一个人对菊自酌。独饮本来容易使人感到寂寞，但五、六两句各着一“虽”字、“自”字，就洗去孤寂冷落之感，“自”字显得那壶儿似也颇解人意，为诗人手中的酒杯殷勤地添注不已。“倾”字不仅指向杯中斟酒，还有酒壶倾尽之意，见出他自酌的时间之长，兴致之高，饮酒之多。所以从这两句到“日入”两句，不仅描写的方面不同，还包含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饮酒增多，作者的感触也多了起来。
再下二句，“日入群动息”是总论，“归鸟趋林鸣”是于群动中特取一物以证之；也可以说，因见归鸟趋林，所以悟出日入之时正是群动止息之际。“趋”是动态，“鸣”是声音，但惟有在特别空旷静寂的环境中，才能更加显出飞鸟趋林，更加清晰地听到鸟儿的声音，这是以动写静、以声写寂的表现手法。而环境的宁静优美，又衬托出作者的闲适心情。这二句是写景，同时也是渊明此时志趣的寄托。渊明诗中写到鸟的很多，尤其归隐以后，常常借归鸟寓意。除此诗外，他如“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归栖”（《归鸟》），“翼翼归鸟，戢羽寒条。……矰缴奚施，已卷（倦）安劳”（《归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还有“云无心而出蚰，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辞》），“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结庐在人境》），“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等等。这些诗中的归鸟，都是作者的艺术化身。趋林之鸟本来是无意中所见，但它却唤起了作者的感慨深思：“群动”皆有止息之时，飞鸟日落犹知还巢，人生何独不然？鸟儿始飞终归的过程，正好像是作者由出仕到归隐的生活历程。这里既是兴，也是比，又是即目写景，三者浑然一体，使人不觉，表现手法非常高妙。
末尾写所以归隐之故，表达了隐居终身的决心。“啸”是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是古人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啸傲”谓歌咏自得，无拘无束。《饮酒》第五首《饮酒·结庐在人境》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知东轩即在此东篱内，东篱之下种有菊花。对菊饮酒，啸歌采菊，自是人生之至乐。“得此生”是说不为外物所役使，按着自己的心意自由地生活，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东坡题跋·题渊明诗》）“得此生”和“失此生”实指归隐和做官。啸傲东轩，是隐居悠闲之乐的形象描绘，它是赞美，是庆幸，也是意愿。然而，“聊复”（姑且算是）一词，又给这一切罩上了一层无可奈何的色彩，它上承“忘忧”、“遗世”，仍然表现出壮志难酬的憾恨，并非一味悠然陶然。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诗人“久在樊笼”之后，终于回归田园，他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就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的情景，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片自得之意，那正是摆脱了官场的机巧，清除了尘俗的应酬“复得返自然”之后的深切感受。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
诗人的身心俱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柴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墟曲中：一作墟里人。墟曲，墟里、乡野。曲：乡僻。披：拨开。这两句是说，经常涉足偏僻村落，拨开草丛相互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这两句是说，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
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麻桑，可见他在劳动中同农民也有了共同语言。在诗人看来，与淳朴的农人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与充满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土:指被开垦的土地。这两句是说，我田桑麻日渐长高，我垦土地日渐增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霰：小冰粒。草莽：野草。莽：密生的草。这两句是说，经常担心霜雪降临，庄稼凋零如同草莽。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他的喜惧。庄稼一天一天生长，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遭到自然灾害，毁于一旦，心怀恐惧。这里的一喜一惧，反映着经过乡居劳动的洗礼，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纯朴了。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以及心境的恬静。全诗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
此诗从首句中摘取二字为题，题目与诗的内容无关。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序中所说“思亲友也”。诗中运用比兴的手法和复沓的章法，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烘托描写，和不能与好友饮酒畅谈的感慨，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
诗歌全篇贯穿了陶渊明因不能和友人共享美好的抱恨之意，这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希望与友人共享美好的深情。无论是“良朋悠邈，搔首延儜”的烦急，还是“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的无奈，无论是“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的愿望，还是 “岂无他人，念子寔多”的担忧，无不尽显诗人的火热心肠和深情厚意。
正因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一往情深，而使诗人陷入寂寞孤独：“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始发新芽的东园之树，都竞相用发着嫩芽的枝叶让我快慰，这正是因寂寞孤独而生幻觉，或聊以自慰。因为寂寞孤独，诗人才羡慕那“翩翩飞鸟”的“好声相和”，而益发“抱恨”了。
诗中“八表同昏”等诗句，表面看是写天气，而用夏天雷雨前或冬天雪前的景象来形容春季的天色，似乎形容过量，显然，这里是暗喻国政时局被封建贵族、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搞得天昏地暗，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王瑶先生认为前八首“辞气一贯”，当作于同一年内，作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时陶渊明五十岁，距其辞官归田已经八年。这是一组“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文选》李善注）的杂感诗。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无根蒂：形容飘泊不定。陌：路。这两句是说，人生在世就好像无根之木、无蒂之花，又好比是大路上随风飘转的尘土。
“分散随风转，此已非常身。”常身：常住之身。佛家认为常住之身具有永恒的法性，与死生变易无常的父母生身不同。这两句是说，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飘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的改变着人，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初的自我了。这四句诗，语虽寻常，却寓意奇崛，将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是为一喻，再比作陌上尘，又是一喻，比中之比，象中之象，直把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写了出来，透露出至为沉痛的悲怆。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落地：指诞生。这两句是说，既然每个人都已不是最初的自我，那又何必在乎骨肉之亲，血缘之情呢。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应该成为兄弟。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欢：欢愉。这两句是说，遇到高兴的事就应当作乐，有酒就应该聚在一起共饮。阅历的丰富往往使人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年龄的增长常常使人更难以寻得生活中的欢乐和激动，处于政治黑暗时期的陶渊明更是如此。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放弃美好的人生理想，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他转向官场宦海之外的自然去寻求美，在村居生活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和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欢乐平淡中和、明净淳朴。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难再晨：是说没有第二个早晨。这两句是说，壮年不会第二次到来，一天之内没有第二个早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两句是说，趁着盛年之时应当勉励自己，光阴流逝不会等待人。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结尾四句常被人们用来勉励年轻人要抓紧时机，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在今天，一般读者对这四句诗作如此理解，未尝不可。但在这首诗中，陶渊明的本意却与此大相径庭，是鼓励人们要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既然生命是这么短促，人生是这么不可把握，社会是这么黑暗，欢乐是这么难得，那么，对于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点点欢乐，就应该倍加珍惜，不要轻易放过，要及时抓住它，尽情享受。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我们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加以考察。它是指示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的标准和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陶渊明在自然中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首诗起笔即命运之不可把握发出慨叹，读来使人感到迷惘、沉痛。继而稍稍振起，诗人执著的在生活中寻找友爱，寻找着欢乐，给人一线希望。终篇慷慨激越，使人为之感奋。全诗用语朴实无华，取譬来自生活，质如璞玉，然而内蕴却极丰富，波澜跌宕，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