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朔风凄厉,已近岁末。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严寒袭人,饥更来煎。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