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篇讽刺性的寓言，作者用寥寥数笔，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丑角一样的“象，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让我们发笑，引起我们思索。

　　《楚人隐“》中的楚人，令人发笑的地方主要有三处：一处是他对书上的内容信以为真；由无知的天真产生了无知的行动。他拿着树叶到集市上去，当着人家的面去拿人家的东西。这个楚人的想法和行为闹到了十分荒唐可笑的地步，愚昧无知引来了愚蠢行为，让他落得被公差捆绑起来押送到县衙门这样可悲的下场。

　　《楚人隐“》引人发笑，但又令人深思：像“楚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也常能见到的吗？他们和楚人的思维方式一样，无视现实；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总是凭主观想象，他认为怎样就是怎样；总是想当然地做事情，结果把事情弄得很糟。这些人都有一个弱点，就是自以为是。希望我们读过这则笑话之后，也能照一照这面镜子，想一想我们平时有没有犯过像这则笑话里所描述的错误呢？

　　此诗是一篇触景生情的即兴之作，通过对寒夜、荒鸡、蚊蚋、枯叶、萧林等寒秋萧索景物以及陈醴、巴歈、缊被的描写，抒写了作者远行客居中的困顿心境以及思乡之情。全诗共十四句，前六句主要是写景，后八句则重在感怀。

　　诗一开头描写一个浓云盖月的寒夜，天宇阴暗，夜幕低垂：“泱漭望舒隐，黮黤玄夜阴”。这两句给全诗涂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

　　接下来六句写景，都是些凄凉之景：广漠空寂，黯淡无光；荒鸡长鸣，恶声传不祥之兆；残叶飘零，寒林呈萧飒之状。如此寒夜，如此景况，独宿孤舍，情何以堪。于是借酒浇愁，自我宽解；故作旷达，歌舞畅怀：“陈醴发悴颜，巴歈畅真心”。痛饮陈年老酒，使原本憔悴的面容泛起红颜；酒酣歌舞，一畅心怀。作者生性嗜酒，所著《酒德颂》中有辞曰：“有大人先生，……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这正是作者自己耽酒生活的真切写照。而这种于醉乡之中“其乐陶陶”的情景，正是他在醒时的现实生活中心情悲痛欲绝的表现。这种因酒力而激发起来的兴奋，和因酒酣而一畅真心的狂舞，都是短暂的，很快，“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短歌行》）”

　　再接下来四句：“缊被终不晓，斯叹信难任。何以除斯叹，付之与瑟琴”，是写在以乱麻破絮缝制而成的衾被里，度时如年地盼望天亮，如此沉重的悲叹，实在是人难以担荷的。怎样才能排遣掉那满腹的愁怀，唯有抚琴弹瑟，一抒衷肠。

　　最后两句“长笛响中夕，闻此消胸襟”：半夜里听到长笛鸣响，使得心中悲愤之情渐渐地平息下来。这八句言情，表现出作者感情上的起伏跌宕。以酒浇愁，陈醴酡颜，歌舞尽情，是一扬；叹息难任，将心事付于琴瑟，是一抑。最后闻长笛而胸襟消释，似乎抚平了心中激愤的浪谷，但实际上不过是表面上的平静，内心深处的愤慨之情并没有真正消失，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暂时歇息下来罢了。

　　这首诗前面写黯淡之景，后面抒哀痛之情。字里行间，处处弥漫着因理想和现实矛盾而激发起来的阵阵悲雾愁云。《晋书·本传》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在如此放浪形骸、肆意恣情的言行背后，正隐藏着一个极端痛苦的灵魂。

　　这是一篇触景生情的即兴之作。夜半昏黑，星月无光，作者寓居北芒山麓的简陋客店，心绪重重，难以入睡。户外寒鸡孤鸣，落叶萧索，更加重了作者的苦闷。由近及远，自然会联想到附近山中埋葬的王侯公卿，人生当有一搏的念头油然而生。于是借酒壮志，想象着在巴渝武乐的激励下建功立业。然而，现实窘迫的境况又使他心灰意冷，忧叹不已。这时，传来涤邪纳正的悠扬笛声，作者的心情方稍有缓解。全诗思路曲折而细腻，流露出浓郁的压抑与忧愁。愁从何来，作者没有明说，但从诗中可以品味出，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积极进取的志向之间的矛盾。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以千岁为春，以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以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以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以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诗用乐府旧题，以秦代统治者驱使百姓修筑长城的史实为背景，通过筑城役卒夫妻对话，揭露了无休止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中用书信往返的对话形式，揭示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彼此间地深深牵挂，赞美了筑城役卒夫妻生死不渝的高尚情操。语言简洁生动，真挚感人。

　　第一层（1—8句），写筑城役卒与长城吏的对话：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让马饮水，只得到那长城下山石间的泉眼，那里的水是那么的冰冷，以致都伤及到了马的骨头里。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一位筑城役卒跑去对监修长城的官吏恳求说：你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滞留我们这些来自太原的役卒啊！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监修长城的官吏说：官府的工程自有一定的期限，哪能由你们说了算！赶紧拿起工具，大家一齐唱打夯的号子，尽力干活去吧！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筑城役卒心里想：男子汉大丈夫，宁愿上战场在与敌人的厮杀中为国捐躯，怎么能够满怀郁闷地一天天地修筑长城呢？

　　第二层（9—12句），过渡段，承上启下：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长城啊长城，是那么的蜿蜒曲折，它一直连绵了三千里远。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边城多的是健壮的年轻男人，家中大多只剩下独居的女人了。

　　第三层（13—28句）写筑城役卒与妻子的书信对话：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这位筑城役卒写信给在家的妻子说：你赶紧趁年轻改嫁吧，不必留在家里等了。

　　“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你要好好服侍新的公公婆婆，也要时时想念着原来的丈夫啊！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妻子在送往边地的信中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这时候还说出这么浅薄的话来？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筑城役卒回信说：我自己处在祸难当中，也许今生我们再也没有团圆的可能了，为什么要去拖累别人家的女儿呢？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将来如果你生了男孩，千万不要去养育他；如果生下女孩，就用干肉精心地抚养她吧！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你难道没看见长城的下面，死人尸骨累累，重重叠叠地相互支撑着，堆积在一块吗？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妻子回信说：我自从结婚嫁给你，就一直伺候着你，对你身在边地，心里虽然充满了哀怨，可时时牵挂着你啊。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现在我明明知道在边地筑城是那么地艰苦，我又怎么能够自私地图谋长久地保全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