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蛮”四句写诗人久客荆州的苦闷和日暮乘船泛江时所引起的思乡之情。起句自问，喷射出强烈的感情，直抒久留荆州的怨愤。为销愁乘船泛江散心，不想销愁愁更愁。江上日落余辉，并船逆流而上，引起诗人思乡怀归的无限忧愁。“愁”字虚笼全篇，诗篇始终处于这悲愁的氛围之中。
“山冈”以下八句写日暮时的自然景色，抒发诗人思归的凄苦之情。诗人摄下了落日西沉时大自然姿态的倏忽变化：山脊之上犹存夕阳余辉，山谷本来就很阴暗，天将晚则更显得阴暗幽深。起两句写了山色秀拔，给人以清新之感；又因日将西落，山谷愈暗，造成了一种凄清气氛。“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这两句取《楚辞·哀郢》“鸟飞还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意。日暮时刻，狐狸归穴，鸟下窠巢。狐狸和飞鸟尚且思归自己的穴巢，何况于人。“流波激情响，猴猿临岸吟。”湍急的江流声浪激越，山上的猴猿在岸边凄厉嘶叫，气氛越发凄凉。“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迅疾的江风吹动着衣袖，阴凉的露水沾湿衣裳。诗句点明秋季。秋风萧瑟迅猛，白露阴寒湿衣，气氛更为阴冷。以上八句诗人用寒秋日暮、荒江的寂寞、凄凉的景色，来映衬自己内心思乡念归的悲凄。情动于中而发于景，景见真情而感人。对仗优美，音韵和谐，节奏感强烈，读来十分流畅。这样的例子古诗里固然少见，在建安诗里也是极少的。它已经突破了汉诗古朴浑厚的风格，下开两晋南朝风气了。
“独夜”以下六句，由写景转入集中抒情，写诗人夜不能眠忧思难忍的情状。“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羁旅之客难以返归，愁思不绝，夜不能眠。由“不能寐”而“摄衣起抚琴”，暗示着一种烦忧的过程。接下两句，诗人以拟人手法赋物以人的情感，借以衬托、强化思归感伤之情。琴也通晓人的心情，为诗人的不幸而哀鸣。这“悲音”体现了诗人无处寄托又无从宣泄的哀愁。通过物之情表现人之情，这是传统诗歌中常用而又精巧的描写手法。最后两句悲愤低沉，哀怨不绝。寄居他乡永无尽头，沉重忧伤难以承担。这悲愤的结句同扣篇首诗句，哀怨之情直露，毫不掩饰愁思深重的离人形象，令人黯然神伤。
王粲久留荆州，不得舒展大志，此时此地，他忧多、愁多、愤懑多。这首诗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情，也是诗人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个人抱负无从施展的忧愤心情的流泻。诗中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增添了抒写思归之情的浓郁效果。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篇赋以铺叙手法，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慨，并把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而各层自有重点，深挚的感情，徐徐道来，感人至深，真不愧名家手笔。
这篇赋主要抒写作者生逢乱世、长期客居他乡、才能不能得以施展而产生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之忧，表现了作者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也倾吐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心情。全篇抒情意味很浓，“忧”字贯穿全篇，风格沉郁悲凉，语言流畅自然，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
此赋有如下特点：一、层次清晰。全文分为三段，首段写登楼所见，次段叙怀乡之情，末段抒身世之惧，遵循主人公情绪的自然发展而来，层次极为清晰。
二、结构严谨。第一段写景中透露出“忧思”，“望”“忧” 两字，奠定了全文的抒情基调。第二段集中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沉重忧思。开头四句承上文“非吾土”抒发怀乡之情，“凭轩槛以遥望兮”中的“望”字，化景物为情思。第三段对思乡之情进一步开掘，揭示出“忧思”深层的政治内涵。情景交融。首段写异乡风光：地势开阔，山川秀美，物产富饶，以眼前乐景反衬心中哀情。末段写傍晚景色：日惨风萧，兽狂鸟倦，原野寂寥，烘托出作者内心的凄怆。前后景物描写，即景生情，寓情于景，一乐一悲，相互照应，真切的反映出作者愁绪步步加深、忧伤至极的过程。
三、语言清丽。文章用典贴切，注意与主观感情的抒发相契合。例如“瓠瓜徒悬”、“井渫莫食”等典故，都传达出作者的怀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怨愤。文章大量运用富有音乐性的修饰词语。例如“眷眷”、“惨惨”、“凄怆”、“憯恻”、“盘桓”等，音节流畅，朗朗上口。
四、主题深刻。这篇文章超越了一般的怀乡之作，揭示了深厚的政治内涵。“遭迁逝”句，概括了当时动荡的时代特征和作者悲惨不幸的遭遇；“惟日月”两句，表达了作者时不我待、急欲乘时而起的紧迫感；“冀王道” 两句，表达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急于建功立业的使命感。总之，作者通过登楼四望，抒发了浓重的故土之思，倾吐了宏图难展的悲慨，表达了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
综上所述，这篇赋体貌高度精练，情思深厚丰腴，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感觉其意味深永，形象感人，因此成为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杰作。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用天空的大雁比喻太子刘盈，确立刘盈为太子，是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时的事。刘邦后来发现,刘盈过于“仁弱”，担心他难以继承皇位。他很喜欢赵王刘如意，觉得刘如意很象他。但是，刘盈是“嫡出”，吕雉所生。刘如意是“庶出”，妃子戚夫人所生。废嫡立庶，是件大事；况且，吕雉又是他的元配，曾经患难与共，他一时委决不下，多次征求亲近大臣的意见。但是，大臣中多数是刘邦的故交，和吕雉也有情面；而戚夫人，除了皇帝的恩宠以外，绝没有吕雉那样的“群众基础”。所以，包括留侯张良在内的一班老臣，都劝刘邦不要免去刘盈的太子地位。刘邦看到大臣们拥戴刘盈．认为他象鸿鹊，甚至“一举千里”，那是受了蒙骗。
“羽翼已就，横绝四海。”说的还是刘盈，刘邦仍被假象蒙蔽着。吕稚知道刘邦的心思，暗暗心焦，她更知道“母以子贵”的道理，谁的儿子做皇帝，生母就是皇太后，无上尊贵，于是她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求助于大臣，甚至不惜屈尊下跪，求张良帮助。最后，她就按张良的主意，让刘盈去巴结当时的四大名士“商山四皓”。这四个老头儿正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这四位是顶尖的世外高人，人称“四皓”，即四颗明星。张良就让四个老头儿当太子的老师。“四皓”曾拒绝过刘邦的遨请，不肯出山做官，如今却同刘盈同车四游，使刘邦误以为刘盈有才能，孚众望。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刘邦面对戚夫人的哭泣，表达出自己爱莫能助、无可奈何的心情。刘邦病重以后，自知大限不远，曾又一次和大臣们提到接班人问题。大臣们除了陈说利害以外，都对刘盈极口称赞，使刘邦最终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当他把这一情况告知戚夫人时．戚夫人十分悲伤，泣不成声。刘邦宽慰她说：“为我兹舞，吾为若楚歌。”《鸿鹄歌》，就是这样一首忧心忡忡、情意绵绵的歌。
刘邦不无忧虑地死去，活着的戚夫人和她的儿子刘如意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双双被狠毒的吕雉害死。得宠的戚夫人一门全让吕雉给收拾了，如意被毒死，戚夫人被砍了手脚，挖眼熏耳，扔到茅房里.看到戚夫人被吕雉变成“人彘”的惨相，连吕雉的亲生儿子刘盈都愤怒地大骂：“此非人所为！”
《鸿鹄歌》情真意切，巧用比喻，仍是楚辞遗风，联系史实去读．不乏感人的艺术力量。
《大风歌》一诗抒发了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也表达了他对国事忧虑的复杂心情。
这首诗全篇只有三句，却包含了双重的思想感情，且出现别具一格的转折。其诗用大风、飞云开篇，令人拍案叫绝。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他与他的麾下在恢宏的战场上是如何歼剿重创叛乱的敌军，而是非常高明巧妙地运用大风和飞扬狂卷的乌云来暗喻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只一个“威”字就是那样生动贴切地阐明了各诸侯臣服于大汉天子刘邦的脚下，一个“威”字也直抒了刘邦的威风凛凛、所向披靡，天下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那种巨无霸的冲天豪迈气概。但诗篇的着重点乃是后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最后一句比照上一句，都是直抒胸臆，写他的心情与思想，但这最后一句，刘邦没有继续沉浸在胜利后的巨大喜悦与光环之中，而且是笔峰一转，写出内心又将面临的另一种巨大的压力。这一句既是希冀，又是疑问。它显露了刘邦的无奈不禁叩问天下，有谁能为他守住这片江山之感慨，昔日的功臣一个个谋反，独留他这个老朽在此老泪纵横。
寥寥几笔，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风貌，既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暗寓对官场龌龊的厌恶。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清新，优美生动，历来深受人们爱赏。《归田赋》作为迄今最成功的抒情小赋，在赋体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自西汉末叶以来赋体革新转变的最高成就，基本结束了大赋为主流的创作时代，而开辟了灵巧自如的小赋的新时期，使赋这种文学形式得以继续活跃发展。从此以后，特别是经魏晋到唐宋，虽几经演化，但无论是散韵、骚韵、俳体、文体，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径抒情述志、咏物叙事，丰富了文苑。
文中多用典故是此赋的一大特色，如“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分别引用《淮南子·说林训》和《左传·襄公八年》的典故：“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也是从《楚辞·渔父》中“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及“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化来的。张衡充分利用了历史典故词句短小、内涵量大的优点，于文辞之外又平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因而《归田赋》并未因为篇制短小而显干瘪。同时，《归田赋》所选用的多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典故，并不晦涩难懂。所以这篇小赋以其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包容了内涵丰富的史实，并赋之以新意。
此外，《归田赋》还用了一些叠韵、重复、双关等修辞方法，如“关关嘤嘤”、“交颈颉颃”，形象地描绘了田园山林那种和谐欢快、神和气清的景色；而“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既反映了作者畅游山林，悠闲自得的心情，又颇含自戒之意。
总之，《归田赋》已很不同于先前的汉大赋了，它已开始由叙事大赋转入抒情小赋，风格上也不再追求气势的铺排、辞藻的堆砌，而类似于四六句骈文，开了骈赋的先河。《归田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篇章。
做人要讲究诚信，不能因为自己的快乐或事情就违背承诺。
开口相约，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要信守约定、践行约定，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有诚信之人才能够做到的。守约是诚信的要求和表现，魏文侯信守约定，冒雨期猎，体现了他的诚信。君王的诚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魏国能成为当时的强国，与魏文侯的诚信有关。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