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整个故事就是一条成语:自取其辱。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论语》中。子贡问怎样交朋友。孔子说:“忠言相告,好话对导,他不听就算了,不要自找羞辱。”但是多数后人对这个成语的了解来自本篇课文。楚王三次想侮辱晏子,结果不但轻而易举被晏子化解了,最后反被晏子侮辱了。成语的意思是说自己所受到的侮辱难堪,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2、面对楚王的第二次侮辱,晏子这样回击楚王:“这是什么话?我国首都临淄住满了人。大伙儿把袖子举起来,就是一片云;大伙儿甩一把汗,就是一阵雨;街上的行人肩膀擦着肩膀,脚尖碰着脚跟。大王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 (晏子的这段话里,衍生出三个成语:一是举袂成云;二是挥汗成雨:挥,甩掉;大家用手洒出去的汗珠就像下雨一样,形容人很多。当然,这一成语后来也形容出汗很多,就不是原先的意义了。三是磨肩接踵:磨,并;磨肩,肩膀靠肩膀;踵,脚跟;接踵,脚尖碰脚跟。肩挨肩,脚碰脚,形容人多,拥挤。这一成语也写作“摩肩接踵”。)
3、当楚王取笑齐国人偷盗时,晏子面不改色,站起来,说:“大王怎么不知道哇?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橘树一种到淮北,就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吗?同样道理,齐国人在齐国安居乐业,好好地劳动,一到楚国,就做起盗贼来了,也许是两国的水土不同吧。”(这段话中包含了一个成语:南橘北枳。枳:落叶灌木,味苦酸,球形。也叫枸橘。南方之橘移植淮河之北就会变成枳。比喻同一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后人遂用“南橘北枳”来比喻环境对人的影响,现代汉语中似乎用于贬义稍多些,形容某种事物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异化”或者“变质”。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蛇本来没有脚,先画成蛇的人,却将蛇添了脚,结果不成为蛇。后遂用画蛇添足,比喻节外生枝,告诉人们做任何事都要实事求是,不卖弄聪明,否则非但不能把事情做好,反而会把事情弄砸。名著《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回:“张翼谏曰:“将军战绩已成,威声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进,倘不如意,正如画蛇添足也。”告诉人们做任何事都要实事求是,不卖弄聪明,否则非但不能把事情做好,反而会把事情弄砸。
不论对国家、人民或自己,都具有安全性。这个故事的意义是肤浅的,“画蛇添足”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而丧失了自己本该有的东西。“为蛇足者,终亡其酒。”真是可惜!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从小丧父,全靠母亲倪氏一人日夜纺纱织布,挑起生活重担。倪氏是个勤劳而有见识的妇女,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读书上进,早日成才。
一次, 孟母看到孟轲在跟邻居家的小孩儿打架,孟母觉得这里的环境不好,于是搬家了。
这次她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一天,孟子看到一溜穿着孝服的送葬队伍,哭哭啼啼地抬着棺材来到坟地,几个精壮小伙子用锄头挖出墓穴,把棺材埋了。他觉得挺好玩,就模仿着他们的动作,也用树枝挖开地面,认认真真地把一根小树枝当作死人埋了下去。直到孟母找来,才把他拉回了家。
(学商人磨刀,如果没有这一段不成立下一段第三次搬家)
孟母第三次搬家了。这次的家隔壁是一所学堂,有个胡子花白的老师教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学生。老师每天摇头晃脑地领着学生念书,那拖腔拖调的声音就像唱歌,调皮的孟轲也跟着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孟母以为儿子喜欢念书了,高兴得很,就把孟轲送去上学。
可是有一天,孟轲逃学了。孟母知道后伤透了心。等孟轲玩够了回来,孟母把他叫到身边,说:“你贪玩逃学不读书,就像剪断了的布一样,织不成布;织不成布,就没有衣服穿;不好好读书,你就永远成不了人才。”说着,抄起剪刀,“哗”的一声,把织机上将要织好的布全剪断了。
孟轲吓得愣住了。这一次,孟轲心里真正受到了震动。他认真地思考了很久,终于明白了道理,从此专心读起书来。由于他天资聪明,后来又专门跟孔子的孙子子思学习,终于成了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这个故事,用很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丢弃“理论脱离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树立实事求以的好思想、好作风。同时也讽刺了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人。但历史上的叶公却不以这样的人。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以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以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以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以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以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
此赋分四段,开头一段写云的变化,第二段写阴云消散后的大旱灾情,第三段大胆地批评了时政的过失,最后一段写作者对上天与田神等的怨怼。全赋用骚体形式,情感激烈,语言生动形象。
此赋开头一段写云的变化,正于言外写出千万人仰天盼望积云时的情景。开篇一句“惟昊天之大旱兮”,开门见山地点题,而“昊天”一词使读者很自然地想到《诗经·小雅·雨无正》中的“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等语。作者借指斥天而对在位者提出批判的思想便已含蓄地表现了出来。开头一段的余下部分则从多个角度展现出阴云密布的奇异形态。其兴起迅猛:风云涌起,四方弥漫,如水波激荡,重叠突起,翻腾并兴;其形态诡观:阴云经天,高崇隆起,时聚时散,既像猛虎惊吓而奔走,又似飞龙恐骇而腾跃。这里既用“隆崇”和“崔巍”这些静态的山势形容,又以“虎惊”和“龙骇”的动态比喻,形象地再现了旱云密布的奇异景象。其雷电交加,更是动人心魄。这里的风云描写,正是久旱不雨的人们翘首盼望的布雨阴云,然而它带来的却是“诚若雨而不坠”的失望。
接着第二段突现了阴云消散后的大旱灾情。当阴云“争离而并逝”时,烈日当空,酷暑高温,砂石被烤,河流枯竭,旱风含热,禾苗枯死。面对“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的灾情,农夫心急如焚,无可奈何,垂衣拱手,弃锄流泪。这些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农夫的深切同情。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贾谊没有停留在描写现状、同情民难的这一步,而是透过现象更进一层地揭示了灾难的背后,还有社会政治的原因。
赋文第三段大胆地批评了时政的过失。“窃讬咎于在位”,直指统治者的罪过;“政治失中而违节”,直批朝政的过错。最后一段以“怨天”结尾,既含蓄又明确,耐人寻味。
全赋用骚体形式,情感激烈,语言生动形象,通过抒情与叙述的有机结合描写了大旱之时天上云团和人的心情,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批评。
《惜誓》一诗,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在诗中,作者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
关于《惜誓》的意思,王逸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背之也。”认为是贾谊代屈原抒情和叙事。此篇和《吊屈原赋》一样,揭露了世俗之幽昏,黑白之颠倒,强调神德之人,应当远浊世而自藏,不要受制于小人,徒伤身而无功。
《惜誓》一诗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以生命为中心、神游太空、神游昆仑、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全篇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是一脉相承的。
《治安策》论及了文帝时潜在或明显的多种社会危机,包括“可为痛哭可一,可为流涕可二,可为长叹息可六”等众多严重问题,涉及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汉庭与北方异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针对这令人忧心的一切,贾谊富有针对性地一一指明相应对策和补救措施。这篇论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
这篇文章作可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 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可一, 可为流涕可二,可为长太息可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 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
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无论对于汉朝还是文帝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接着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所以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了。第五段到第七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可必危,亲可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第八段借用屠牛坦宰牛的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证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第九段到第十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指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揭示“强可先反,弱可乃安”的道理,随后提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一举两得,同时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最后呼应开头,用“病大瘇”、“苦蹠戾”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文章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异姓王的分裂势力虽已铲除殆尽,同姓王的割据势力却盘根错节。为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由于事关汉王室与诸侯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亲族关系,为了促使文帝早下决心,贾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反复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体而言,在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中心论点之前,反复议论不照此办理天下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在中心论点提出之后,又层层说明,只要照此办理,天下就能长治久安。这样反反复复地论证,层层深入,气势磅礴,目的就在于产生紧迫的效果,促使文帝尽快决断。可惜贾谊的上疏,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的细分诸侯策略,在经过大约两代即四十年实施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被化整为零各自只相当于一个县邑了,贾谊的《治安策》彻底地铲除商周分封诸侯的奴隶制社会残余、在全国实施郡县制、强化、巩固中央集权的理论政纲!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推恩令”均承接于贾谊的余绪。
贾谊的政论文《治安策》,开创了汉代此类文字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风格。首先体现在多变的风格和流畅的气势。作可仿佛是在与文帝当面对话一般,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语气和节奏:时而娓娓道来,细雨润物般温柔;时而痛快酣畅,无所顾忌,对面辩诘。如第二段论及“涉猎之娱与安危之机”,设身处地为文帝着想,声明所出策略不但能确保国家平安,还不必劳心费神,语气委婉。而接着却异常激烈,一个接一个的“能”或“不能”的诘问,步步紧逼,接着连续三个“臣又知陛下必不能矣”,则又将文帝的一切幻想击得粉碎,气势逼人,词锋犀利,在历代呈送帝王的疏策中极其罕见,这正是贾谊政论文最可贵的风格。
除了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外,还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穿插议论之中的比喻,如将危险或拟为“厝火积薪”或喻为“病大瘇”、“苦蹠戾”,又把治国比作宰牛,将诸侯拟为髋髀等,皆有出神入化之效。
另外,贾谊丰富的想象力,还表现在不时的夸张手法,带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文风的笔调,如极言“众建诸侯”的功效,即使胎儿或已逝帝王,也能保证安宁无事。
《治安策》立意高远,源自贾谊人格之刚健真诚;见诸文字,意象悠远博大。以全部生命力、一生才情为文,文字多深重之情。情辞恳切中含刚直忧愤,充满少年英气。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较少阿谀中和之语,表现出浓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此赋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叙事写景和议论抒情。
第一部分以叙述人的口气,点出宜春苑的标志性建筑“曾宫”和特殊地貌:发源于南山的水流汇聚成的“曲江”。南望终南山、东驰小土山,西有河水弯曲向北,即为“石濑”之激流。同时,作者也描写了终南山的峰峦和深谷,以及从谷底涌出的泉水。而“曾宫”附近的曲江两岸,则是介于“平皋”和“深山”缓冲地带的丘陵,那里众树“蓊蓑”、竹林“榛榛”,真可谓青山绿水间的休闲胜地也。第一部分结尾句“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既交代了作者“登陂陛之长阪”凭吊二世的荒冢的最终目的,又起到吊古而评人的顺接作用。
第二部分直接进入议论。作者用“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两句,明谈自己的感悟,实是对汉武帝的讽谏。紧接着用“呜乎”一语将情感递进了一层,批评秦二世在操守和德行方面存在的严重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可悲下场。最后,作者面对“二世”不能传到“万世”反而仅三年就没入荒丘时断言:秦二世的墓地“复邈绝而不齐”、其坟丘“弥久远而愈侏”其灵魂即使变为“罔阆而飞扬”“九天”也要“永逝”。至此,作者的情感也由可叹、可怜转到可悲。
全赋以乐景写哀情,感情凝重、议论精辟,实乃劝喻委婉的警帝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