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概述屈原身世、名字、德操为开篇,倾诉了屈原空怀美德而不被信任任用的苦闷,以及被楚王放逐以后思君、念国、怀乡的情怀。全诗以浪漫之笔调,借古人之杯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这首诗一共可以分为四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并光明于列星”。这一层,如屈原《离骚》的开头一段,夸耀屈原的血脉、身世、高贵的出身、姓名、美好的德行。如果,换了一个人这么说,那一定是狂妄的自我标榜。但这是屈原,凸显了屈原对自己极高的自我期许,同时,也是空前的自我要求。实际上,这也是屈原宁屈不弯、宁肯投江也不能不肯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得过且过的心理基础。
第二层是从“吸精粹而吐氛浊兮”到“躬速速其不吾亲”。这一层描写了屈原由于不愿意同流合污,导致受到权贵的排挤,受到奸邪的中伤。但屈原真正痛苦、忧伤、郁闷、失意和愤懑的,是失去了楚怀王的信任。而这,是屈原对自己原先特别期许为国分忧的高贵品德所不能容忍的。
第三段是从“辞灵修而陨志兮”到“魂长逝而常愁”。这一层描写了屈原在流放过程当中的情感跌宕,正因为屈原有着高洁的品德,却遭逢混乱浊世,为庸众所排挤,为谗佞所中伤,为昏君所不信,报国无门,志不得申,所以屈原更感到示意和伤感。
第四层是从“叹曰:譬彼流水”到末句。整段就是一个意思:表达了屈原为国砥柱,矢志不渝,宁死不屈的高贵精神。
这首诗主要叙写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行走江湖,无人理解,孤苦而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悲苦情景。全诗设喻形象贴切,格调凄清忧伤。
诗文起笔便设置了一个幽暗凄清的自然环境:屈原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山野,心情凄楚抑郁,在渲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之际展开了内心独白。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遭到放逐,离开故国郢都,流落在沅湘蛮荒之地。虽说境遇如此,但他仍然挂念着邦国宗族的兴衰存亡。
《九叹·思古》诗文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且倘佯而泛观”。这一层起笔描写阴森的森林和荒芜的大山,为屈原代言,抒发了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在沅湘蛮荒之地后的孤独、困苦和徘徊、失意、悲伤心情。
第二层是从“ 兴《离骚》之微文兮”到“因徙弛而长词”。这一层直写屈原悲哀、困苦的原因。这一层诗人用了很大篇幅,用历史人物来比喻、对比屈原的怀才不遇,欲忠心报国,却遭受奸邪谗言,不见信于君王,更被排挤流放,返国无望的悲惨结局。
第三层是从“叹曰:倘佯垆阪”到末句。这一层倾诉了屈原没有知音,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伤心情。这其实也明示和表达了屈原真正的伤心和悲哀是在于见疑与君王,不得效力国家。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