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的上片写遭受潘害的怨恨，作者尽情发泄了对人言可畏的险恶环境的憎恶。开头就说：再也不要与别人争比新月一样娟秀的蛾眉了，这只能惹来麻烦。用突兀而起的笔法，强烈地表现因才遭忌的不平，也可见出作者在下笔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发的愤激心情。只因为这美好的容颜，也不知招来多少谣言和污蔑，使他痛感小人之口，利于刀剑。既然自古以来不断的毁谤能够伤人至骨，点在臂上标志贞洁的宫砂不可能因诬诉而消褪。在上片中，作者写了一个可怕的黑白颠倒的世界。流言蜚语的邪风毒化着空气，贞洁可以被说成淫荡，美好反而被视为丑陋。这种环境令人窒息，令人愤慨。
下片写遇谗失宠后，决心贞操自守，表现了退然不同的决裂态度，女主人公手持象征高洁的纨扇，不愿作乞怜之态，更不会去祈祷秋风再热。她自信红颜未减，宁愿与镜中情影朝夕相对，孤芳自赏。与其以媚态事人，何如“自媚”。从依附于人到自我价值的肯定，这的确是一大进步。这首别出机杼，一反传统立意，表现出作者在逆境中不失其孤傲的性格。措辞激烈，作斩钉截铁语，在词中这已经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风格；而同时柔中有刚，愤激中仍不胜凄惋之感，更为难得。 [3]
这首词，词情甚为凄苦，而情绪却较饱满，虽然充满压抑感，但人物的斗志仍然昂扬。上下两片，前写积毁之重，内心之悲愤，后写对待“积毁”的坚决态度，傲然独立，决不低眉事人，一气呵成，人物形象鲜明。写美人的遭诽谤，美女的“自媚”中，也许有诗人自己生活经历中的影子。
这是一首情词，写词人心仪的一位女子。上片是回忆初见时的场景，下片是写近来女子的变化。全词对女子的神态和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地描写了女子当初嬉戏时的娇痴和风前散发的风情，以及近来见面时聚眉蹙额低头无语的神态，细微地揭示了女子心理和情感的变化，风格婉约、缠绵、多情。
这首词的第一句作者曾改动过。顾随先生说：“《苕华词》是静安先生后来改定，故多有歧异。虽间有不如人间词者，然泰半较胜。”而这首词恐怕属于改定后“不如人间词者”。在《人间词乙稿》中，这首词的开头是“弄梅骑竹嬉游日，门户初相识”。“弄梅骑竹”，是写两小无猜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结合下片的“近来瞥见都无语”来看，那是写从小就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五言乐府《长干行》，述说了一个女子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到羞涩寡语的少妇，再到为爱情而忠贞等待的思妇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王国维这首词开头就用了李白诗中“弄梅骑竹”的典故，可见他是有所借鉴的。
然而，词的传统与乐府诗的传统不同；同样写美女爱情的小词，用女子口吻和用男子口吻之间亦有微妙的区别。所以，王国维这首词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乐府诗本是“缘事而发”的民歌，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因此文人在仿乐府诗的时候，态度是认真的和写实的。而词是文人在歌酒筵席上用来娱乐的作品。早期文人在写词的时候持一种游戏和消遣的态度，用浪漫的眼光去赞美眼前的美女并想象她们对自己的爱情。在这些词中，以女子口吻所写的作品往往因其对爱情的执着与奉献，产生一种超出爱情主题之外的“境界”。至于以男子口吻所写的作品，一类与诗相近，是以感情真挚取胜的；另一类并没有真挚的感情，只是逢场作戏或者以种含有情欲的眼光去观察女子，未免“等而下之”。但这首词却不是以感情或境界取胜，而只是以语言的生动自然和人物描写的传神入微取胜。它看起来没有那样轻佻儇薄，只是因为“弄梅骑竹”令人联想到《长干行》中所写的那个“本色”的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她使人产生更多的怜爱之意而不是风情之想。但“金鞭珠弹嬉春日”就不同了。“金鞭”和“珠弹”本来是唐代诗人描写豪奢少年的常用之词，加之南宋诗人陆游的《无题》有“金鞭珠弹忆春游”句，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那是陆游思念他在蜀中认识的一个妓女的。王国维用了这个出处，就使得后边的“娇痴”“散发”“凝脂”“工愁”都变成了一个冶游男子眼中美貌女子的风情作态，失去了“弄梅骑竹”造成的那份朴实本色的美的联想。
王国维之所以这样改动，或许是那个女孩子确有其人，作者以前可能对她有好感，因而写了这首词。但后来其人已嫁，为掩饰这段感情，作者故意改动，使它变成了与那个女子毫不相干的一首“花间”风格的“侧艳之词”。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不难看出，这首词显然受到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上片写人，显然受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将女主人公惜花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挚。下片写花，赋予花强烈的感情色彩。全词以人花互怜为题材，设想新奇，构思精巧。
“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词一开头，就将人物置身于室内冷漠凄清的氛围之中。本来，浓浓的寒意透过印有云纹图案的罗帐，已足以使入夜不能寐，偏偏在夜深的时候又下起了潇潇的春雨，更让人睡卧不安。伴随着窗外不断的雨声，不知何时而来的一阵阵“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忧虑突然涌上心头，渐渐地“人替花愁”的怜惜之情涨满了少女的心房。
词中抓住“寒意春雨”这两个极具表现力的意象，几乎不作任何渲染，便从触觉和视觉的角度，将周边的环境和人物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传递出少女惜花的情怀。这里，可注意的是雨中之花何以会引起少女的垂怜，尤可注意的是“人替花愁”愁些什么。一眼看去，这愁已失去特定的指意，而演化为一种普遍性，不挟带多少痛苦，更无深意可供挖掘。果真如此，那么它还有何意味可言。欲求其解，知人论世当不可少。碧城自十二岁那年，父亲故世时起，家中屡遭恶族相逼，几陷绝境。不久，她奉母命离乡背井，只身投奔在塘沽做官的舅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而她在低吟“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同时，更像在诉说自己的落花身世，怜花惜花，其实也是在自伤自怜。按照诗歌的传统说法，这是“兴在象外”，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约其中，自有余味不尽之妙。
经过大半夜的风吹雨打，清晨雨住了。吕碧城此时宕开笔意，将背景由室内转向户外。这时映入眼帘的是意想不到的情景：水草肥美，水波柔碧。揆之常情，深夜雨打，有惊无险，并没有出现落英缤纷，满地狼藉的景象，少女应该感到宽慰才对，可是不仅未能如此，反而生出新愁。一个“怕”字引入深思，使词意跌宕起伏，逼人非往下看不可。在该词的初稿中，“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原作“离思难收”“一生多病苦淹留”。两者相比，高下可分。原作在意象及色泽上皆逊于改动后的句子，有意尽于言，一览无余之感，但在帮助读者理解词意上还是自有其作用：词中所言“离思”“多病”，皆为吕碧城早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观此，不能不感叹作者对小词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认真态度。这一改，不但丰富了视觉的内容，而且使词意气脉贯通，避免了原作与“凝眸”语气不甚相接的毛病，非常委婉含蓄地表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离情别思。
南朝无名氏作《西洲曲》，写女子别后的相思之情，中有句云：“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据此，“西洲”当在女子住家的附近，也就是与情人相会话别之地，此当为吕碧城句中的“西洲”所本。所不同的是话别对象各有所指，古乐府中指的是情人，而碧城词中指的应是诸姊。从“临远怕凝眸”至“隔帘咫尺是西洲”，总共才有十几字，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有不容忽视之处。“草腻波柔”，展示了春天特有的一派勃勃生机，可是这在多愁善感的离人眼中，反更能撩起愁思，触动愁肠，这是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不从正面说穿“怕”的缘由，只借用古乐府中“西洲”一词，关联离情，发人联想，可谓以少总多，深曲婉转。正是因为有了“草腻波柔”和“隔帘咫尺是西洲”的敏感之点，这才又进一步勾起了少女“来日送春兼送别”的伤感，而这种伤感又并非简单地着一“愁”字或“恨”字了事，相反通过移情于物来加以体现，更觉情意悠长。结句“花替人愁”，是将前四句反复曲折的描绘作一归拢，同时照应上片的“人替花愁”，将人花互怜表现得极为哀婉动人，真可谓匠心独运，缜密臻极。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其中“运交华盖”是说生逢豺狼当道的黑暗社会，交了倒霉的坏运。“欲何求”、“未敢”都带有反语的意味，是极大的愤激之词，反衬出当时国民党统治者的残暴，形象地描画和揭示了一个禁锢得像密封罐头那样的黑暗社会，概括了作者同当时国民党的尖锐的矛盾冲突。表明他对当时国民党统治者不抱任何幻想，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极端蔑视和无比的憎恨。由此衬托无产阶级战士不畏强暴，碰壁不回的革命精神。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其中“闹市”喻指敌人猖獗跋扈、横行霸道的地方。“中流”指水深急处。这联用象征的手法，讲形势非常险恶。作者在“破帽"与“闹市”， “漏船”与“中流”这两不相应且对立的事物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个“过”和一个“泛”，再一次形象地表现出作者临危不惧、激流勇进的战斗精神，衬托出革命战士在险恶环境中是何等的英勇顽强、机智灵活。这两句诗流露出诙谐、乐观的情趣，表现出寓庄于谐的特色。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全诗的核心和精髓，集中地体现出作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前四句叙写处境和战斗行动，这两句揭示内心深处的感情，把全诗的思想境界推到了高峰。这两句诗，表达作者对人民的强烈的爱和对敌人的强烈的憎，表现了作者在敌人面前毫不妥协，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这句是全诗主题的集中体现，也是作者感情表达的最高潮。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其中“小楼”是作者居住的地方。“躲进”有暂时隐避下来的意思。 “躲"字，融合着巧与敢的双重意味。前一句十分风趣地道出了作者当时战斗环境的特点和善于斗争的艺术，反映出作者自信、乐观的心境和神情。后一句写无所畏惧、韧战到底的决心。这就把前一句的战斗内容揭示得更加鲜明，使寓庄于谐的特色表现得更加突出。既表明作者不管形势怎样变幻，前途如何艰险，决心为革命坚持不懈地斗争，又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者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的辛辣讽刺。这一语双关的结尾，增强了本诗的主题。
这首诗是一首抒情诗，是作者鲁迅从自己深受迫害，四处碰壁中迸发出的愤懑之情，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形象地展现了作者的硬骨头性格和勇敢坚毅的战斗精神。
这首词上半片着重于写实，其中首句“愁展翠罗衾”是小词中常用的词语，比较直白。但接下来的“半是馀温半泪”写得就比较巧妙了。一方面写了女子自己留在罗衾上的馀温和泪痕，说明她整夜都在枕上流泪。另一方面描述的馀温也可以是回忆丈夫在家的温馨，更突出了下面的“半泪”，从以往的余温到现在的寂寞眼泪。于是这里有了一种时空的交混，而引出了下一句的“不辨坠欢新恨”，指新近离别的憾恨，往日欢乐的记忆增强了新近离别的憾恨，而新近离别的憾恨又格外令人怀念往日团聚的欢乐。苦与东互为因果，令人说不清到底是“欢”还是“恨”。妙就妙在“是人间滋味”一句，作者本来是在写思妇的哀怨，但无意之中就流露出自己的口吻，俨然一幅“偶开天眼觑红尘”的姿态。如果说前三句有“花间词”风味的话，那么这最后一句回归到作者《人间词》的本身上来了。
词的下半片，更多的是在描述精神层次。“几年辨守郁金堂，草草浑闲事”点明了过去几年作者与爱人厮守在家中，自认为夫妻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并没有特别的珍惜，但没想到这种生活结束了。现在你离开我在外，我才体会到当年那些团聚的日子是多么珍贵难得。人，总是在思念过去和向往未来中，惟独不知道珍惜现在。“独向西风林下，望红尘一骑”两句结尾特妙：前达都是写女子的情，惟独这两句在写情的同时还描绘出一幅“景”的画面。画中思妇遥望着远方征尘中的一人一骑。因为有了“红尘”与“林下”的对比，列多的引申为忧愁烦恼的人世。“林下”可以是幽静的林下，也可能是古人说的“归隐林下”。作者写思妇站在林下，征人没入红尘，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本意。
这首小词只有短短的二十三个字，却十分细腻地刻画出一个思妇内心复杂的情感。
首先，在“乌西匿”和“雁北翔”的自然景色之中，隐藏有一种对光阴流逝的忧愁恐惧。“乌西匿”是太阳落山，它点出白天已经过去，夜晚已经到来；“雁北翔”是大雁北飞，大雁北飞说明冬季已经过去，春天将会到来。
其次，这首词以春天的到来为背景。可是现在虽然是春光明媚、春宵帐暖，但这个女子的爱人却不在她身旁，则其孤独寂寞可想而知。这又是思妇心中悲伤痛苦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古人认为大雁可以给远方的人传书，因此这“雁北翔”的兴发感动之中也包含有传书的联想，所以才引出了下面一句“好与报檀郎”。思妇看到大自然中“乌西匿”和“雁北翔”的景象而引起了内心的兴发感动，因而要大雁给她的心上人带去两句话：“春来宵渐短，莫思量。”
自己因相思而痛苦时想到对方也在为相思而痛苦，自己正在遭受想思的煎熬却希望对方不要受到这种痛苦的煎熬，这是一种忘我的关怀与体贴。结尾这短短八个字，写得深厚缠绵，把思妇心中那些不尽的情意和感情都包含在这里边了。
这实际上是一首思妇之词，但在景色描写之中，流露出一种对高远开阔之境的向往以及这种向往被现实遮断的悲哀。
“急景流年真一箭”是套用晏殊的“急景流年都一瞬”，只不过晏殊那首词透着一种旷达，而王国维这首词透着一种执着。此处的“残雪声中”可以是积雪融化之声，但也可以想像成夹杂着小雨的雪落下的声音。“省识东风面”是套用杜甫的“画图省识春风面”。杜甫指的是美人的容颜，而这里指的是春天的容颜。“风里垂杨千万线”写东风使杨柳垂枝变得柔软婀娜。“昨宵染就鹅黄浅”，写一夜柳枝就出现了黄色的新芽。这种季节交替是自然规律，可是春天对楼中思妇来说，意味更加深远。
“又是廉纤春雨暗，倚遍危楼，高处人难见”，冬天是门窗闭锁，春天虽然可以把门窗打开，但春天又有春雨的阻隔。朦胧的春雨把眼前一切都遮蔽了，纵然打开门窗，纵然登上高楼，还是无法纵目远望。“倚遍危楼，高处人难见”的“人”，既泛指视线中所能看见的人，又暗指思妇心中所思念的人。“又是”说明不止一年如此，而“危楼”和“高处”则突出了寂寞和孤独。
“已恨年华留不住，暝烟更界平芜断”是王国维惯用的句式。那遥远的地方总存着思妇的希望，可是现在天已黄昏，傍晚的烟霭已经知起，渐渐遮住了思妇的视线，远处的原野也逐渐看不清了。
王国维长年在外执教，所以他的闺怨词也不少，这首词一别前人之闺怨诗词，写得哀而不怨，算得上要王国维的代表之作了。
全词系抒写男女缠绵之情，所创造的则是意境。词中有大量的景语，也有许多情语，颇工致可诵。
上片从眼前景物写起，运用对偶小分句，通过特定器物及主人公的动作，点明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有关细节，合乎诗词作品叙事惯例。这是因为良人乍归，才急急忙忙地把久已不用的锦被重又铺在床上。一个“初”字，暗示其主人之久别重逢，而且显然是出乎意料的，这是紧接着上句的第二个动作。剔银缸，是为了增大烛光亮度。因为良人匆匆归来，妻子没有思想准备，一见之下，反而不敢相信，还以为是在梦里。下句“灯前”承上“银缸”。本应为“灯前欢语不尽”，因平仄及韵脚要求，句子成分排列有所调整。情人见面，喜出望外，千言万语，亟待倾诉。故“欢语”而至于“不尽”，亦人之常情。这三句，纯属写实，毫无夸饰，皆生活中习见者，笔调简淡，却另有一番情致。以下两句正面抒情，人世间有情人如果年年月月都能象今天晚上那样相亲相爱、相偎相依地生活在一起，就胜过享受荣华富贵多少倍了。上片五句，概括而言，在于写出相逢时的情和景，所点染的是乐多于哀的氛围。
下片掉转笔锋，集中写离别。首句“经年怨别”，又言分手之久，别久则思，思极则怨。作情语细腻而有层次。“镜里朱颜难驻”，谓韶光易逝，岁月无情，人生苦短，而聚散无常。尤其是有情人总是离多会少，成为毕生憾事。最后两句推开一层，这两句是说，即便是夫婿升了官，发了财，有了显赫的地位，我也看得很平常，并不感到高兴。何况“封侯”之类，并非人人有份。此句感情强烈，语气果决，反映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功名利禄的蔑视，也是与上片歇拍处“貂蝉”一词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