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9年(崇祯十二年),侯方域游历南方,后来居留南京,参加复社,与魏党余孽阮大钺进行过斗争。这篇人物小传,是他寓居南京时写就。
这篇文章讲述了马伶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的故事。作者通过张扬马伶其人其事,并将矛头指向顾秉谦,旁敲侧击,来讥讽阮大钺。
这篇人物传记把笔墨集中在结果截然相反的两场演出对垒上。第一次马伶对垒中失败,负气出走,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三年后技艺大进,在第二次竞赛中获得成功。作者通过记叙马伶这一件事,显示了马伶好胜、自强的性格特征。
文中讲述了马伶为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断刻苦学习、努力探索的故事。马伶作为一位有名的演员,在经历一次演出失败之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励志奋发,远走几千里,不惜为人奴仆去深入生活,观察人物的言行举止、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终于塑造出了深受观众赞赏的舞台形象。这个故事表明,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闭门造车是不能取得高度成就的。文章选材集中,简繁得当,先叙两次会演,马伶始败终胜,后借马伶答同叙其缘由,颇有章法。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这是一首夏日词。词的上片白描,侧重写净业寺观莲,将荷花塘描写得美不胜收。下片以虚写为主,抒发怀思之意。全词字里行间皆是怀念、追昔之意,末尾更是显出纳兰心中无限的怅惘。
起首一句直接写景,将净业寺的景色描绘得十分美丽,“藕风轻.莲露冷”,清冷的空气仿佛扑面而来。藕风轻抚面庞,让人感到神清气爽。容若站于岸边,看着池塘里的荷叶,荷叶田田,这番景象的确怡人。而接下来的一番景象,更是美不胜收:“断虹收,正红窗初一上帘钩”,应该是刚下过一场雨,不然也不会出现彩虹。彩虹并不完整,只是残留在天边的一段而已。但这又何妨。彩虹挂在天际,映红了窗纱,“田田翠盖,趁斜阳鱼浪香浮”,池塘里大片的荷叶飘来阵阵清香,鱼儿在水里欢畅地游荡,卷起了层层波浪,这番景致,美不胜收。“此时画阁垂杨岸,睡起梳头”,华丽的楼阁前垂下了丝丝杨柳,风景娴静,人儿倦怠着方才起床梳头。看来,净业寺的荷花塘带给容若的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还有心灵上的安抚。上片在悠闲的韵律中结束。
容若的内心则充满了愁绪,这是他曾经来到过的故地,这番美景,他曾见到过。“旧游踪,招提路,重到处,满离忧”,当日与友人一起游玩,内心自然清爽。而今,容若独自前来,虽然美景依旧,但身边没有了友人的陪伴,总是不免感到有些孤单。“想芙蓉湖上悠悠,红衣狼藉,卧看少妾荡兰舟”,想到过去,不知友人现在是否也在某处泛舟游玩。当日看到美人在舟船上躺卧,那番闲情逸致,今日竟是多么想再重温一下。“午风吹断江南梦,梦里菱讴”,这首怀念的词在一片怀念声中结束,容若应当知道,岁月如流水,世事无法留住。既然如此,那便在这个惬意的下午,独自来到这里,看着美景,感怀故人。
这首词从京城的荷花联想到江南严绳孙家乡的荷花,从对眼前实景的描写转入对幻想中的江南荷塘的描写,两人之间的情谊就这样不待言而自明。词的字里行间全是怀念、追昔之意,而末尾句更是显出纳兰心中无限的怅惘。
浙江桐庐,地处富春江畔。富春江上风景如画,历代骚人墨客咏叹不绝,南朝梁吴均就曾在《与朱元思书》中写他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从流飘荡”所见之奇山异水,赞为“天下独绝”。本词作者也是泛舟于这段行程,其所见当与吴均略同。然而他对富春江上的绮丽风光似乎视而未见,没有着力于山川景物的描绘,即景抒情,而是捕捉舟里舟外某些寻常事物构成意境,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追求,既有诗情又具理趣,不落前人窠臼。
词的上片写行舟江上。“浮家不畏风兼浪”,交代此次江上行舟的境与情——虽风急浪涌,然而“不畏”,以此境此情统摄上片。惟其“不畏”,故有“才罢炊烟,又袅茶烟”的雅兴。“才罢”、“又袅”是说用餐、品茗紧相承续,这颇富雅趣的生活细节,十分传神的表现了作者从容之态、闲雅之情,而舟中不绝如缕的炊烟和茶烟,又似是作者怡然自乐的心绪的外化,情趣盎然。“闲对沙鸥枕手眠”,进一层绘出作者行舟中的恬然豁达之状。所谓“闲对沙鸥”,即寄“闲情”于沙鸥,让“闲情”与沙鸥一同翱游冥冥长空,又在沙鸥翱翔中玩味自己的“闲情”,作者在情与物的回环往复的交流中,化我为物,化物为我,乃至枕手而眠,沉入忘情之境。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风兼浪”中,在风流中见“闲情”,益见其情之“闲”了。
晋人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曾抒写过自己的超然物外的人生感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本词作者于此抒写的“闲情”,其实就是身在风浪中,心远风浪外的情怀,与陶渊明的感受应是相通的。
下片写泊舟江边,“晚来人静禽鱼聚”点出泊舟的时间和情境,总领下片。“月上”承“晚来”,“缆系”承“人静”。天上的明月,地上的大江,江边的山岩,岩边的小舟和谐地共存于宁静的夜晚,这真是一幅层次井然的立体画,一支诱人遐想的小夜曲,在“风兼浪”尚且陶醉,“闲情”的作者,此时自然会融化于这静谧的画图和柔美的乐曲中,而与“山影松声共一船”了。进入此种境界便是“于相而离相”、“于念而无念”,是非荣辱,利害得失都化作云烟消散了,从而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
吴均泛舟富春江上,徜徉奇山异水之中,曾不自禁地发出“望峰息心、”窥谷忘反”的感慨,本词作者在这首小令里写风流中的闲情和静境中的解脱,无“望峰窥谷”之举,却有“息心忘反”之念,而在“山影松声共一船”的境界里化自我于自然,已不止于“息心忘反”了,所以作者对精神的自由,和谐的追求,有似于吴均,亦有胜于吴均。这种情趣和倾向与封建时代求名干禄,纷纷攘攘的社会现实是对立的,大有“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之意。
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