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屈大均寄居西北时所作。时值深秋，词人见到南飞的大雁，兴起离乡背井、客居异地的落拓愁苦之思，同时也借此暗寓世间风波青恶，清人入主中原之后，自己作为前朝遗民的黯淡心理。
词从描摹塞外秋色人手：风沙迷目，蓬草飞转，令人神丧。古人有“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之句，这里以沙蓬的飘飞极言风沙弥漫、满目凄凉。由此又感叹青青柳色已不复可见，节序到了一年最令人感伤的时候。词人问南去的鸿雁，何时飞归北地，从而逗出“送雁”的主题。龙庭，本指古代匈奴的王庭，此泛指西北边陲。“青有”三句从雁推开去，复写景物：北方的秋天已十分寒冷，雪花飞舞，故云“无边烟雪”;大风时作，象是有意要吹送鸿雁度越长城，南归水泽。这里紧扣归雁而真实地描绘出北地秋光，然于景物中已逗出道途险恶、南归不易的消息。“向并门”四句则由雁而带出人。“白首牧羝人”云云本用汉苏武典，苏武出使匈奴，被留滞十九年，牧羊海上，白首始归，及其归时，曾与投降匈奴之汉将李陵握别，世传“携手上河梁”诸诗就是苏李的赠答之作。这里屈大均显然以苏武自况，以此借喻自己天涯漂泊的身世和忠于前朝、不屈不挠的精神。屈大均间关万里来到西北，本有谋图组织抗清力量的期望，青与当时顾炎武等人的西北之行目的相同。然而不久他便感到事与愿违，复明的希望终成泡影，清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故他于诗中再三表现了自己的失望和悲伤：“未有英雄羽化期，茫茫一剑报恩迟”(《塞上感怀》);“平生壮志成萧瑟，空复哀歌吊战场”(《望云州》)。这些也都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这首词中他以白首牧羝的苏武自比，青说明自己心系旧朝，不忘中原的坚贞爱国之心，同时感叹壮志未酬、复国无望的悲凉意绪。
如果说上片以描述景物为主，那么下片就更多感情的抒发。秋声，是萧瑟凄清的，这北国的秋声无疑比欧阳修笔下的秋声更为令人愁伤。那狂风的呼啸，那掠过长空的雁鸣，都令独处异乡的词人惊魂不定。那朦胧的月色，在黄沙弥漫和浓重的夜雾里不甚分明，更增添了词人的愁思哀绪。加上哀怨的笳声，断断续续的捣衣声，都令人悲从中来。从“秋声”至“终夜伤情”，渐将自己惆怅的心情刻画殆尽，如色彩浓重的油画，层层着色，令画面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跨羊小儿”指胡人。大雁南飞，恐遭胡人箭伤，故说担心它们是否能到达南方。这里词人以雁自况，说自己担心受人残害，难返故园。屈大均一生不与清廷合作，故时时有遭到迫害的危险，词人借物咏怀，表达了对形势的失望和对安危的担忧。故这里的“跨羊小儿”云云显比清政府，一方面表现了对清政府的蔑视;一方面也说明清人入关之初采取了血腥的屠杀政策，时时威胁着反清人士的生命。于是词人感到了更深的忧愁。大雁于天际排成了人字，然因逆风千里，胡骑纷射，恐难到达那布满白蘋的江南水泽，未免毛羽飘零，故词人说自己的乡书也难以寄达，其中显然暗寓了词人无限的怅惘与不安。
此词名为送雁，实借物抒怀。词中将人与雁混同一气，莫可明辨。句句写雁，而未有一句脱离人，可谓人中有物，物中有人。故全词比兴遥深，余味曲包，既有含蓄不露的意韵，也不乏深厚的感情色彩，故读来恻恻感人，于哀怨中见悲愤，于忧虑中见世情，可谓是一阕明遗民的悲歌。
这首词咏物，上片写杜鹃啼血而未唤得人归，其实是在写自身。下片写对怀国之士的同情和对国破家亡的悲痛。这首词采用象征、双关手法。语言深沉，感情强烈。
词上阙写杜鹃啼血却未唤得人归。杜鹃声声，是为唤回远在天涯的游子，口中啼叫出血，化作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可是直到花残花落，也未见人影返回家。这是在咏杜鹃，其实也是在写词人自身，借咏杜鹃之事，抒写他的悲凉慷慨、孤独悲愤。词人一生志在复明，到处奔走呼号，可谓坚定决绝，不遗余力。这“血洒青山尽作花”的大气磅礴之语，正是他忠贞不依、不屈不挠、竭尽心血的写照。然而尽管他像杜鹃啼血般呼唤流落四处的有志之士奋起复国，但却没有人响应。
词下阙是借昭君琵琶诉恨故事，书写怀国之士的痛心。下片的内容有对大明的抱怨，有对怀国之士的同情，更有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下片写朱楼凤阙尽管富丽堂皇，但其中常有宫人遭禁、后妃失宠之怨恨；王昭君被选入宫，倍受冷落，怀着幽怨之情嫁入匈奴的，带着归汉不得的怨恨，留坟于大漠之上。昭君墓本只有一个，此处却冠以“无穷”，显然词人说的是现在像王昭君那样命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被大明遗忘的怀国之士，只能流落他乡。当年昭君归汉不得，惟以琵琶诉恨。如今那些怀国之士恐怕也是杜鹃声声催归不来的，他们只能像昭君般，借琵琶抒发自己的怨恨了。
上片写眼前事。“记烧烛、雁门高处”，起头的“记”字，点明该词为追忆所作。“烧烛”拍响词题里头的“夜宿”。“高”极写雁门的地势，为以下描写冬夜高原奇寒作势。“烧”、“高”二字不仅情趣豪迈，而且音节嘹亮，造成一种粗犷豪爽的气氛。“积雪封城，冻云迷路”，极写高原奇寒：近处堆集的积雪封锁了古城；远处寒冬的云影弥漫了路途，从而为全词设下了严酷的氛围。“添尽香煤，紫貂相拥夜深语”，描画与李天生围炉火拥紫貂冬夜长谈的情事，其中蕴蓄着二人志趣相投的情谊。“苦寒如许”，既似夜语的对话，又结括了上述的种种寒况。“寒”饰以“苦”，极富感情色彩，委婉地传达出词人悼念故明的悲哀。“难和尔、凄凉句”，使“苦寒”更深一层。“一片望乡愁，饮不醉、垆头驼乳”，词人与朋友借酒浇愁、痛饮剧谈的情景宛然可见。
下片写心中事。雁门关本是长城一关，宿雁门而怀古适情顺理。“无处，问长城旧主，但见武灵遗墓”，怀古伤今，感慨殊深。‘‘长城旧主”，江山易主，像赵武灵王那样的代代英杰早已化为泥土，复国无望的愁恨溢于言表。赵武灵王在位之时，令国人改著胡服，学骑射，国势大增。如今清人入主，竟令汉民著胡服，作顺民。历史与现实构成极大的反差，包育着极为沉痛的喟叹。晋北多沙，冬季北风呼啸之时沙粒扬空，故有“沙飞似箭，乱穿向、草中孤兔”之韵。这一韵极形象、极巧妙，使读者如见风起沙飞之状，这自无须赘语。“那能使、口北关南，更重作、并州门户”这一韵隐蔽地表示词人不甘亡国、图谋恢复的心机。结尾“且莫吊沙场，收拾秦弓归去”，更是表达了词人矢志爱国之情。
这首词由词人与朋友的灯前夜话写到吊古伤今，抒沧桑之变与家国之恨，结构散而不乱。其中由乡愁而到国恨，感情的脉络清晰可辨。词风极沉郁顿挫，既凄惋感伤，也不失志士百折不挠的精神。其遣词造句也表现了词人迈往不羁的性格。总之，该词格调悲凉，气势纵横，表现了词人不灭的希望，富有浪漫主义的精神。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