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以画家对于色彩、光影、物体形态等所特有的敏感，捕捉住了月下雪景的种种特征，将其出色地表现出来。又将月映清波间晃动的树影比喻成“若镜中见疏发，离离然可爱”，使人感受到了画家观察表现事物之活泼精细。其次，作者在雪月奇观的描写中，融入了他对人生的体悟，寄寓着深沉的哲理。
新岁正月初三，一场江南罕见的大雪悄然之降，足足下了两天，虽已放晴，但是天塞地冻，直到初十，依然冰封雪凝。此夕月出，雪月争相辉映，寒宵静坐纸窗之下，顿觉寰宇异常光明亮澈，不觉添衣之起，竟然独自踏着碎玉琼瑶，步上溪西小楼。小楼临水，下皆空明澄激；四周景物悉被皑皑白雪覆盖，冰琢玉砌；月光与雪光相激射，“若涂银，若泼汞”，尽显光的强度和质感。“腾光照人”进射出的光彩照耀着人，“骨肉相莹”，仿佛照得人的骨肉都莹洁透明。此为篇中警句，神来之笔。人，净化了；世界，也净化了，是洁白无瑕、晶莹别透。置身于如此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既有蝉蜕于尘埃之外的欣喜，也有几分荒寒空寂的凄然。更有楼前溪水，月光映照在清波间，波光躯粼，树影滉漾，萧疏的枝条倒映于寒碧之中，如同镜子映照着人萧疏的头发，历历分明明。非画家的敏锐目光，不能及此。此时奇寒浸透肌肤，凄清砭入肺腑。
接着写作者的冥思遐想。独自凭栏，仰观字，混茫一白，令人迷惘；俯视大块，银妆素裹，恍惚迷离；自己禁不住嗟叹惊讶，凝视的目光久久不能收回。此时作者逸兴遄飞，感到物我同化，浑融一体，人与自然都臻于清空澄明的境界。这是上天将我送入远离尘嚣的太素之乡，那种泠泠御风之行的美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遗憾的是不能形诸笔墨告诉那些未曾从游的人。但是，我所得到的美的享受已经很满足了。
文中刻画岁月沧桑、人生迟暮的心态，曲折入微。作者已是垂暮之年，无力浪游天下，但是壮心未泯，虽然独上小楼，却还想着天下的名山大川应该境界更阔吧，那那里的雪月之观应该更加神奇吧，恨不能挟明月之高飞，遨游八方之外，然后再返回这个雪月交辉的溪畔小楼的怀抱，可见他是多么渴望挣脱世俗尘网的羁绊。那那种漫无边际、汗漫之游的神思遐想，虽然难以平息，但是老气衰颓，禁受不住这里的凄骨之寒，于是就纵声高歌，走下楼去。时已二鼓，又回到纸窗之下，独自端坐，怅然若失。此夕的雪月之观，平生亦不屡遇，之自己的健忘却日甚一日，再过几天，又模糊淡忘了，故为记，捕捉住那可遇之不可求的奇观。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袁凯，字景文，江南华亭（今上海市奉贤区陶宅）人，元朝末年当过小小的府吏，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大明洪武三年（1370），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疑忌心大膨胀，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杀的不少。袁凯也不例外，由于朱元璋的猜忌，不久他便被逼装疯，食狗彘之食，才幸免于死。这便是他的一生，因此在他存世不多的诗作中大都充满了悲苦之音。这首《淮西独坐》是很典型的一首，内容很一般，也没有什么愁、苦、哀、泣之类的词语，但读来却令人“悲惋欲涕”。
第一句“潇潇风雨满关河”点明客观环境，风雨之时最易使人产生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充分感受到自然威力的巨大以及人生的孤弱、渺茫。第二句写作者个人的活动：独坐西楼，酒已饮尽，酒兴阑珊，正感到百无聊赖，这时天边一声雁唳，有远而近，复由近而远，渐渐地过去了，消逝了，一切又归于岑寂。以上二句所写的都是平淡而一般的日常生活，既没有惊风暴雨的震荡，也没有生离死别的摧伤，那么离乡的行人为什么头都白了呢？“异乡秋色不胜多”啊！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生活格言，正如“贫疑陋巷春偏少，贵想豪家月最明”，自然景物本无差异，然贫富不同，感受便不同。客中与家乡的光景也是如此，喜者见喜，忧者见忧，在离人的眼光中遂不免处处皆秋，事事可愁了。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几乎人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所谓人人心中所有，口中所无，然袁凯却能准确地、生动而形象地将它表达出来，这大概便是这首小诗脍炙人口的原因吧！
此诗首联用刘禹锡诗句触题，总赞一笔，并就其所沉积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化丰富了内涵；中间颔、颈两联着重写燕体之白，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尾联转过笔势，忽作充分拟人化的奇想，希望白燕洁身自重，尤见诗人殷殷之情。全诗写形传神而形神兼具，用典自然而贴切，且语言秀丽流畅，构思巧妙，确为咏物之佳作。
首联作者已开始就用了一个有名的“燕”的典故。“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玉谢见应稀”，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意，说江山如故，人物已非。借王谢旧事点明所咏为燕，再用“见应稀”三字进一步点出“白燕”这个题目。
接着，诗人展开想象，极写白燕之白。“明月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诗人用汉代梁孝王与文士梁园赋雪故事，但不是写雪，而是以雪比燕之白，故云“未归”。
人们写燕子，总离不了写它“度帘幕中间”还相雕梁藻井”，袁凯避开了这类俗套，别出心裁地专为白燕设计了活动的新天地“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院落冷侵衣。”诗人人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唤起人们的联想，字面上无一“燕”字，而白燕自然从景中浮现。“柳絮池塘”“梨花庭院”二句，化用晏殊《寓意》：“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诗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是两幅画屏，令人感觉到画面一角有玉剪飞舞的燕影。
最后尾联作者用空灵蕴藉的笔法，为白燕传神写照写出了白燕特有的精神气质，诗人把白燕想象成无比的纯洁、灵巧美丽，在他的笔下，像是冰清玉洁的姑射仙子的化身了。所以诗人于诗的末尾倾注了无限珍爱、怜惜的感情，叮咛白燕：“赵家姐妹多相妒，莫向昭阳殿里飞。”最后用赵飞燕这位汉宫美人的名字，关合题面的“燕”字，也颇有妙趣。
而时太初的《白燕》诗则没有把白燕的体态风神写足，“珠帘十二中间卷”，是燕子共有的习性，非特白燕。又如“玉剪一双高下飞”，以“玉剪”比喻白燕也太实了，而没有传白燕之神。袁凯就聪明了，全篇都紧扣白燕来写，驰骋想象，避实就虚用类似国画家写意的手法，构造意境来烘托白燕特有的风采，脱略形骸，传其神韵，确要比时太初高出一筹了。
这首诗前二句写湖上：夜空景象，写的是远景，着重从视觉来写；后四句写湖面上的风势与浪声，写的是近景，着重写听觉上景物；诗的最后四句抒怀，着重抒发了诗人南下途中羁旅的情怀。此诗借景抒怀，情思勃郁，意蕴浑厚，格调高古。
“苍茫雾连空，冉冉月堕水。”此写湖上夜景。邵伯湖北接广阔的高邮湖，两个湖到了晚上上，水气蒸腾、扩散，形成茫茫大雾，像是与天相接一般，辽阔无垠，一片灰白。开篇第一句就把湖上夜晚的特有景观勾勒了出来，它宛然“帘幕无重数”的大舞台布景，宏阔气派，又飘忽朦胧如梦如幻。紧接着出台的便是洞府仙子月姑娘，她皎洁如玉、脉脉含情仿佛被这洁净浩秒的湖水所招引，“冉冉”而下，不偏不倚，像要“堕”入这湖水的怀中，尽情地沐浴一番。
开头两句看似寻常，实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蕴含丰富，耐人寻味。诗人一是选用了“连”字写雾使人感到雾在弥漫，已与高空融为一体；一是选用了“堕”字写月，月本是静物，由于船行很快，船上人看月却疑惑月在直“堕”，这是因为视觉造成的心理错觉起了作用，也反映了船行月移相对运动的感觉。诗利用这种错觉化静为动，显得别有趣味。同时“望”有沉重感，是诗人心情的自然流露。眼前景致虽美，但不与诗人内心情感吻合，此请乐景不为哀情所欣赏。因此“堕”字下得有分量，与结句“愁”字遥相呼应，使得诗情前后浑然不可分割。
以上二句，还只是邵伯湖的大背景，再下四句，则是“夜过”邵伯湖的正题了。这四句都着力在一个“风”字上。“飘翻双鬓风，恍惚无定止”，这风吹来，恍恍惚惚，不知所起、不知所迄不知何时方休，这正是湖上风的特色；但休说它“恍惚”，它还真有力量，吹乱了船头诗人的双鬓，这还是其小者也。“轻帆不用楫，惊浪长在耳。”这才是湖上风八面威风的时候。“不用楫”，是说风大大了，鼓足了船帆，船再也不必靠划桨助行了。既轻快，又惊险。风使船飞驶，船一任风播弄，只听惊涛骇浪拍击着船板。捱过了这样的时刻，诗人马上提起笔来，记下这夜过邵伯湖的难忘之景。可以说，促使诗人写作此诗的，不是雾、不是月，而是这湖上的风。从全诗的情绪看，诗人对这风似乎并无好感，但这四句实在是非亲身经历不能道得的妙句，不管诗人主观感情如何，它们都为邵伯湖增色不少。
最后四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江湖日浩荡，行役方未已。”诗人由运河至高邮湖、邵伯湖，水面日益宽阔，水势日益盛大，而行程正处中途，远远没有结束。按理最象越来越开阔，心情也应越来越畅快，可“方未已”三字所表露的却是对长久栖身他乡水上的无限厌倦，含有赶快终止这种动荡不安的羁旅生活的企盼。所以，末了诗人不禁感慨道：“羁栖正愁绝，况乃中夜起。”这两句一方面紧扣“衣”，一方面点明“愁”，题意遂获得了突出。
以浩大开阔的自然境界衬托诗人忧愁郁闷的情怀，这也是以乐景写哀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种主观内心情绪在起作用，在整个审美过程中，客观物象也就难免不染上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对前面所写的雾、月、风、浪和烟波浩渺的江湖，就都可以理解为是诗人“愁”的感情载体，都不免附有“愁”的情绪。
诗中，诗人从瓜步烟树、建康山形，联想到自身如今寄寓天涯，思乡之念顿起，从而得出滋生无穷的慨叹。全诗清丽流畅，辞情兼美，确为佳构。
首联由舟中所见过渡到舟中所想。秋渺江上，渔帆片片。诗人乘舟东下，江上所见，惟渔帆为多。渔人以鸣榔为信号，关照着，催促着同行者抓紧捕捉。他们以捕鱼为乐，毕竟与归客之乐不同。“渺茫”者，时地远隔，模糊不清也。归返是愉快的，及登程，则不免又百感交集，一时间出现了复杂的心态，思绪纷乱，竟理不出头绪了。“归心正渺茫”，道的就是诗人这种复杂的心绪。对比之下，诗人反不如渔翁之乐。但这应理解为诗人责己严而周，又在考虑北归之后要做的事了。
颔联两句写诗人的“归思”。一从空间，一从时间立说。诗人当此重九佳节，却舟行江水之上，既念天地之无穷，复念时间之有限，前句用比，后句直叙。以有限对无穷，往往使之感慨系之。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发的正是诗歌革新的事业做不及做不完的感慨。诗人主天下文柄，又留心于政务，则其一生要做的事，当如山积。然时间有限，天地悠悠，以有限的一生，无法做完天地间的伟业。这是诗人发出的感慨。这四句从总体上看，思路前后一致，是“归心正渺茫”的进一步充实，表现出诗人积极的生活态度。
颈联两句由前面的舟中所想再过渡到舟中所见，此诗所写的风帆由北转东却尚未转东之时，故所见远则瓜步，近则建康，遥川、平原尚不收眼底。诗人远远看到的瓜步上迷茫的烟树像是飘浮在江水之中一般，虽不及“乾坤渺夜浮”的洞庭湖那样浩瀚无际，却也够表现了长江的壮阔气势了。近看金陵，诚是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其雄奇险要，与长江气势相辅相彰，此时也许冲走了诗人的种种心态。
尾联两句写到达真州时，天未暮，“直过”，正描述风帆之速与不肯稍事停息之意。“更东下”，则本次航行的目的地乃是扬州，而到达扬州之时已是深夜了。诗写到旅客留宿维扬而诗亦随之戛然而止。诗人在此诗中所要表现的基本内容也圆满地完成了。
诗中将两岸风光、思乡情结、人生感慨、身世飘零等传统诗歌题材揉为一体，兼具杜甫诗的沉郁顿挫和李白诗的清新明快。
写诗如绘画，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使一幅画有“景深”，有层次，显得立体化。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读李东阳《游岳麓寺》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268）。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留下了“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明成化八年，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长沙附近）省亲，游岳麓山，写下上面这首诗。
“危峰高瞰楚江干”，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势巍峨。岳麓寺在半山腰。诗人盘旋攀登，终于走上寺来。他兴奋的喊出声来：我现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危峰”，已见山峰之高，又用居高临下的“高瞰”二字，更显出视野的广远，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岳麓山六华里的“楚江”（即湘江）自是远景物了。
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却顾所来路径，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路在羊肠第几盘？”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进得这座古刹呢！
诗的头两句，写登高、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万树松杉又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满山都为稠密的松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时，已是“长沙地湿开将暑”，而在此山中，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诗人不由驰骋想象：当风雨如晦之日，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清寒啊！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着，诗人又转移视线，游目山外了：“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诗人放眼远眺，入望尽是平沙浅草，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隔着湘水而望，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这两句诗写出了“长沙千里平（韩愈诗句）”的地理特点，湘江沿岸、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从岳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回北方古城北京了。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仿佛北京、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
李东阳年轻时，“台阁体”诗风还相当盛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李东阳步上诗坛，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从这首《游岳麓寺》也可看到这种迹象。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最后却被“鹧鸪声声”把它点破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深深爱它，永远不能忘记它。他逝世前，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怀麓堂集》，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可见其一片深情了。
《游岳麓寺》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要“位置经营”上很有讲究。我们从结尾“鹧鸪声里独凭栏”句，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有“高远”、“深远”“迷远”“幽远”诸多分别，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