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在记述春秋时代齐楚两国的这场外交斗争时，并不是用叙述语言来记述它的过程，而是把“出场”人物放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个性化语言和“交锋”方式，把这场外交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直到双方达成妥协，订立盟约。这样，即使我们明白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性质及其过程，又让我们看到了各具情貌的四位历史人物。楚国两位使者，特别是作为楚成王“特命全权代表”的屈完，沉稳冷静、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坚毅果敢、不为威武所屈的外交风范，机智灵敏、随机应对的外交智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作为政治家的管仲，他那熟悉历史、谙于事故、无理也能说出理来的外交才情，以及齐桓公那种虽然骄横霸道、软硬兼施，却也不失身份的霸主形象，也都让我们过目难忘。总公，阅读欣赏此文，不像是读史，倒像是看一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外交斗争话剧。
此文作为记叙外交斗争的一段史体散文，在语言的运用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双方出场人物，虽然使用的都是各具情貌的外交辞令，但并不觉得做作、生硬。而且，即使针锋相对，也不金刚怒目；即使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厉色。尤其是楚国两位使者的语言，更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此文有的选本题为《齐桓公伐楚》，怕远不如以《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为题好，因为此题虽然多了三个字，却较切合此文的中心内容。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题目确实是文章的眼睛和窗子。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概述
《烛之武退秦师》见《左传》。《左传》又名《左氏春秋》、《左氏春秋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全书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记叙了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也较为具体地描绘了一些人物的生活琐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状况。《左传》长于叙事，善于描写战争和记述行人辞令。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文学修养，对许多大小历史事件，作了深刻而生动的记述，形象鲜明，语言优美，成为历代散文的典范。
本篇所记述的，是秦晋联合攻打郑国之前开展的一场外交斗争。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前此两年（公元前632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爆发了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结果楚国战败，晋国称霸。在城濮之战中，郑国曾经出兵帮助楚国，因而结怨于晋，这就是晋秦联合攻打郑国的直接原因。这次战争，也可以说是城濮之战的余波。
秦、晋围郑，形势紧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郑臣烛之武仅凭口舌说服秦伯，使秦转变对郑的态度，化敌为友，对晋以友为敌，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突变呢？关键在于烛之武所说的两点针对了秦的切身利益。首先，灭郑于秦有害无益。秦对郑鞭长莫及，若以郑为东道主，就为秦称霸提供了住、食等种种方便，更何况“亡郑以陪邻”，这对秦有什么好处呢?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晋有野心(对此秦本有戒心)，烛之武列举了秦伯曾亲身领略过的事实，再进行科学的推理，使秦伯恍然大晤——晋是大敌。烛之武用语不多，对秦穆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这是一篇记述行人辞令的散文。郑国被晋、秦两个大国的军队所包围，国家危在旦夕，烛之武奉郑君之命，去说退秦军。他善于利用矛盾，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一番说辞，便说服了秦君，撤出围郑的军队，并且派兵帮助郑国防守，最后晋军也不得已而撤退，从而解除了郑国的危机。
这篇文章，赞扬了烛之武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临危受命，不避险阻，只身去说服秦君，维护了国家安全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斗争的复杂性。
段解
文章开篇就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秦晋两大国联合起来围攻郑国，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为下文烛之武临危受命埋下伏笔。
写烛之武临危受命。他在郑伯一番诚意和透彻的分析下，抛开个人感伤和利益，承担起关系国生死存亡的重任，体现烛之武的深明大义。
本段是全文的主体，也是说退秦师的关键。分四个层次：一是烛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说话，引起对方好感；二是说明亡郑只对晋国有利，对秦国有害无益；三是陈述保存郑国，对秦国有好处；四是从秦、晋两国的历史关系，说明晋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并分析晋国贪得无厌，从而使秦穆公意识到晋强会危秦，于是与郑国订立了盟约，乃至帮助郑国。
本段记晋师撤离郑国，同时体现一代霸主晋文公的政治远见。
文章特点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严密，前后照应。秦、晋围郑的主要原因，是晋国为了扩大自己霸主的威势，征服异己，再加上晋文公与郑有个人恩怨。这一事件的发生，与秦毫无关系。文章开头两句话“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暗示了这一事件的背景，这就为全文的发展作了铺垫。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无隙可乘，这就容易使人理解：烛之武所以能够说服秦君并不是偶然的。全文正是按照开头的预示而展开的。烛之武说退了秦师，孤立了晋国，晋师最后也不得不撤退，正是这一暗示的结果。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有头有尾，结构严密，事件交待得很清楚，矛盾展示得很充分，收尾也十分圆满。
二、起伏跌宕，生动活泼。《烛之武退秦师》虽然是一篇说理性的文章，但它写得波澜起伏，毫不呆板。当郑国处于危急之际，佚之狐推荐烛之武去说秦君，没想到引起了烛之武的一番牢骚，使事情发生了波折。郑文公的引咎自责，也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烛之武在说秦君的时候，一开头就指出亡郑于秦无益；但接着又退一步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以此作为缓冲；紧接下去就紧逼一步说明亡郑对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当秦国单独退兵之后，子犯发怒要攻打秦军，秦、晋关系一下子转而紧张起来。最后晋文公讲了一番道理，晋军偃旗息鼓，一场风波，终于平息。这样一张一弛，曲折有致，更能紧扣读者的心弦，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三、说理透辟，善于辞令。这篇文章，中心是烛之武说秦君。这个主题本身，决定了它必须着意描绘人物语言，使辞令引人入胜。从这点来说，它不愧是一篇非常漂亮的外交辞令。秦、晋围郑，完全与秦无关，秦国所以出兵，一是与晋国有同盟关系，二是秦穆公想借此捞一把，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他知道亡郑只能对晋有利，而对秦不仅毫无好处反而有害的时候，他就会一改过去的所为，反过来帮助郑国。烛之武看准了这一点，紧紧抓住了秦穆公的这一心理，晓之以利害，这就使秦君不能不听从他的说辞。烛之武斗争策略的巧妙还表现在，他奉命去说秦君，完全是为了郑国的利益，而他在说辞里表现的是处处为秦国着想，处处替秦国说话，这就更使秦君易于入耳。一个面临亡国之危的小国使臣，面对大国的君主，却能够不亢不卑，从容辞令，既不刺激对方，又不失本国尊严，语言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全部说辞只有短短的125个字，却说了五层意思，说得委婉曲折，面面俱到，从亡郑于秦无益，说到秦、晋历史关系，说到晋国灭郑之后必然进犯秦国，步步深入，层层逼紧，句句打动对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语言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散文作品
⒈文中是如何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及形势的？这与整个故事发展有何关系？
文章的第一段用“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又用“晋军函陵”、“秦军氾南”说明攻方的态势，暗示郑国已经危在旦夕。这就点明了烛之武游说秦伯的背景，为下文的故事发展作了铺垫。
⑴秦晋围郑的两个原因“无礼于晋”及“贰于楚”都直接关系到晋国，而与秦国无关，这就为烛之武说服秦伯提供了可能性，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⑵秦、晋两军，一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一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南），两军分驻南北两边，互不接触。这为烛之武说服秦伯的秘密活动增加了有利条件。
⒉本文在展开故事情节上有何特点？
⑴文章篇幅虽然短小，故事情节却有头有尾，层次井然。文章首先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接着由佚之狐推荐，引出烛之武，这是故事的开端；郑伯于危急中请烛之武前往秦营，烛之武不念个人私怨，慨然应允，这是故事的发展；烛之武在夜间“缒而出”，秘密私访秦伯，并用一番动人的言辞说服了秦伯，这是故事的高潮；秦伯退兵，并派人戍守郑国，最后晋也被迫退兵，郑国转危为安，这是故事的结局。整篇故事结构是完整而严谨的。
⑵波澜迭起，曲折有致。秦晋两军夹击郑国，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佚之狐力荐善于辞令的烛之武，并断言：“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此为一波。但当郑伯去请烛之武时，却遭到了烛之武的拒绝：“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显然，烛之武对郑伯过去的用人方针有看法，对自己过去所受到的排挤也是愤懑不平的。此时，郑伯赶紧认错：“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并指出：“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深明大义，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不计私怨，捐弃前嫌，毅然应命。这寥寥几笔，给行文平添了一层波澜。烛之武利用黑夜，秘密出城会见秦伯，并说服了秦伯，秦伯答应退兵。晋大夫子犯主张袭击秦军，形势又紧张起来了，故事出现了第三折。最后，晋文公分析了形势，认为“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也撤了兵。至此，郑终于转危为安。
⒊烛之武为什么能说服秦伯？
这篇文章对烛之武的善于辞令，写得极为出色。他去说服秦伯，虽然目的是求和，但决不露出一点乞怜相。他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头头是道，使人信服。他在说辞里处处为秦着想，使秦伯不得不心悦诚服，不仅答应退兵，而且助郑防晋。
⑴处处为秦着想。
首先，烛之武开门见山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承认郑国已处于危亡的地步。但作为郑大夫的烛之武却没有半句为郑国乞求的话，相反，却以“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来表明为秦着想的立场。先分析了“越国以鄙远”的难处，接着谈了亡郑实际上是增加了别国（晋）的土地，扩展了别国的势力，而邻国势力的增强就意味着秦国势力的削弱。接下来又分析了存郑对秦有益无害：“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一利一害，推心置腹，不由秦伯不动心。
⑵充分利用秦晋的矛盾。
正当秦伯在考虑灭郑、存郑对自己的利害关系时，烛之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为秦君分析：“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来离间双方。这番话不由得秦伯不深思。接着烛之武又把话题引向未来，预言晋国此后的动向：“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指出晋国贪得无厌，灭郑之后，必将进而侵犯秦国，秦晋的矛盾将进一步尖锐化。由于晋国当时已成为中原霸主，秦伯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烛之武的这篇说辞戳到了他的痛处，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变主意，退兵助郑。
写作特点
⑴伏笔与照应
这篇课文虽短，但在叙述故事时，却能够处处注意伏笔与照应。例如，在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时，说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说明秦、郑并没有多大的矛盾冲突。这就为下文烛之武说退秦军埋下了伏笔。“夜缒而出”照应了开头的“秦、晋围郑”，“国危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和“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又照应了上文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貌合神离，既没有驻扎在一起，彼此的行动也不需要通知对方，这就为秦、郑联盟提供了条件。
⑵波澜起伏
这篇课文波澜起伏，生动活泼。例如，大军压境，郑国危在旦夕，不禁让人捏着一把汗，而佚之狐的推荐，使郑伯看到了一线希望。读者满以为烛之武会顺利出使敌营，挽狂澜于既倒，谁知他却因长期得不到重用而“辞曰”，打起了退堂鼓，使郑国的希望又趋渺茫。郑伯的自责，也增添了文章的戏剧性。再如，秦国退兵后，子犯建议攻打秦军，秦、晋关系顿时又紧张起来。晋公讲了一番“仁”“知”“武”的大道理，才平息了一场虚惊。课文有张有弛，曲折有致，增加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⑶详略得当
这篇课文主要是表现烛之武怎样说退秦师的，所以重点放在烛之武的说辞上。对“退秦师”的前因后果，只作简略交代。在烛之武“夜缒而出”的前后，郑国君臣和百姓是怎样焦急地等待烛之武的消息，秦国君臣又是以怎样的场面和骄横态度接待这位即将亡国的使臣，作者都一字未提，而是集中笔墨塑造烛之武的形象，从而做到繁而不杂，有始有终，层次井然。
此诗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也有学者认为此诗是以主祀黄河河神为题，假借一次九河的神游之旅，象征表现出深深的故国之思最终战胜“远逝以自疏”的去国之念的矛盾心态，表现出诗人的爱国的情怀。全诗景物美丽神奇，情感激昂奋发。
这首诗开篇就以开阔的视野，通过主祭者的眼睛对黄河（河神）的伟大雄壮进行了描述。大风起兮，波浪翻腾，气势非凡。河神遨游黄河，驾着水车，车顶覆盖着荷叶。驾车的是神异的飞龙，两龙为驾，螭龙为骖，是何等威赫。
河伯驾驭龙车，溯流而上，一直飞到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来到昆仑，登高一望，面对浩浩荡荡的黄河，不禁心胸开张，意气昂扬。所遗憾的是天色将晚还忘了归去。昆仑虽是作者的故乡（帝高阳的发祥地），但他所怀念的家却是在遥远的河上。屈原有认宗亲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他对楚国楚君和楚国人民的精诚之爱。他愁思未解时，往往想到故乡（昆仑）。河伯看到故乡后就很悲伤，悲伤之后还是得回到家里（对屈原来说就是郢都）。这种情愫既在《离骚》《远游》等篇中都有明显的流露，那么在此诗中应是又一次表现。
而河伯的家是锦鳞披盖的华屋，是雕绘蛟龙的大堂，紫贝堆砌的城阙，朱红涂饰的宫殿。河伯既是河中之神，居于水下本是极自然的。居所如此的华美，但是还要发问。对其发问的原因，过去一些解说有点勉强，联系上文，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但内心的矛盾对于有着博大胸怀的河伯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一面，所以接下来仍乘着白色的灵物大鳖，边上跟随着有斑纹的鲤鱼（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中有神人驾龙车，鲤鱼在旁边游动的画面），在河上畅游，看到的是浩荡的黄河之水缓缓而来，这一幕场景显得宏大而深沉。
最后，当河伯想要继续往东行时，他和主祭者握手道别，主祭者送他（“美人”在屈赋中多指贤人或所怀念者）到面南的水边分手处。河伯巡视于黄河下游，那波涛滚滚而来，热烈地欢迎河伯的莅临，那成群结队排列成行的鱼儿伴随着河伯，为他护驾。这里的人物关系转换很明确，主祭者告别后，波涛欢迎、鱼儿随从的对象只是河伯。末一个“予”字，不仅点出了主人公，而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暗示了楚国人民对作者的感情。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这是楚人祭祀太阳神的颂歌。此诗描绘了东君壮美而崇高的形象，桑反映了太阳自然属性的美，又反映了人本质力量的伟大，达到神与人的统一，自然与艺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诗第一、第二章是扮神之巫所唱，第三章是迎神之巫所唱，第四章又是扮神之巫所唱，全诗各章之间联接承转自然，在轮唱中烘托出东君的尊贵、雍容、威严、英武，高亢宏亮的声乐恰如其分地演绎出光明之神的灿烂辉煌，生动地表现了太阳神的特点。
诗已开头就先刻意描写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那温煦明亮的光辉。就如昏暗的剧场突然拉开帷幕，展现出一个鲜丽明艳的大背景，把整个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旭日欲出，自然先照亮日神东君所住的日出之处，也就自然引出日神。东君是伟大的，他所驾驭的太阳把光和热带给人类，是那样的慷慨无私，自然有那从容不迫的姿态。所以他总是不激不厉，安详地驾着太阳车缓缓而行，履行他一天的神圣职责。
接着按常理应写阳光普照大地，日神给人类带来的一切的意义，但作者并未转而叙述大地山川的反映，仍围绕主题描写了一个日神行天的壮丽场面。这里的龙和上文的马实际上是同一物。飞龙也好，天马也罢，都是上天的神灵，故屈赋中常互称。天马行空，自非凡马可比。这里的雷声，实际上是龙车滚滚驶过的声音。而天上片片绚丽云彩的伴随，就如龙车上插着万杆旌旗，又是何等的显赫。这种场面，只能从后世描写天子浩浩荡荡的出行中去体会了。
至此，作者笔锋一转，让东君发出长长的叹息。因为他即将回到栖身之处，而不能长久陶醉在给人类带来光明带来一切的荣耀中，所以他眷恋、彷徨。但那行天时轰响的龙车声和委蛇的云旗色确实给他以快意，就连观者也因之乐而忘返。
提及观者，又自然地引出一个极其隆重热烈迎祭日神的场面。人们弹起琴瑟，敲起钟鼓，吹起篪竽，翩翩起舞。于是，东君的官属们也为人们这虔诚之心所感，遮天蔽日纷纷而下。东君的司职很明确，就是给人们带来光明。然而这里描写的东君与众不同，他并不是趁着暮色悄悄地回返，而是继续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而工作着。他要举起长箭去射那贪婪成性欲霸他方的天狼星，操起天弓以防灾祸降到人间，然后以北斗为壶觞，斟满美酒，洒向大地，为人类赐福，然后驾着龙车继续行进。这里的一个“高”字，再次把东君那从容不迫伟大而无敌的气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戴震《屈原赋注》认为天狼星在秦之分野，故“举长矢兮射天狼”有“报秦之心”，反映出对秦国的敌忾，联系历史事实，此论自非无稽之谈。
结合祭祀仪式上的乐舞表演情况来看，可以判断第一、第二章是扮神之巫所唱，第三章是迎神之巫所唱，第四章又是扮神之巫所唱。而各章歌辞之间的联接承转，又极其自然，在轮唱中烘托出日神的尊贵、雍容、威严、英武，那高亢宏亮的声乐正恰如其分地演绎出光明之神的灿烂辉煌。
此诗是《九章》的第一篇，作者叙述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故有“小离骚”之称。
关于“惜诵”二字，历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说：“惜，贪也；诵，论也。”“言己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论之于心，诵之于口，至于身以疲病，而不能忘。”洪兴祖《楚辞补注》说：“惜诵者，惜其君而诵之也。”朱熹《楚辞集注》说：“惜者，爱而有忍之意。诵，言也。”“言始者爱惜其言，忍而不发，以致极有忧愍之心。”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惜，爱也。诵，诵读古训以致谏也。”林云铭《楚辞灯》说：“惜，痛也，即《惜往日》之惜。不在位而犹进谏，比之蒙诵，故曰诵。”“言痛己因进谏而遇罚，自致其忧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惜，痛也。诵，公言之也。”戴震《屈原赋注》说：“诵者，言前事之称。惜诵，悼惜而诵言之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赞同林云铭的说法。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则认为“《惜诵》是喜欢谏诤的意思”，释“惜”为爱好，以“诵”为谏诤。自王逸以来的各家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的成分。按此篇与《离骚》意旨相近，当是受谗被疏之后的作品。因此，篇名之“惜”字以戴震的解释为近，而“诵”字，则以林云铭等人的说法为好，合起来解释，“惜诵”就是以痛惜的心情，来称述自己因直言进谏而遭谗被疏之事。
全篇可划分为五段。从开头至“命咎繇使听直”为第一段，讲述自己写此篇作品的起因，那是因为有人在楚王面前进了谗言，说自己不忠于楚国及其国君，楚王乃发雷霆之怒，疏远了屈原，屈原愤懑之极，不禁对天发誓：我对楚王是一片忠诚，天地鬼神可鉴。屈原还设想召来五方天帝、日月星辰、山川神祇和古代正直的法官，组成一个公正的法庭，来听取自己的申诉，并作出公正的评判。
接下来是申诉的开始，从“竭忠诚以事君兮”至“有招祸之道也”十六句为第二段，这一节是诉讼的正辞，意在阐明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竭诚事君，专心无二；二是自己日月可鉴的一片忠心却成了“招祸之道”。“竭忠诚”二句，是屈原说自己忠而被谤，以致被疏而离群独处的事实。“忘儇媚”二句言自己被谗谤的原因，此实望君之参验而考实。“言与行其可迹兮”四句，承上文之意，申说参验考实是可以办到的，为提出申诉作引。“壹心而不豫兮”四句申述自己言行的动机，一切皆是为楚王着想，并无他意，但却因此招祸。
“思君其莫我忠兮”至“中闷瞀之忳忳”为第三段，述自己心情的忧苦。“思君”四句进一步说明自己是“先君而后身”，从未把宠辱放在心上，暗示既不与小人比周，也不会对君王产生二心。“忠何罪”四句意谓遇罚倒不在乎，只是自己这样的结果会为国人所笑，紧承上文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懑心情。“纷逢尤”四句由“逢尤”“离谤”过渡到欲白于君。“忳郁邑余侘傺兮”四句紧承“莫之白”而申言之。“退静默”四句意为：退而静默不言，恐无人知道自己的苦心；进而大声疾呼，又怕无人会听。该段着重写自己陈志无路的心情，即“发愤以抒情”也。在上段中说“相臣莫若君”，此段进而写君王“荃不察余之中情”（《离骚》）。君既不知，只好“指苍天以为正”，只好寻厉神而占卜之，自然转入下文。
从“昔余梦登天兮”至“鮌功用而不就”为第四段，为占梦者对屈原的劝告，与《离骚》女媭一节，大意略同。“昔余梦”四句托为游仙，引入下文。“终危独”句为屈原问语：“我又问：是否要遭受疏远？”从“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至“鮌功用而不就”为厉神的答语。“君不思”至“犹有曩之态也”为第一层意思，厉神指出屈原有目的而无道路，劝屈原放弃忠君，认为如果照“曩之态”那无疑是“欲登天而释阶”，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接着“众骇遽”四句言楚王发怒后，本来同道的那些人都已离心背德，弃之而去。最后“晋申生”四句采用了二个比喻，说明孝子忠臣被说成不忠、不孝，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至最后为第五段，写屈原找厉神占梦以后的感想。楚国人观点如此，君王对自己的态度如此，留是不可能的，去，却又不忍，那只有洁身自保而已。“吾闻”四句，朱熹《楚辞集注》析曰：“人九折臂，更历方药，乃成良医，故吾于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语，为诚然也。”所用比喻简明恰当。“矰弋机”四句，言诗人遭谗被疏，如有矰弋在侧，竟无容身之地，真是左右为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欲儃佪”八句表明屈原为自己设想了三条出路：一是儃佪，即逗留、等待，但这样唯恐再遭忧患；二是高飞远集，即远适他国，但不能确定到底去哪个国家；三是“横奔而失路”，即朱熹说的“妄行失道”或陈第说的“违道妄作”（《屈宋古音义》），就是与坏人们同流合污。但这三条路，选择任何一条都是十分不理想的，这使诗人“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这三条路都是不好走的呀，考虑再三的结果，还是另选其他的道路。“檮木兰以矫蕙兮”八句，用比喻之意，说自己还是保持自己美好的品德，远离这复杂肮脏的社会，块然独处。
此篇在艺术上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首先，全篇洋溢着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虚幻的法庭，它由五方天帝、山川诸神、古代好法官共同组成。让他们来听取自己极度苦闷的倾诉，又虚构了一个厉神，让他在占梦时作答，如同女媭一样，给屈原以劝告和回答。这样的写法，使此篇诗作出现了一幅虚无飘渺的景象，起到了令人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其次，此篇诗作以十分细腻的笔调描摹了抒情主人公的意志活动和感情冲突。诗歌从对天发誓，写到进退维谷、百口莫辩的困境，登天占梦的幻境以及“檮木兰”、“播江蓠”的精神境界，处处都写得波澜起伏，回旋曲折，扣人心弦，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所叙述的不幸遭遇，不仅仅关系到他个人一身，而是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密切相联的。
再次，就是语言上的特点，此篇诗作直抒胸臆，语言真挚生动，朴素自然，尤其是“众口铄金”、“九折臂而成医”等众多民间成语的运用，通俗浅显，颇有新意。
“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