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表现了赵威后的政治思想,同时也对齐国的政治状况有所批判。战国以前,民本思想已逐渐掘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都已意识到人民的作用,提出了诸如“民,神之主也”,“上思利民,忠也”等主张。这种思潮在战国时继续发展。孟子有“民贵君轻”一说,田于方、颜斶也有“士贵王不贵”的思想。赵威后提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的思想,是与历史上这一民本思潮相一致的。齐王使者问候赵威后,信函还没有拆开,威后就连续发问:“年成还好吧?百姓安乐吧?齐王安康吧?”她把收成放在第一位,因为“仓禀食而知礼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接着,她问到百姓,而把国君齐王放在末位,这明显地反映出了她的民本位思想。收成好自然百姓安乐,百姓安乐自然国君无恙,逐步推理,简明而正确,却使“使者不悦”,他诘问赵威后“先贱后尊”,威后的回答清晰明了,层层递进,驳得使者无话可说。
接下来威后问道:“帮助君王抚养百姓的至贤至德的钟离子为什么没有被任用,没有成就功业呢?帮助君王使百姓得到生息繁衍的叶阳子为什么也得不到重用呢?带动百姓奉行孝道的婴儿子为什么得不到封号呢?”这三位贤士孝女是帮助齐王治理国家的有德之人,故以“无恙乎”热情发问。弦外之音即是对齐王昏庸无道的指责。与对贤士孝女的关爱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不贤不孝、带领百姓无所事事、无益于国的於陵子的愤恨,她问道:“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对比和连续发问表现了赵威后豪爽坦率的个性。
全文围定一个“民”字,以赵威后对齐使的问话一贯到底,却问而不答、问而无答、问而不必答,充分提升了文势,引而不发,凭空制造出峭拔、险绝的独特气势。文章开头便以“今年的收成还好吗7百姓还好吗?齐王还好吗”三个问句,“斗问三语,如空陨石”(金圣叹语),剑拔弩张,形成尖峭的文势,奠定了文章的基调。当齐使对赵威后的问话表示不满时,赵威后并末一如常态以一般陈述句作解释。而是寓答案于反问句中。进一步助长壁立千仞的奇绝之势。赵威后的“进而问之”,复将文章向深处推进一层。对于齐国三位贤才与有德之士,威后以三“无恙耶”发问,体现了她对士人的作用、价值的清醒认识。对于於陵子仲,威后一直以“尚存乎”相询,明显表现出对“率民出于无用”的隐士的深恶痛绝。文章就在这种率直而尖锐的追问中戛然而止。文势却在循环往复的发问中蓄得十足,驻足不住,直冲出篇外。足令人回味!
综观全文,虽以问构篇,却又显得常中有变。一是问句有一般问句与反问句的变化,二是句式编排上有排比问句与零散问句的变化。排比问句的运用,增加了文章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气势。文章在这类整齐的句式中回环相生,气韵又在前后几组问句中层层推进,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整齐之中,又穿插以参差错落的零散问句,点染以灵动变幻的一般陈述句;同时排比句式本身又不拘一格,时出变异句式。这些使得文章整齐与参差交错,力量与韵致并生,为文增色不少。
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秦于长平大败赵军,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诸侯震惊。前258年,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扩张疆土,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釐王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大将晋鄙火速驰援赵国。秦昭襄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写信恐吓魏王,扬言谁救赵先攻击谁。魏王收信后救赵决心发生动摇,命令晋鄙留兵于邺(河北滋县南;另一说是汤阴)。既摆出救赵的姿态,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还派魏将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想通过赵相平原君赵胜说服赵孝成王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以解邯郸燃眉之急。平原君在内忧外患灾祸频仍的情况下,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形势岌岌可危。鲁仲连主动去见新垣衍,用具体的事例作比,生动形象而又透辟地阐明了抽象的道理,指陈帝秦的弊害,终於让“使事有职”不愿会见鲁仲连的新垣衍拜服,不敢复言帝秦。而“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茌平县王老乡望鲁店人。他“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胸罗奇想,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患难、解决纷乱而一无所取。游于赵国,适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面折辩者。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而谢之。他飘然远举、不受羁絏、放浪形骸的性格,为后世所传诵。
周昙《全唐诗·春秋战国门·鲁仲连》:“昔迸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今来跃马怀骄惰,十万如无一撮时。”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