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和《伊耆氏蜡辞》都是上古歌谣。所谓的上古歌谣,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民间歌谣,是《诗经》以前人民的口头创作。由于年代久远,原始社会的口头创作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现在能见到的上古歌谣,多数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的产物。见于《周易》的较多,在《尚书》、《礼记》等古代典籍中也偶有记载。上古时期,生产力落后,还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还不可能出现后世所谓的“纯文学”。
上古歌谣在思想内容上的最大特色是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在艺术形式上,作为古老的民间口头创作,一般都具有字句简短、语言质朴和节奏明快的特点。通过对《弹歌》等的赏析,读者可以更为具体地加深对上古歌谣的认识和了解。
《弹歌》选自《吴越春秋》。《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弹歌》。《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成书较晚。但从《弹歌》的语言和内容加以推测,这首短歌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读来很有情趣。
全诗才八个字,却写出了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
制作工具共分两步。先是“断竹”,即砍伐竹子。由这两个字指引,读者仿佛见到一群围裹着树叶、兽皮的原始先民在茂密的原始竹林旁正手拿骨刀、石斧在砍伐根根竹子。“续竹”是制作过程的第二步。歌中没有交代“断竹”后怎样削枝、去叶、破竹成片,从画面的组接上来讲,从“断竹”到“续竹”,中间已有所省略、承转。所谓“续竹”,是指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至此,狩猎工具已经制成。以下便接写打猎。
打猎也分两步。先是“飞土”,把泥弹装到弓上打出去。至于泥弹的制作过程,诗中也未作交代,但从“续竹”到“飞土”,可以想见还有一个制作泥弹的环节。“飞土”的目标,或是飞禽,或是走兽,一旦打中,便向猎获物奔去。“逐宍”便是指追捕受伤的鸟兽。“宍”,为古“肉”字,指代飞禽走兽。
根据社会发展史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会制作弓箭之类狩猎工具,已是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类究竟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只能向残存的原始洞岩壁画和上古歌谣以及考古发现中去探寻。在这一点上,这首古老的《弹歌》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因为有了它,后人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部分生动图景。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此歌虽仅简短的八个字,却包容了从制作工具到获取猎物的全过程,容量很大,对狩猎的艺术表现也比较成功。当然这种简短是早期书面语言表达尚处于雏形的反映。然而审美具有历史性,以今人的艺术鉴赏眼光来看,可以发现作者不自觉地运用了省略、多用和巧用动词的表现手法。不仅每一句的主语“我们”都省略,更主要的是场景之中以及场景之间的次要过程也省略了。每句以一个动词带出,使画面富于动感,且容易唤起人们对“断”、“续”、“飞”、“逐”动作前后过程的联想。此诗的语言两个字一顿,节奏明快,凝重有力。韵字“竹”、“竹”、“宍”,以入声“-K”收韵,更增加了诗句的凝重感,令人联想起先民们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颇不轻松的劳动场面。
《沧浪歌》是一首清新而悠扬的短歌,歌者名渔夫,一位没名字考证的隐者。在《楚词·渔夫》可以看到作为乱世智者的打鱼人和屈原的那次对白。渔夫对屈原的劝导蕴含者一位哲人和一位诗人的深层的理解及同情,这是基于心灵默契之上的对立和转向,渔人的宛尔而笑意味情长,击桨远去那沧浪之歌依然余音袅袅。后人将其谱成古琴曲,名为《沧浪歌》。并引用了其里面的内容。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沧浪歌却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莲出污泥而不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白者自白是不会被玷污的,(屈原)你没必要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你应该豁然地面对这种世态。
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孔子孟子都提到它了。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在楚地流传久远的《孺子歌》不是屈原首创,也不是“渔父”首创。屈原沧浪遇渔父 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发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沧浪歌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目前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传承了沧浪歌的哲学理蕴,一部是竺葛卓灵的网络长篇小说《沧浪歌》,一部是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是沧浪歌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唱。
《卿云歌》,相传是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始见旧题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据《大传》记载:舜在位第十四年,行祭礼,钟石笙筦变声。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帝沉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见于钟石!”即荐禹使行天子事,并与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云云。钟石变声,暗示虞舜逊让;卿云呈祥,明兆夏禹受禅。这一传说故事,充满了奇异神话色彩,《卿云歌》的主题,则反映了先民向往的政治理想。 全诗三章,由舜帝首唱、八伯相和、舜帝续歌三部分构成。君臣互唱,情绪热烈,气象高浑,文采风流,辉映千古。
首章是舜帝对“卿云”直接的赞美歌唱。关于“卿云”之名,《史记·天官书》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在古人看来,卿云即是祥瑞之喜的象征。“卿云烂兮,糺缦缦兮”,若云若烟,卿云灿烂,萦回缭绕,瑞气呈祥;这祥瑞之兆,预示着又一位圣贤将顺天承运受禅即位。“旦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更明显寓有明明相代的禅代之旨。圣人的光辉如同旦月。他的受禅即位,大地仍会像过去一样阳光普照、万里光明。这与其说是舜帝的歌唱,毋宁说是万民的心声和愿望。
次章是“八伯”的和歌。八伯者,畿外八州的首领。这里当指舜帝周围的群臣百官。舜帝首唱“卿云”,八伯稽首相和:“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旦月光华,弘于一人!”他们进而赞美上天的英明洞察,把执掌万民的大任,再次赋予一位至圣贤人。这里对“明明上天”的赞美,也是对尧舜美德的歌颂。《尚书·尧典》有云:“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而今者虞舜,效法先圣,荐禹于天,以为后嗣。没有尧舜的美德,就没有禅让的美谈。尧舜之举比起明明上天,更值得称颂。
舜帝的赓歌,则表达了一位圣贤的崇高境界和伟大胸怀。十二句可分三层。前四句以“旦月有常,星辰有行”作比,说明人间的让贤同宇宙的运行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使国家昌盛,万民幸福。中四句叙述“迁于贤圣”的举动,既顺从天意也符合民心。可谓普天之下,莫不欢欣。最后四句表现了虞舜功成身退的无私胸怀:“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正当人们击鼓鸣钟、载歌载舞,欢呼庆贺夏禹即位之时,自感“精华已竭”的虞舜,却毫无声息地泰然“褰裳去之”。只此两句,一位崇高伟大的圣贤形象,便跃然纸上。
尧、舜禅让,载于《尚书》,《卿云》之歌,流传秦季。而尧、舜均属传说人物,舜歌《卿云》,颇难征信。很可能这是身处战国、秦季乱世,目睹争夺劫杀,而向往礼让治世者的代拟之作。不过,自战国、秦汉以来,禅让传说和《卿云》之歌,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对形成以礼让为美德的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诒徵论“唐虞之让国”时写道:“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亡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中国文化史》)。这对认识《卿云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颇有启发。
在艺术上,《卿云歌》辞藻华美,意境超迈,孕育骚赋句法,足可与《诗》之《雅》、《颂》媲美。
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让那一股缠绵的、深邃的、飘忽的情思,从风景画面中自然流出,含蓄深永,味之无尽。
这四句诗被后人誉为《诗经》中最好的句子。这是写景记时,更是抒情伤怀。这几句诗句里有着悲欣交集的故事,也仿佛是个人生命的寓言。是谁曾经在那个春光烂漫的春天里,在杨柳依依中送别我?而当我在大雪飘飞的时候经历九死一生返回的时候,还有谁在等我?是《木兰辞》里亲人欢迎的盛况,还是《十五从军征》里荒草萋萋的情景?别离时的春光,回归时的大雪,季节在变换,时光在流逝,我们离去,我们归来,而在来来去去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没有答案,只有漫天的飞雪中一个被沉重的相思和焦虑烧灼的又饥又渴的征人孤独的身影,步履蹒跚地,战战兢兢地走向他不知道的未来。
上句即景写风吹水寒,渲染苍凉悲壮的气氛。下句抒写决死的情怀,明知有去无还,却毅然前往,决不回顾。“风萧萧”有声,从听觉上渲染离别之际的惨烈;“易水寒”彻骨,从感觉上描状环境的悲凉;一上一下,极尽天地愁惨之状,更加烘托出荆轲“君子死知己”,慷慨赴国难的凛然正气。虽寥寥十五字,却“凄婉激烈,风骨情景,种种具备”。
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洲”,当从《北堂书钞》卷一O六引作“舟”。“搴洲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叙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概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诗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以后常为诗人所取用,著名的如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进入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地由相对平易转为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地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描述。“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
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意绪梳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说君”、“君不知”,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却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越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关系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如《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觽;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小雅·小弁》“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即是。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然“山”句为“A有B兮B有C”句式,“沅”句为“A有B兮C有D”句式,亦有不同),也可见出此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越人歌》是翻译作品,但仍可这样说:《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前,古越族的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