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魏源《诗古微》考证，《诗经》中许穆夫人的作品有三篇，除此篇外尚有《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二诗也为其所作，其中尤以《鄘风·载驰》思想性最强，它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诗分为四章，不像《周南·桃夭》《鄘风·相鼠》等篇每章句数、字数甚至连意思也基本相似，而是每多变化，思想感情也复杂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叙事抒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出发。故诗歌的形式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节奏。
诗的第一章，交代本事。当诗人听到卫国灭亡、卫侯逝世的凶讯后。立即快马加鞭，奔赴漕邑，向兄长的家属表示慰问。可是目的地未到，她的丈夫许穆公便派遣大夫跋山涉水，兼程而至，劝她马上停止前进。处此境地，她内心极为忧伤。这一章先刻画了诗人策马奔驰、英姿飒爽的形象，继而在许国大夫的追踪中展开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其情景就好似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场景。
现实的冲突引起内心的冲突，经过以上的铺叙，第二章便开始写诗人内心的矛盾。此时诗中出现两个主要人物：“尔”，许国大夫；“我”，许穆夫人。一边是许国大夫劝她回去，一边是许穆夫人坚持赴卫，可见矛盾之激烈。按诗意理解，应有两层意思：前四句为一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返回许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对宗国总是念念不忘的；后四句为第二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渡过黄河到卫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诗人正是处于这种前不能赴卫、后不能返许的境地之中，左右为难，十分矛盾。然而她的爱与憎却表现得非常清楚：她爱的是娘家，是宗国；憎的是对她不予理解又不给支持的许国大夫及其幕后指挥者许穆公。
第三章矛盾没有前面那么激烈，诗的节奏渐渐放慢，感情也渐渐缓和。夫人被阻不能适卫，心头忧思重重，路上一会儿登上高山以舒解愁闷，一会儿又采摘草药贝母以治疗抑郁而成的心病。所谓“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是说她身为女子，虽多愁善感，但亦有她的做人准则——这准则就是关心生她养她的宗国。而许国人对她毫不理解，给予阻挠与责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愚昧、幼稚和狂妄。这一段写得委婉深沉，曲折有致，仿佛让人窥见她有一颗美好而痛苦的心灵，简直催人泪下。
第四章写夫人归途所思。此时夫人行迈迟迟，一路上考虑如何拯救祖国。“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说明时值暮春，麦苗青青，长势正旺。所谓“控于大邦”，指向齐国报告狄人灭卫的情况，请求他们出兵，但诗人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此处既写了景，又写了情，情景双绘中似乎让人看到诗人缓辔行进的形象。同第一章的策马奔驰相比，表现了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而这个不同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盖初来之时因始闻卫亡的消息，所以心急如焚，快马加鞭，不暇四顾；而被许大夫阻挠之后，报国之志难酬，心情沉重，故而行动迟缓，眼看田野中的麦浪好似诗人起伏不定的心潮。诗笔至此，真是令人赞叹。
最后四句，有的本子另作一章，不无道理，然依旧本，多与前四句并为一节，这样似更为合理。这四句当是承前而言，谓夫人归途中一边想向齐国求救，求救不成，又对劝阻她的许大夫心怀愤懑。此处朱熹《诗集传》释云：“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谓许国之众人也。”“大夫君子，无以我为有过，虽尔所以处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尽其心之为愈也。”照此解释则与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前后呼应。字面上虽是“无我有尤”，实质上应是她对许大夫不让她适卫赴齐产生怨尤，正话反说，语气委婉，体现了《诗经》“温柔敦厚”之旨。末二句，表现了夫人的自信心，意为：那些大夫君子纵有千条妙计，总不如我的救卫之策高明。“我所之”的“之”字，若作动词解，便是往卫国或齐国去一趟的意思；也有训为“思”的，就是自指夫人的想法。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反映了许穆夫人是一个颇有主张的人，她的救国之志、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它却留下无穷的诗意让读者去咀嚼回味，真是语尽而意不尽，令人一唱而三叹。
此诗写一位尊贵的男子驾车驱驰在浚邑郊外的大道上，车马隆隆，旗帜飘扬。接下来是对旗帜和车马的特写：旄是“素丝纰之”，用素丝织的流苏镶在旗帜的边上，可见其色彩鲜明及飘扬姿态；马是“良马四之”，四匹高头大马驾车而行，十分气派，意气风发。
第二、三章意思相近，但比第一章旗帜越来越漂亮，距离浚邑越来越近，车马排场越来越盛。而离目的地越近，其情越怯。
此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但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毛诗说以“之”为“贤者乐告以善道”（《毛诗序》）的对象，朱熹以“之”为“答其礼意之勤”（《诗集传》）的对象。“之”指代的应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访贤说”，那“之”必然是指被访的贤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关于诗中是“四之”“五之”“六之”，《毛传》解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对此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
从诗艺上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严谨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如果按“访贤说”，那么此诗反映访贤大夫求贤若渴的心理可谓妙笔生花。
此诗开端“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是起兴，写彩虹出现在东方。古人因缺乏自然知识，以为虹的产生是由于阴阳不和，婚姻错乱，因而将它视作淫邪之气，如刘熙云：“淫风流行，男美于女，女美于男，互相奔随之时，则此气盛。”（《释名》）彩虹在东边出现，自然是一件令人忌讳的事，所以大家都“莫之敢指”。接下去引出正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单这两句似乎看不出诗人的褒贬之意，然联系前面的起兴，诗人无疑是将淫邪的美人虹来象征这个出嫁的女子。所以前两句虽是兴，但兴中兼比，比兴合一，诗的讽意在不言中也就显露了出来。“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二句亦见于《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很可能是当时陈语，因而多引用之。
次章是首章的复叠。隮，亦指虹。所以“朝隮于西”接下便有“崇朝其雨”之句。说了暮虹，又说朝虹，这样反反复复，诗人就是旨在强调这个出嫁女子婚姻的错乱。
第三章点明题目。“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女人啊，破坏婚姻礼仪啊。”如此刻薄斥骂的语气，表明了诗人对私奔行为的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基于两点，一是“大无信也”，即私奔者只知思男女之欲，而不能自守贞信之节；二是“不知命也”，即私奔者背人道、逆天理，不知婚姻当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全诗结构看，前两章是蓄势，此章为跌出。第一、第二章的横断不即下，欲说又不直说，为此章蓄足了力量，故一经跌出，语意自然强烈。此章四句末尾语助词“也”字的连用，也进一步烘托出诗人对破坏婚姻制度的私奔行为的痛心疾首。
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不从母命的私奔女子，其实正是一个反抗礼教制度、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女性。封建社会对婚丧喜庆有着极其严格的礼仪规定，如婚事就得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事人无权自主择偶。《齐风·南山》中的“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就反映了当时周代社会的婚姻规范。或许此诗的女主人公就是《鄘风·柏舟》中那个大声疾呼“之死矢靡它”的少女，在得不到父母体谅的情况下，为追求爱情的幸福，义无反顾地私奔到意中人那里自主结合。这种大胆的私奔行为无疑为封建礼教所不容，所以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便将她视作淫妇而进行严厉地斥责。从诗中两引当时陈语“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来看，她的这种愤怒的抗争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情，诗中所谓的“莫之敢指”，实际正是千夫所指。“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她尽管走出了这反抗的一步，但其悲惨的结局是不难想像的。
此诗分三章，每章共七句。首章写在楚丘营建宫室。古代科学技术还比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至于东西，揆度日影也可确知。又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读者仿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与二章大刀阔斧手笔迥不相侔，三章却于细微处见精神。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围绕“秉心塞渊”而展开。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此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葑”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覆咏唱在“桑中”、“上宫”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末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周南·芣苢》中的“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此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
此诗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自言自语，反复咏唱，每章的前半段只换了两三个字，采集对象换了，地点变换了，美女的姓氏换了，而后半段一字不易。无论是等待、幽会还是送别分手的地方，都没有变换。主人公完全沉浸于自己和美女约会的美好回忆之中。
《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孔疏云：“毛以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陈别有小君内有贞顺之德，外有服饰之盛，德称其服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他们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说：“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也。”他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又多从朱熹之说。
全诗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错落有致。首章揭出通篇纲领，章法巧妙。宣姜本是卫宣公之子伋的未婚妻，不幸被宣公霸占，后来又与庶子顽私通，劣迹斑斑。“君子偕老”一句基此而来，起调突兀如当头棒喝，寓意深婉，褒贬自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造语奇特，叙服饰与叙仪容相交叉，辞藻工美，极力渲染宣姜来嫁时服饰的鲜艳绚丽，仪容的雍容华贵。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逗露讥刺，全诗惟此二句是刺意，其他均是赞叹称美之辞，但此二句与“君子偕老”一句遥相呼应，暗自缀合，含蓄蕴藉，藏而不露。
次章与末章用赋法反覆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美。次章起始“玼兮玼兮”六句与末章起始“瑳兮瑳兮”四句复说服饰之盛，次章“扬且之皙也”三句与末章“子之清扬”四句是复说容貌之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神光离合，仿佛天仙帝女降临尘寰，无怪乎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诗为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并谓“‘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有非言辞可释之妙”。“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二句巧于措辞，深意愈出，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这两章造句齐整，意象迷离，所以陈继揆《读风臆补》说：“后两章逸艳绝伦，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读，即为七言之祖。”
全诗反覆铺陈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盛美，是为了反衬其内心世界的丑恶与行为的污秽，铺陈处用力多，反衬处立意妙，对比鲜明，辛辣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
此诗的主人公可能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少年郎。姑娘的选择未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所以她满腔怨恨，发誓要和母亲对抗到底。
开篇以柏舟泛流起兴，写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婚姻恋爱受阻而苦恼，就好比那在河中飘荡的柏木小舟一样。她早已自己相中了一个翩翩少年，他的发型很好看，透出活泼灵动的精神劲儿。这就是女主人公的心上人，她非他不嫁，至死不渝。可是她的母亲千般阻挠万般阻拦，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母女的意见不统一，爱情就发生了危机。女儿要么放弃己见，要么作坚决的抗争。看来诗中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至死誓靡它！坚决到这种程度，母亲也就难办了。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女主人公一面誓死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呀天啊，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是有眼力的呢！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古代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自己找婆家的事情，真是有违传统习俗的，当父母的当然不会同意。可能也不一定是父母要展示权威，多半是他们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为儿女把关，以确保日后生活美满。但是代沟的存在，使两代人的择偶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和冲突。这原也正常。问题的关键是，母女二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才有了“之死矢靡他”的决绝抗争。
这首诗反映了先秦时代汉族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性爱自由，原始婚俗亦有传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欢，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诗中也就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恋自由而产生的反抗意识，这是一个很新很有价值的信息。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