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3年(唐天宝二年),李白在翰林。唐玄宗无意重用他,更加上杨贵妃、高力士、张垍等屡进谗言。于是,他初到长安怀抱的希望终于破灭,打算离开长安。这首诗正作于此时。
诗的开头,点明送别的地点。“长安青绮门”,是东去的行人辞别京城的起点,自然会使诗人想起种瓜的召平;再往前走,便是折柳分袂的灞桥。这个地方原本就蕴蓄着历史的感慨,加上酒店里胡姬殷勤招呼,举杯在手,更觉得思绪万千,别情无极。在朋友临当上马,相别即在顷刻之际,诗人含蓄地倾诉了他的肺腑之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这表面上是写诗人眼前容易看到的景物,但实际上是暗喻心中难以表达的感情。芳兰摧折,贤能之士偏偏遭遇不幸;鸟雀喧嚣,奸佞之臣得志猖狂;风吹、日没,则是政治黑暗,国势渐衰的写照。在知友临别之际,诗人道出这么两句,彼此的心中都很了然,而却包含着很深广的忧愤。现实既是如此,诗人是这样来考虑他们彼此的出处行藏:“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手指飞鸿,并不一定是送别时实有的景象,也是暗喻心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扬雄《法言·问明篇》)。像鸿鸟一样高飞,离开长安,固然是对政治污浊的深恶痛绝,同时也还有出于实际的全身远祸的考虑。“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表明两人对现实的认识很清醒,归趋也正相同。“颍水有清源”,既是地理的,是归隐之地;又是历史的,更符合归隐之情。历史上,著名隐士许由的事迹影响长远,也正似颍水的清源不竭。这也就暗含着对裴十八归隐的赞赏和慰藉。
这个诗题下的两首诗,虽可相对独立,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前一首要有后一首才更高,后一首则必须有前一首才完足。如果诗意仅止于同归颍水,追踪许由,那还只是一般诗人的手笔,而到了第二首把诗意翻进一层,才是李白所独到的境界。第二首起句便好:“君思颍水绿,忽复归嵩岑。”前一句的意思是:“您想念着碧绿清澄的颍水。”这一句把归隐的愿望写得十分形象,抽象的思想、意念化成了具体的、美好的、能够感触的形象。“忽复归嵩岑”,“忽复”两字表现出人的个性和情态,十分洒落、爽快,看淡功名富贵尽在不言之中了。“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许由洗耳的典故,用得灵活入妙。诗人在这里把许由这位上古的高士,临时拉来指桑骂槐,这是因为唐代以隐居为手段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之人,大有人在。李白很鄙视这种假隐士,所以他说不洗心而只洗耳,是矫情作伪,欺世盗名。诗人认为不论是进是退,是隐居还是出世,只有真正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和才干的人,才是超越流俗的大贤。李白平生最仰慕的古人之一谢安,正是这种典型。“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末句是诗人与友人临别赠言,相互劝勉、慰藉之词,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说这首诗:“只写送别事,托体高,著笔平。”所谓“托体高”,就是说这首诗以立意取胜;“著笔平”,也就是用语朴实。这种写法,质朴自然,不加以藻饰,直抒胸臆,是汉魏风骨的继承。它不在于一字一句的奇警,而在于全篇的浑成,即全篇作为一个整体,铸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使读者想象和体会到诗人的胸襟气度、思想感情。由于诗的概括力很强,把丰富的思想感情紧缩在具体的形象之中,所以内容上十分有味。这首诗,决不是那些用词雕琢、一味铺陈语言的作品所能比拟的。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 “恶谑、恶趣”之词。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