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边塞词，不啻是一篇吊古战场文，悲康康慨。
首句即吸收李白《战城南》“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塞》“饥乌啼旧垒，疲马恋空城”的诗意，表现了萧萧古戍、饥乌群集的惨切之景。次句，“荒城野雉飞”，是化用刘禹锡“麦秀空城野雉飞”句意，把古战场阴森怖栗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接下“何年”三句，颇有唐朝边塞诗的味道，但容若毕竟又不是岑参那类边塞诗人，唐时的边塞诗是荒凉中透出豪迈，容若却是豪迈转向了凄凉。“何年劫火剩残灰”，是哪年的战乱造就了如今一切的皆似残灰，惨淡的历史已遥不可考，如今只有看英雄们当日的碧血，化作了这蛮荒的土色。 “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容若此处谓，君不见那些忠魂碧血，不管何方埋骨，到头来不都是付与这无边瀚海了吗？上阕，占戍、荒城、劫灰、碧血······组成的是一幅凄惨悲凉的大漠边城之景，奏响的是一曲旧堡败垒的苍凉沉郁悲歌。
下阕前两句承接上阕，继续铺写古战场萧然之景。“玉帐空分垒，金笳已罢吹”，军中将帅的军帐再也不能分开营垒，悲咽的金笳也已永远停吹了。“空分”、“已罢”，四字写出昔景的黯然难以淹留。既然古战场遗下了残灰。遗下了英雄的战骨，玉帐成空，金笳已罢，那就说明厮杀斗争，恩仇荣辱，一切都成过去，于是，词人不禁废然道：“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东风回首”，出自李煜《虞美人》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此处是说如今回首前朝往事，但觉物是人非，事事皆休。所以，词人最终感言，兴亡之理，不在人为，而在乎天命，遂见纳兰词哀伤风骨。
在那片八旗子弟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上，容若既不缅怀“开国英雄”的功烈，更不悲歌慷慨，从中吸取振奋精神的力量，却在那里冷冷清清忧优戚戚地寻寻觅觅。这种行径，还真颇有点“不肖子孙”的意味。
这首词叙写的是以书信传达别后相思相忆之情。词上片以织锦回文诗为始，但所叙写不是写诗者，而是读诗者—也就是词人本人。他从构思精妙的来信体会到其中的深情蜜意。“字值千金”一句极写这信在词人内心所占据的分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词人才会“一回披玩一愁吟。肠成结、泪盈襟”，前一句活画出其喜悦之情，后一句又为其喜极生悲写真。
下片是相思之情的延伸。“幽欢已散前期远”，幽欢早已成往事，重聚却又遥遥无期。“无憀赖”一句写词人满怀情意却无所寄托。“密凭”一句写词人频频寄出述说爱情的书信。结拍“恐冷落、旧时心”，表明述说相思不仅是自己情感的需要，更是安慰对方，以免冷落了她旧日的一片深情。这六个字，语势平淡，却情深意浓。
这是一首以“赋”的手法写成的令词，没有比兴，没有场景，没有波澜，全用概括性的叙述语，失之平直、浅淡，缺少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只结尾一句，尚有新意，尚有余韵。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