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张岱之笔，犹如摄影机镜头，把虎丘中秋的情景尽收眼底。
文章首写赴会。袁宏道当年已把游人写得纷错如织，曾谓“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张岱则把倾城而出的各色人及千人石至山门的各个地点也一一点示出来。如果说袁文是散文式的铺叙，张文则是多种镜头的叠映，使簇拥纷错之状，更加立体地映现出来。
次写初更。初夜时，这里是一番热闹景象，四方游人初集，唯有锣鼓吹打，才足以表达兴奋之情，及至更定，开始演唱，但因人物错杂，雅俗不分，大家都只以自娱为乐，所以无论吹弹歌唱，总是选择“锦帆开”“澄湖万里”之类热闹的合唱曲。在行家张岱看来，真是“丝竹肉声，不辨拍煞”，这似乎是为那种天真可爱所逗乐，又像是因那种幼稚浅俗而微微摇头。更深时，凑热闹的游客渐次散离，留下的是真正的听众，都在耐心地品尝管弦伴奏中的南北曲的清唱。
继写二鼓。经过竞争汰选，只留下三四人，由一缕洞箫伴托着演唱。其特点是一片静穆，只有深于昆曲雅致的听众在等待最后的优胜者上台。
终写三鼓。被认为最有水平的演唱者当于此时登台献艺，故而特别引人注目。袁文与张文都以饱含深意的笔调写出一段极优美的文字。先看袁文：“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主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这是诗人的感知，引譬取喻，以文字的形象音韵感人。再看张文：“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这是行家的体悟，析微通幽，字字切中肯綮，将真确的理性分析如盐入水般地融进生动形象的表述之中。昆曲清唱到了明末，极其繁缛柔曼，一字三折，声多字少，一般人无法听懂唱词，而行家则乐此不疲，自得“曲高和寡”之趣。张岱以为，演艺到了令人“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的情境，是为极境矣。此时，表演者与观众的神情契合无间，却又不知其所以然，八个字传写出了那种不可言传的意境。至此，读者亦“不敢击节，惟有点头”了。
文章以戏曲行家的那种晰毛辨发功夫，在袁宏道的《虎丘》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至妙至绝。
文章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交际的需求和对艺术生活的热爱，也反映了民间演出水平的高妙和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的非凡能力。既写出少数“寻入针芥”的曲迷的品味，也写出“雷轰鼎沸”的群众大场面。既写出“演者”的踊跃献艺，也写出“听者”的心理活动。这里的“听者”首先就是老于此道的作者本人。正因为他作为“听者”始终活动在当时的情境中，而且又以一名行家里手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剖析、描述，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入曲会的胜迹中去，又鬼使神差般地把读者引入当时那些曲迷的心理中去，与他们一起呼吸，一起观摩，一起凝神于微妙的艺术之中。
首句不谈忧，而是谈喜；不说老，而忆少。从诗中可以同时看到他少年生活的一个片断。诗人回忆年少之时，无忧无虑，体魄健全，精力充沛，真是朝气蓬勃。所谓“健如黄犊走复来”，就是生动的写照。清杨伦称此句“形容绝倒，正为衬出下文”（《杜诗镜铨》卷八）。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当梨枣成熟之时，少年杜甫频频上树摘取，一日千回。所谓“千回”，只是夸张的语气，喻其多也。少年杜甫“心尚孩”，这个尚字用得非常贴切，说明了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在十五岁时，仍在持续跳跃着。一个“尚”字，就概括了杜甫由童年到少年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诗人抓住了少年的气质、性格特征，以跳动的笔触把它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这里并非没有目的地表现少年自我，也不是用喜悦的心情颂扬少年自我，而是以忧伤的心情去回忆少年自我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因而就深深地蕴含着悲痛、愤懑的感情。杨伦对这首诗开头的眉批是：“聊以泄愤，不嫌径直。”（《杜诗镜铨》卷八）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诗人虽用“倏忽”二字，然从“十五”至“五十”其间沧桑都是读者可以想见。由于年老力衰，行动不便，因此坐卧多而行立少。体弱至此，却不能静养，因生活无着，还须出入于官僚之门，察言观色，养活一家老小。一生不甘俯首低眉，老来却勉作笑语，迎奉主人。内心痛苦不言而喻。不禁悲从中来，忧伤满怀，而发出“悲见生涯百忧集”的概叹。此为全诗之诗眼，它把诗人的情绪凝聚到“悲”字上。它不仅因老而悲，也因贫而悲，更因依附别人、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悲。尤可悲者，诗人不是悲一时一事，而是悲其一生。悲其一生为人民而悲。“悲见生涯百忧集”实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是全诗主线，它与诗题相呼应，又因往昔境遇凄惨而悲，联想到当时老窘之境而悲，在结构上可谓承上；由此出发，为以下具体描写家贫先写一笔，可谓启下。“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写家中凄景。一进家门，依旧四壁空空，家无余粮，一贫如洗。老夫老妻，相对无言，满面愁倦之色。只有痴儿幼稚无知，饥肠辘辘，对着东边的厨门，啼叫发怒要饭吃，经过诗人的具体描写，其忧伤痛苦之状，如在眼前。为了表现百感交集的感慨，诗人以数字强化衬托悲状，强化悲的情怀。例如，诗中以“十五”比“五十”，就划分了自我的两个时代。以“ 八月”果熟，“一日”上树“千回”，来形容“十五”岁的少年的灵敏活跃，天真烂漫。用“四壁空”写“百忧集”，就充实了忧的内容。用“健如黄犊”对比“坐卧只多”，用“走复来”对比“少行立”，用“强作笑语”对比“悲见生涯”，更见出悲的氛围之浓。尤其令人心酸的是，诗人还将自己的童心少年和自己的痴儿作了对比。自己年少时，无忧无虑，不愁吃穿，却想不到已入老境之际，自己的儿子却饥饿难忍，啼叫怒索。在诗人笔下，不仅如实地表现了自己的凄凉处境，而且逼真地写出了老妻、痴儿的表情、姿态，非常富于人情味。
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称自己的作品善于“沉郁顿挫”。这也表现在《百忧集行》中。它“悲愤慷慨，郁结于中”，“沉郁苍凉，跳跃动荡”（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诗人不幸的遭遇，切身的体验，内心的痛楚，在诗中化为一股股情感流 。它回旋激荡，悲愤呼号，久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