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鹗作的词只有几十首，以稿本流传。这首《金缕曲》是真实地抒写其私人生活中一件感人的事，亦可见出作者杰出的艺术才能和极其放宕的个性。戊申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高鹗正是盛年，又过后七年才考中进士。关于畹君，从高鹗戊申同时作的《南乡子》，可知道属于“杨枝”（即柳枝）一类人物。当是风尘中女子；“今日方教花并蒂”，显然这次相会已了却宿愿。然而他们很快就分别了。所以写《金如火缕曲》时感到无比的辛酸，而让真情直率地流露，完全不计工拙，却成了至情的文字。
词写当晚与畹君相会的情形，他们已三年不见，偶然重逢时惊喜不已，抑止不住心情的激动。作者起笔直接写出“相对如梦寐”的感慨。“春梦”是美好而成空的，三年来不知有过几多的春梦，而且已经习惯。这说明别后的绵绵相思之情。偶然的重逢使人怀疑用如一场春梦。为了证实并非梦境，首先是亲自相问，再挑灯携手，仔细地辨认故人妆面。正如宋人晏几道所写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他们相见时“携素手”，说明曾经是很亲密的；“细认梅花妆面”暗示畹君依然妩媚姣好。“罗浮”，山名，在广东境内，风景优美，为道家第七洞天。南朝谢灵运《罗浮山赋》云：“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之意相会。”后遂以罗浮借指意中之梦境。体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并非虚幻之梦。既非梦境，而现实的场面更是难堪的，别后的许多事情的变化，一时难以诉说。词意发展到对现实情景的描述。“一部相思”表现别后复杂情形的出现，也许需要用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写清楚的，太多了，太复杂了，因而无从说起。双方似乎都能理解这点，没有必要从头到尾再说下去。畹君更是“低鬟默坐空长叹”，这很生动地表现了她当时的痛苦，悔恨与内疚的难言之情。缅怀往事，使她柔肠寸断，难以控制内心的悲痛。这间接反映了风尘女子不幸的命运。
词的下阙继续描述畹君复杂的精神状态。她不愿再去追溯往事，当时是谁的过错很难说清，也无法挽回，因而在尊前努力克制悲伤的情绪。她大胆而真切地表示：“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显然别后变化很大，高鄂已别娶妻而有新欢了，但他又曾和畹君有过山盟海誓。可以理解，封建婚姻不是建筑在双方的爱情基础上，婚姻的缔结总是由于各种社会利益的考虑，而真正的爱情是在合法的婚姻之外的。作者在词里更多的是描写畹君的心情，以表现她的一片真情和他们之间的相互知心。既然他与新欢的日子会很长的，但也应该实践旧盟，以了却一段相思之债，这个愿望由畹君提出是十分不容易的，表现了她勇敢地追求幸福，为此愿付出牺牲，而且义无返顾。畹君的形象在我国诗词中确属罕见的，其热情直率是很可贵的，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当晚意绪纷乱，情感复杂。作者以“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极其细致生动地表述了她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了，让它充分地发泄，在知己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纯真的个性。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有春蚕到死丝方尽之句，以表现真挚缠绵的爱情，作者借用“未死蚕丝”以喻难忘的旧情，它而今全被牵动了。古代多以珍珠比喻女性晶莹的眼泪，珠泪成串则极言流泪之多，如敦煌曲子词《天仙子》“泪珠或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畹君终于忍不住满眼泪水，似落下串串珍珠。这晶莹的泪是因悲伤还是幸福而落，很难判断，而确是发自内心的真情，人在过分幸福欢悦时也会流泪的，何况他们相聚之不易，而后会则更难期了。这次的相会虽然幸福，结果必然留下新愁。斛为古代量器，十头为斛，南宋以来改为五斗为斛。“愁万斛”极言愁之多而难以衡量，尤其是难以忘掉，上下两阙的结尾，互相呼应，很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辛酸和痛苦。
高鄂以辛酸之情写下此词，整个情事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氛，表现了情事的不幸，尤其是畹君的不幸，作者顺着当时意思的流程，采取线型的叙述方式，写得真情感人，描摹女性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非常细致而真实。词中叙述角度的反复转换，自然工巧，体现出作者高度的艺术表现能力，文字不求工而达到了极工的境地。词中的情事反映了作者无视封建礼法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幸福，而且也暗示了各种传统社会力量给这情事笼罩着的阴云，因而在欢聚时总是有痛苦辛酸之感。在词中，作者有意省去了某些艳情的描述，达到了艳而不亵的境界，保持了基本情调的统一，艺术效果非常突出。
《辛卯除夕》清·黄景仁倏忽流光吹剑过，年年此夕费吟哦。历穷讵有绳堪续，面改难如镜可磨。廿载偏忧来日促，一身但觉负恩多。遥知慈母尊前意，念子今宵定若何。
上片写琵琶女高超的技艺和内心的幽恨。苏轼借北齐善弹琵琶的冯淑妃的名字指称琵琶女，暗含着对她的技艺的赞许和肯定。“初上琵琶弦”，是说转轴拨弦，开始弹奏。听去果然不同凡响：“弹破碧云天。”古人形容歌声响亮和美妙，本有“响遏行云”之说（见《列子·汤问》），唐诗“歌遏碧云天”即由此而来。苏轼再加变化，用来夸说琵琶弹奏的高妙动人，是恰切不过，而又有创新意味的。着一“破”字，可能受到“鬼才”诗人李贺“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这句诗的启发，以突出其超常的艺术效果。由于受到词调字句的严格限制，苏轼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样在《琵琶行》中对另一个琶琶女的绝技展开描写，而只是从听者感受的角度，以夸张和写意的笔法作了高度的概括，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收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说琵琶女技艺高超，还表现在：“分明绣阁幽恨，都向曲中传。”能把一个闺中女子内心深微、复杂的感情，都通过琵琶弹奏的乐曲传达出来，让苏轼“分明”地加以体认，这是很精湛的技艺。这两句虽然同样写听觉感受，却从曲调传写的情感（或心理内容）着眼，因而并不显得重复，而且多少接触到了琵琶女的内心世界，也暗含着苏轼对她的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上片写琵琶女，句句紧扣“琵琶”的弹奏，寥寥几笔，就能给人以比较鲜明、深刻的印象。
下片转换角度，写琵琶女的外形美。过片“肤莹玉，鬓梳蝉”两句，从正面着笔写琵琶女的肤色白皙和鬓发俏丽，像是电影中的两个特写镜头，表现了琵琶女外形的美丽。接下去“绮窗前”一句，像是写了一个侧影，与上片联系起来看，这该是琵琶女弹奏之处，原来那美妙动听、曲传幽恨的琵琶声就是从这儿发出的。所以这一笔虽已虚化，却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回味的空间。结尾以明月来衬托，使琵琶女更显得天姿国色，美丽动人。妙在将明月人格化，说明月在今夜特意随人行走（当明月发现琵琶女之后），似乎要同琵琶女比一比谁更美好呢。这是苏轼听到琵琶女弹奏时，恰好见到当空的一轮明月，灵感突发，因而获致的神来之笔
从全词来看，上片为主，而下片为宾，下片所写的人的外形美，对于上片所写的技艺之精、乐声之美来说，也是一种衬托。苏轼使二者相得益彰，更突出了琵琶女美的形象。这是作品艺术构思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诗人有时正话反说，把极严肃、极庄重的事情用开玩笑似的风趣笔调抖落出来，使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受到强烈的震撼。此诗便是一例。
刘祁曾介绍此诗的本事说：“麻征君知几在南州，见时事扰攘，其催科督赋如毛，百姓不安，尝题雨中行人扇图诗云云。虽一时戏语，也有味。”（《归潜志》卷九）此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正话反说，本来山东赋税很重，诗人有意反说成“幸自山东无赋税”；本来雨中行人正需要赶路，诗人有意反说成“何须雨里太仓黄”；明明是诗人在这个人世上有满肚皮牢骚需要发泄，却故作镇静，反而责怪这个世上太忙乱了，故画家“画出人来也着忙”。
诗人借题发挥，写作的这类讽刺小诗不少，《归潜志》所载《戏题太公钓鱼图》、《道人》等皆是同一路数，在冷嘲热讽中对时弊给予了尖锐的针砭。林纾曾总结文学史上这类文字的特点说：“凡文之有风趣者，不专主滑稽言也。风趣者，见文字之天真，于极庄重之中，有时风趣间出。然亦由见地高、精神完，于文字境界中绰然有余，故能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春觉斋论文》）准此而言，本诗正是这样一首饶有风趣的佳作。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