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两章，脉络极清楚，每章的前二句极写卿大夫的服饰之威和对故旧的侮慢之态；后二句则通过自问自答，表现了原为友人的那位先生的怨愤不平的情绪，而诗句的语气显得“怨而不怒”，很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
此诗一开头，描述了卿大夫的服饰，可见，这位卿大夫是一位政治新秀，刚刚步入了从政的圈子。但他很不低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立马就显出来了：“自我人居居。”活画出衣服傲慢无礼的神情。但他的故旧老友，虽然没有他的官阶高，但一点也不气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
从结构上来看，此诗显得十分简单，艺术上也没有太多的特色，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反复吟咏、反复唱叹、回环往复的手法。这种手法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相当普遍，有着民歌民谣的风味，从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与民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该诗中所用的设问和作答的形式，在《诗经》中也时而可见。这种修辞方法作为讽刺或表现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很合适的。
这是一首描写古黄河的词，表现了古黄河雄壮而又苍凉的景象，描绘出一幅秋夜渡河的美丽图画，并借以抒写国家兴亡之情怀。意境壮阔，情感深沉。
“扬舲万里”，乃化用《楚辞·涉江》“乘舲船予上沅兮”句意，一开头就流露出对万里征发的消极情绪。接着“笑当年”两句蕴含了一种“山河破碎”之感。昔人曾经感叹长江把南北隔开，作者在这里是借长江而言黄河，因为黄河的气派堪与长江相比。作者借“追昔”（六朝时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方）而“抚今”：当年的金（金亡后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犹有南北并列之势，而今却连这种形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作者选用了一个“笑”字。“笑”，本是喜悦的字眼，这里却是无可奈何的苦笑，表达了作者那种不可言状的复杂感情。这两句看似发问，实则却是“大局已定”“无力回天”的哀叹。
“须信”两句开始接触“正题”。作者是生在江南锦绣之乡的贵公子，以前是做梦都梦不到这块荒凉的地方，然而现实却偏偏迫使他长途跋涉至此，所以“游历”云云，乃是自欺欺人的遁词——世上不存在这种满怀凄凉的“游历”。作者和同行的沈尧道、曾子敬等人的心情并不相同，他们或许是想借此机会施展才能，企求得到提拔，而作者则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心，所以虽然王命在身，不得不行，然而内心是苦闷的。因此面对着“中分南北”的古黄河，作者不由要发出痛楚的声音来。
“老柳”三句写出了一个“南人”眼中的黄河面目：“老”“古”，极写其古老；“风定波犹直”，极写其水流之峻急，如昔人所谓“急湍甚箭”。这里是写实，也体现出词人心中的警动。
“野人”两句，借言河边的土著居民带着诧异惊讶的语气向这群旅行者发问。“泛槎”原有一个典故，旧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人某年八月从海上乘浮槎竟误达天河。这儿以天河比黄河，这是借当地居民的惊讶来反衬此行的出乎常情之外以及路途跋涉的艰辛。
上片主要写情，以情带出景；下片则主要写景，而以景带出情。过片“迎面”三句极写黄河气象之萧疏空阔，与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境相似，而“艰难苦恨”之情也就隐寓其中了。
“衰草”两句，写出了时值深秋，北地早寒，放眼望去，一派衰草凄迷之状。这和“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南国秋光大异其趣。“唯有闲鸥独立”，既是写眼前实景（寥廓的河面上唯见孤鸥闲立），又暗露心中之意（茫茫世间只有沙鸥才是自由的，人却不能独立自主）。
“浪挟”三句写黄河一带的壮阔气象，实是警策。当年苏轼曾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赤壁怀古》）来描绘长江的惊心动魄，而在这幅壮丽的画面上“推出”了周瑜这样雄姿英发、儒雅风流的人物；张炎此处也用苍凉悲壮的笔触写出了黄河的惊涛骇浪，却在这种意境中流露出自己迷惘的心绪。
最后写到“扣舷”两句，作者激动的心情达到了“高潮”。他万感交集，百哀横生，禁不住敲击着船舷狂歌浩叹起来。而尾句“海蟾飞上孤白”，更是以海上飞月的下半夜奇绝光景来衬出自己孤寂难禁的痛苦心情。
此词在写作上的“词风”问题颇受注意。本来，张炎是一个祖述周邦彦、姜白石词风的婉约派词人。然而，此时此地，他的遭遇和心情却发生了巨变。他在这里，写的是“渡（黄）河”，而不是“游（西）湖”，无论是写情写景，都带有古黄河那种苍劲寂寥的风味。所以，此词更似东坡、稼轩之词风，在张炎词中别具一格。
这实在是一篇奇作。在中国词史上，写山水的词作罕有其匹。词咏四川资中县的东岩。东岩形似剖盎，侧立千尺，溪壑深杳，东岩在蜀中，词人似乎有意要与蜀人李太白《蜀道难》一争高低，词也的确有太白雄风。
本词第一奇在构思，用奇特的想象，从虚处着笔，把东岩写得极富传奇色彩和动态的力度美。巍巍的东岩，壁立千仞，石壁夹道，峻极中天，仿佛是在混沌天宇中，由造物主“凿开”的一道“天险”；它高矗云天，又象是奔腾飞驰的“云髓”聚焦“凝成”；它中开一线，又是怎样形成？原来是“天风”将它“吹裂”所致。“凿开”、“凝成”、“吹裂”、“中开”四词，力可扛鼎。词人不从东岩现存的静态形象着笔，而是展开想象，从它的“生成”过程入手，把一座静态的，也许在常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山岩写得奔腾驰骤，气势磅礡。巍巍天险，被词人玩赏于股掌之上，戏弄于笔端之下，写来毫不费力。而写就的东岩风云奔走，极富于运动感和力度美，确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南宋大词人辛疾疾竹的山也够富于运动感和气势的了，“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群峰叠嶂，犹如万马回旋，向东奔驰。但比较而言，辛弃疾词仍是从现实的可见的意象进行构思取譬，而本词则完全是凭想象，从虚处非现实化的意象着笔构思。论气势力度，二词平分秋色；但论浪漫色彩和想象之奇，辛词不能不让一着。“高擎”二句，仍写东岩之高入云天仙界，但用一“擎”字，便又写出其动态和力度。“擎”有支撑、托住之意。仿佛让人觉得仙界向下重压，而东岩则撑持向上顶住，既写出和东岩的高度，又表现出了它的力度。如把“擎”字换一“入”字或“耸”字，动感和力度就无法表现出来了。“鸟道”一句，语出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太白，即秦岭的太乙峰。词意谓东岩之高仅飞鸟可通，而东岩的鸟道又仿佛太白西边的鸟道一样高峻。
“擎仙界”、“矗半空”的东岩已经高不可攀了，可词人仍然设想“凭高”，去俯视东岩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山高，人更高——不，是词人的“心高”，想象力高。西方美学论崇高美，认为崇高来自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的敬畏。本词也富于崇高美，而崇高美感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力量、气势的把握。词人面对巍巍高峻的东岩，不是敬畏恐惧，而是产生征服、戏弄它的豪气。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高山，总离不开云，因为中国艺术家们已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雾写之。”即通过云雾的缭绕来烘托山的高峻。
比如唐代诗人兼画家于一身的王维就很懂得这个理，他写终南山的高，就写道：“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杜甫写泰山也有“荡胸生层云”之句。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琅玡山也写到“云归而岩穴瞑”。但比较一下本词所写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便可看出，上述诗文中的云都是轻飘飘的云，而本词中的云却是奔腾驰骋的云。“鼓舞风雷”，不仅写出了岩腹吞云吐雾的强烈运动感和力量，而且写出“云嘘”雾吐时轰烈的声响效果。云雾吞吐竟响如风雷，只有在豪杰之士的笔下才有这般气势。
本词第二奇在奇情壮采，豪气逸兴。词人面对巍巍东岩，逸兴遄飞，“志壮”凌云。我们仿佛见着他脚蹬被桃花香染过的登山鞋，阔步快速地奔向青云，进入月宫，高折蟾宫一枝桂树。“快阔步”、“便孤骞”、（高举）、“超”（越）几个连续快速的动作，充分表现出词人心胸内沸腾的激情，“疏狂”的豪气。他写景富于动态、力度，写情同样富于动态，力度、气势。诵读时，“快阔步”五句要一口气读下去，体会其声情，才能品味出其中强烈的节奏感。由强烈的节奏感又可进一步体会词人心灵快速激烈的律动。
“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狂豪、奇壮无以复加！读此三句，似乎觉得当代郭沫若先生《站在地球边上放歌》也不那么奇特了，又感到诗仙李白“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习，欲上青天揽明月”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惊天地、泣鬼神”了。“象纬”，指日月五星。词人竟然要手摸着星辰日月，笔蘸着天河之水，来题写他的风云意气，世间有几个如许的狂人！南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之“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也同样具有囊括宇宙的气概，但作一“细”字，觉得气势的力量稍嫌不足，不似本词气势奔腾直下，一泄千里。结尾紧承上意，写他“笔蘸天河，手扪象纬”，在“苍壁”上挥洒着大笔，如龙蛇翔舞，左右奔腾！我这支秃笔已无法形容周权那奇特的想象力和壮浪纵恣的豪气，只觉得他不是胸吞宇宙，气盖乾坤就无法写出这样的奇作。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是一首“再次韵”之作。“次韵”，用韵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越变更原作的韵脚，这已经限制创作的思维了。而刚用原韵写过一首（原题《次韵王尹赋东岩》），再度用原韵写作，就无异于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而周权却偏偏跳得如此潇洒，如此自在，如此欢腾，可见他惊人的才气。
全词由奇景而生奇情。上阙从东岩的“凝成”写到它的“中开”和吞云吐雾的气势；下阙从“阔步”登天写到他月中折桂和在苍壁上挥舞“龙蛇”。全词一气呵成，气势奔注，而不作腾挪跌宕。词以气势胜，才不觉得词中屡用的“天险”、“天风”、“天河”、“风雷”、“风云”、“青云”、“云髓”、“云嘘”等意象有重复之感。词中用词造句之避与不避，取决于创作主体能否驾驭词的气势和语言，未可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