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离情别思就象那轮船的双轮一样飞转,顷刻间已经绕了千万圈。
目睹飞驰的双轮,眼见时空的变换,我内心的忧愁更加滋长。
古代有山川,也有孤舟。
古代的车舟同样“载离别”,让人感受到行动举止的“自由”。
现代火车和轮船具有古时不可能有的速度,因此会加倍生人的离愁别虚。
(火车、轮船)明明知道人们分手的时刻那么短暂、宝贵,却不让人们有缠绵之意。
火车或轮船长鸣后,一刻都不多停留。
即使有千斤重的船舵,行船仍然迅速灵活。
怎能没有逆风吹来,但也不畏惧逆风。
送行的人还没来得及返回,行者就已到达天的尽头。
望着远处船忽然就不见了,只有烟波荡漾。
去的时候如此速度,回来路途会堵塞么?
但愿你回来时,能够乘快艇速归。
注释
轮:早期蒸汽机轮船两侧的双轮。
并力:合力,一起。
须臾:片刻、短时间。
绸缪:这里形容缠绵不断的离别之情。
万钧柁:几万斤重的船舵。万钧,形容分量重或力量大。钧,古代重量单位之一,三十斤为一钧。柁,即舵。这里指轮船后面的发动机。
绕指柔:这里形容发动机转动之灵活。
打头风:迎面吹来的风,逆风。
石尤:即石尤风。传说古代有商人尤某娶石氏女,情好甚笃。尤远行不归,石思念成疾,临死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后因称逆风、顶风为石尤风。
倏:疾速,忽然。
留滞:路途阻塞。
不:通“否”。
轻气球:指海上飞的汽艇。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此词抒写了羁旅中的怀旧伤离情绪。词的第一叠写眼前所见,第二叠写所思之人,又将此平列的两段情景交织起来,使其成为有内联系的双头。
此词首句化用梁柳恽的名句第一叠“陇首”三句,是当前景物和情况。“云飞”、“日晚”,隐含下“凭阑久”。“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陇首,犹言山头。云、日、烟波、皆凭阑所见,而有远近方分。“一望”是一眼望过去,由近及远,由实而虚,千目关河,可见而不尽可见,逼出“忍凝眸”三字,极写对景怀人、不堪久望之意。此段五句都是写景,却仅用“忍凝眸”三字,极写对景怀人、不堪久望之意。此段五句都是写景,用“忍凝眸”三字,便将内心活动全部贯注到上写景物之中,做到了情景交融。
第二叠则反过来,先写情,后写景。“杳杳”三句,接上“忍凝眸”来。“杳杳神京”,写所思之人汴京:“盈盈仙子”,则写所思之人的身分。唐人诗中习惯上以仙女作为美女之代称,一般用来指娼妓或女道士。这目大约是指汴京的一位妓女。“锦字”化用窦滔、苏蕙夫妻之典。作者和这位“仙子”,虽非正式夫妻,但其落第而出京,与窦滔之获罪远徙,有些近似之故。此句是说,“仙子”虽想寄与锦字“,而终难相会。鸿雁本可传书,而说”断“,说”无凭“,则是她终不曾负担起它的任务。雁给人传书,无非是个传说或比喻,而雁”冉冉飞下汀洲“,则是眼前实事。由虚而实,体现出既得不着信又见不了面的惆怅心情。”思悠悠“三字,总结次段之意,与上”忍凝眸“遥应,而更深入一层。
第三叠则是“思悠悠”的铺叙。当日之惆怅,实缘于旧日之欢情,所以“暗想”四句,便概括往事,写其先相爱,后相离,既相离,难再见的愁恨心情。
“阻追游”三字,横插上四句下五句中间,包括了多少难以言说的辛酸内。回到当前之时,却又荡开一笔,平叙之中,略作波折,指出这种“忍凝眸”、“思悠悠”的情状,并不是这一次,而是许多次,每次“登山临水”就“惹起平生心事”。这回依然如此,“黯然消魂”的心情之下,长久无话可说,走下楼来。“却下层楼”,遥接“凭阑久”,使全词从头到尾,血脉流通。
这是一首山水隐逸诗,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建代表作品。
此诗题曰“际王昌龄隐居”,一是指王昌龄出仕前隐居之处,二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三十七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此诗所说“清溪”所在。常建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建辞官西返武昌樊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一作“深不极”,并非指水的深度,而是说清溪水流入石门山深处,见不到头。王昌龄隐居处便在清溪水流入的石门山上,望去只看见一片白云。齐梁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齐高帝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而山中白云便沿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高风度的象征。但陶弘景是著名阔隐士,白云多;王昌龄却贫穷,云也孤,而更见出清高。清人徐增说:“惟见孤云,是昌龄不在,并觉其孤也。”这样理解,也具情趣。
中间两联写诗人夜际王昌龄隐居处所见所感。颔联“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诗人际在此处,举头望去,松树梢头,一弯明月慢慢升起,光照入室。“君”指王昌龄。说王昌龄虽不在这里了,明月多情,却仍来陪伴着他的客人。王昌龄隐居处清贫幽雅,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茅亭。“茅亭际花影,药院滋苔纹”,是说夜际茅亭,看见窗外团团花影,错落斑驳;而到院子里,则看见莳养的各种药草,依然生长得很好,只是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往,路边已长满了青苔。这似乎只是写隐逸生活的情趣,其实字里行间流露了诗人对王昌龄没有坚持退隐的惋惜心情。
尾联就写诗人自己的归志以及对朋友的讽劝: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鸾鹤群”用江淹《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群,往来尽仙灵”语,与鸾鹤合群,与仙灵为伴,即表示要终身归隐。这里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志,也有对朋友的期待。“亦”字很妙,此时王昌龄已登仕途,常建却借赞扬王昌龄归隐之处,说我也要跟随你一起归隐。这是故意这样说,是对王昌龄一种善意的讽劝。这是本诗的主题所在,是与题目《际王昌龄隐居》的意思相合的。也即是说,常建是在招王昌龄归隐,与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诗同其旨趣。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确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诗人善于在平易地写景中蕴含着深长的比兴寄喻,形象明朗,诗旨含蓄,而意向显豁,发人联想。就此诗而论,诗人巧妙地抓住王昌龄从前隐居的旧地,深情地赞叹隐者王昌龄的清高品格和隐逸生活的高尚情趣,诚挚地表示讽劝和期望仕者王昌龄归来的意向。因而在构思和表现上,“唯论意表”的特点更为突出,终篇都赞此劝彼,意在言外,而一片深情又都借景物表达,使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景物都充满对王昌龄的深情,愿王昌龄归来。但手法又只是平实描叙,不拟人化。所以,其动人在写情,其悦人在传神,艺术风格确实近王维、孟浩然一派。
上片,以“酒”为媒体,写苏轼对潘大临的嘱咐与期望。“别酒劝君君一醉”,写饯行。“别酒”,象征深情厚谊。“劝君”,情谊非同寻常。一杯,君醉了。再一杯,自己也醉了。醉后吐真言:“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第二、三句选择人生两大事进行议论:一是“学而优则仕”。二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文人过考,面临两大话题。每每提及,倍觉亲切自然。“清润”二字,饱含着苏轼对潘大临青春美的赞赏之情。“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以史实为教训,苏轼叮嘱潘大临要记取:仕庆得到的赏钱与此而幸遇的美女是珍贵的,千万不要轻易丧失于东邻的好色之徒手中。可谓语重心长,语短情长。
下片,以梦幻、假想之笔,写苏轼以自己还未赴试人仕的美妙人生构想来激奋潘大临的功名心。“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以假想之笔,写了以往应试入仕之人的的美好回忆。“长安”京都,政治中心,处处都有“佳丽地”。多少“三十年前”的妙龄仕途男子,出入于繁华的“佳丽地”,常常发出幽悱的咏叹:“我是风流帅”。一个“风流帅”,一语双关,说政治上出人头地。神情上英姿潇洒。苏轼赴试将近20岁,即将赴京参试的正茂风华,预想成为“风流帅”人物的一天定会到来。最后两句,满怀深情地对潘郎说:“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想当年,我未亲自出入“佳丽地”。但而今,我就要“功成名遂早还乡”,已不可能寻觅青楼旧事,更不可能在青楼墙上留名,而只能“记取”了。言下之意,你该有信心去实现试后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人生两大美愿。
该词,写送潘大临赴省过考。以“蝶恋花”这一带有象征性意义的词牌,以“青楼”、“佳丽”这一带有显示性意义的题材,来嘱托、期望潘大临赴省参试获得成功。词中反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仕宦意识和性爱观念。这是苏轼思想上的一种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