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首联“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平平写起,写芦叶,写邮亭,紧贴题面。既点明时令和驿馆,时逢深夏,地处荒僻,一路征尘,景物与行状的描写即透出内心的烦燥郁闷。
颔联“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回顾自己漂泊流离一生。这联以昔年的“江南客”与今日的“关外心”作为鲜明对比:昔年江南之客,年少气盛,充满自信,自然也洋溢着许多美妙的希望;想不到二十年后仍要出关,去从事微不足道的弘农尉之职,这才令人深深体会到汉代楼船将军杨仆何以耻为关外之民的心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仆仆风尘,来到这荒野孤驿,让老母思子,娇妻念夫,人生至此,百感交集。
颈联“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思子台边”等近景,“风自急”与首句“梢梢”和下句“清声”呼应,渲染夕暮景色的凄凉。“玉娘湖上月应沉’’,从“应”字可见不是写近景。这句应是承三句“江南客”,因此“湖”应指“浙水"而言,这是诗人的想象之景,由近景联想到远地,“风急”与嚣月沉”都是凄清昏冥之景,仍是喻半生生涯坎坷不顺和暗淡无光。
尾联“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归结到“丛芦”,以行人断绝只有丛芦喧响应和着荒城的砧声,抒写途中的寂寞和郁闷。诗题是对丛芦有感,因而全诗写“丛芦”贯穿始终,通过映衬渲染,萧瑟的芦叶喧声的描写蕴含深远的情致,抒发了诗人不尽的怅惘。
诗的前四句由丛芦而忆及江南,再由江南折出“关外心”,在曲折的思绪活动中,回溯了漫长悠远的时间、空间和有关生活内容。这种回忆,以及暂时因环境清幽而尘烦乍释的心境,对于逐渐萌生的“关外心”,起着引发和映衬的作用。后四句则由“关外心”扩展开去,思绪连绵,融合了对亲人的思念和长夜难眠之中对外在环境的感受,使“关外心”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形象。纯粹写因丛芦触发而引起的种种感慨,这就为诗营造出一种哀感优柔的意境,体现出李商隐诗情绪色彩的特征所在。
这首诗的前两联写景,时空变化丰富。从时间节点来看,可分为两个时段,第一联为舟行之时(白昼),第二联为泊舟之后(暮夜)。从取景空间来看,一句一景,富于变化。孤舟山曲、豁尔平川、树杪帆落、峰头月圆,远、近、高、低,布置巧妙。
第三联中荒瘦二字用字传神:数缕荒烟,几户人家,在暮色笼罩之下,尤显荒凉冷落;瘦野薄田,狭促如刀,瘦瘠之至 。荒瘦二字,乃寻常字眼,但在此运用十分贴切,显得自然而工稳,能传达出诗人面对荒村瘦田的第一感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从情感寄寓来看:荒瘦二字,包含地僻、田瘦等多重意义,寄寓了诗人对山民的怜悯、关切,以及诗人被贬蛮荒的失意,极好地丰富了全诗的情感内涵。
全诗写的孤静寂寥,忧然恻然,充满旅途的忧虑和烦闷。然而“树梢帆初落,峰头月正圆”,却勾勒出了一幅奇特的峡江晚泊图。帆落于树梢,月圆于峰头,风景优美。“荒烟几家聚,瘦野一刀田”,形象地描绘出了山区农村的苦瘠贫寒,表达了欧阳修对民生凋敝,百姓困苦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