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荔枝贡史。“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叙述运输贡品荔枝的艰辛。不“珍”不能作为“献”品。皇上看中了的荔枝,就是远隔千山万水,还是得按时送到。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原来运贡荔枝是从陆路,即是这样,仍然免不了遭受劳民伤财之灾,因要保鲜,不得不经由海路运输。‘“云帆”说明船如云集,多而繁忙。“似箭”说明时间快速,来往不停。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唐代咸通七年(866年),终于停贡荔枝,使得朝廷上下“金盘”皆罄,即词人在词中所写“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这种贡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农民人权取得一大进步,值得庆贺。
下片,词人写自己现时食鲜荔枝的美昧。“轻红酽白,雅称佳人纤手擘。”历史衍进到了宋代,荔枝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谁能想象,当年皇上能见到现时“轻红酿白”的鲜荔枝,能见到现时这种“佳人纤手擘”的鲜荔枝。若不是贡荔枝史的结束,今日词人也只能望荔枝而止步,也吃不到“闽溪珍献”。正是词人在宴游会上,吃到了“佳人纤手擘”的“轻红酽白”、“凝如水晶”的鲜荔枝,他才这样兴趣昂然地赞美鲜荔枝。“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由“轻红酿白”写到“骨细肌香”,赞颂了荔枝的外表美和内在美,胜似“佳人”“十八娘”。自古文人以美女来写花果是最愚笨的。然而词人以“十八娘”来美化荔枝则有其特殊的含意。词人吃的鲜荔枝“恰似当年”名叫“十八娘”荔枝珍品,富有传奇色彩。
全词,以古今对比的手法,写了词人西湖食荔枝的情趣。色调鲜明,词语轻快,有如“佳人纤手擘”荔枝似的。词中提到的“十八娘”,一语双关,既赞美了十八娘,又烘托了荔枝品质。
此诗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被贬谪的愤慨不平之意。前两句以剑喻山峰,谓其割人愁肠,“割”字照应上句“剑铓”的比喻,突出作者愁苦之深;后两句由峭拔似剑铓的群峰进一步产生出一个奇特的幻想,期望身化千亿,散上诸峰以望故乡。全诗因景生情,融情入景,想象奇特,比喻新颖,作者谪居的愁苦与望乡的悲哀在短短二十八字里表达得深挚感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的第一句是写登览所见的景色,广西独特的风光之一是奇特突兀的山峰。苏轼说:“仆自东武适文登,并行数日。道旁诸峰,真如剑铓。诵子厚诗,知海山多奇峰也。”(《东坡题跋·书柳子厚诗》)可见“海畔尖山似剑芒”,首先是写实,是贴切的形容。不仅仅是形容,同时又是引起下句奇特的联想的巧妙的设喻。剑芒似的尖山,这一惊心动魄的形象,对荒远之地的逐客,真有刺人心肠的感觉。
自永贞革新失败,“二王八司马事件”接踵而来,革新运动的骨干均被贬在边远之地。十年后,这批人有的已死贬所。除一人先行起用,余下四人与柳宗元被例召回京,又被复出为边远地区刺史。残酷的政治迫害,边地环境的荒远险恶,使他有“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的感喟。回不到京国,不由他不想念它和那里的亲友。他曾写过“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诗句,这与此诗的“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都是触景生情,因景托喻,有异曲同工之妙。“割愁肠”一语,是根据“似剑芒”的比喻而来,由山形产生的联想。
三、四句则由“尖山”进一步生出一个离奇的想象。前面已谈到,广西的山水别具风格,多山峰;山峰又多拔地而起,不相联属。韩愈诗云“山如碧玉簪”即由山形设喻。登高远望时,无数山峰就像无数巨大的石人,伫立凝望远方。由于主观感情的强烈作用,在诗人眼中,这每一个山峰都是他自己的化身(“散向”一作“散作”亦通)。又使他感到自己只有一双眼睛眺望京国与故乡,是不能表达内心渴望于万一,而这成千的山峰,山山都可远望故乡,于是他突生奇想,希望得到一个分身法,将一身化作万万千千身,每个峰头站上一个,庶几可以表达出强烈的心愿。这个想象非常奇妙,它不但准确传达了诗人的眷念故乡亲友的真挚感情,而且不落窠臼。它虽然离奇,却又是从实感中产生,有真实生活基础,不是凭空构想,所以读来感人。
此诗与《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样,都是寄怀之作,通过登临所见,触景伤情,抒发怀念友人和故乡之情,只是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有所不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七律,诗中托景抒怀,曲折传情,意在言外。这首诗是七绝,诗中熔情入景,用浅显的语言来描写内心中隐情,表现得鲜明突出。二诗异曲同工,各臻其妙。
这首诗中诗人跳动飞溅的情感波澜无法抑制,恰如“山洪陡发,瀑布奔流”,奔迸而出,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