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
“为问杜鹃，抵死催归，汝胡不归。”从杜鹃叫声的谐音“不如归去”展开联想，把杜鹃人格化，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单刀直入地责问杜鹃不以身作则——拼死叫别人回去而自己言“归”却不归。围绕归与不归的问题，下文几句分三层从正面加以评述，劝杜鹃带头先归。
第一层“似辽东白鹤，尚寻华表；海中玄鸟，犹记乌衣”四句以鹤燕尚知重返故地的事例与杜鹃作比较，表明：同属卵生羽化的禽鸟，鹤燕不言“归”而归，杜鹃口言“归”却不归，指出“归”的必要。
第二层“吴蜀非遥，羽毛自好，合趁东风飞向西”三句指出吴蜀相去不远，杜鹃自身完全有力量能飞回去。另外，杜鹃还有外力条件作帮助，正是回去的大好时机。
第三层歇拍三句“何为者，却身羁荒树，血洒芳枝”又从杜鹃眼前凄凉悲苦的处境来分析，更有必要趁早回去，不必要“血洒芳枝”自己去折磨自己，更充实了第一层的理由。这里，词人对杜鹃应当归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形象的描述，使杜鹃无言以对，杜鹃似亦吐尽詈辞。指责杜鹃对别人“抵死催归”，而自己该归、能归却不归的无理，从而反衬词人自己催其归而暂不归的合理性，为下文点题埋下伏笔。此片抓住杜鹃的言行矛盾，一路严责，本有难以为继之势，但至“血洒芳枝”句，却于“汝胡不归”的质问中，隐隐牵入“杜鹃之‘不归’盖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新内容，从而引出下片训诫之词来。
“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承接上文杜鹃“血洒芳枝”的断肠思故园而对杜鹃加以劝诫：不要因国家的兴亡而悲伤。借此引出词人对人生的看法：国家兴亡是常事，富贵不久长也是常事，因此绝对不能为国家的衰败，人人失去富贵荣华而忧伤。
为使自己的见解有根有据，“看锦江好在，卧龙已矣；玉山无恙，跃马何之”四句中，词人还把一度称雄于蜀地并作出了贡献的诸葛亮、公孙述与蜀地的锦江、玉山相比较，阐明江山永存，人生却是短暂的。即客观事物的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凡事都应该从积极方面去考虑，具体来说应着眼于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是词人借告诫杜鹃而对人生所持的积极态度，表现词人乐观、进取的精神。如此广阔胸襟，处于凄苦心境的杜鹃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三句中，词人以自豪的口吻嘲弄杜鹃太不自爱，不理解词人的“行藏”却要一个劲地“催归”，可笑而白费心血，同时暗示词人坚决不归是要有一番作为的。
最后词人遂乘势就个人进退行藏这一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出结拍三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是不肯退隐，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为国建功立业后才回乡。从而呼应开头，点明题旨，词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对杜鹃“抵死催归”的批判中展示无遗，含蓄而令人寻味。
此词上片一开头就对杜鹃提出责问，问它何不归去。接下去以白鹤和玄鸟知返的故事为据，说明杜鹃应该归去的道理，问它因何“身羁荒树，血洒芳枝”。下片又转出新的内容：原来杜鹃之“不归”，是因为它故乡中像诸葛亮、公孙述那样的风云人物如今早已去世，即使回去也无益。于是，词人从中得到启示，决心等打败敌人，立功封侯之后才回福建老家。
全词构思新颖，词句流畅，用典贴切，言情自然，意境深远，围绕杜鹃的叫声及有关传说典故展开联想、进行议论，最后归结到抒写个人的怀抱，从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从侧面表达了词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力求建功立业的理想，可谓构思新颖而别出心裁。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这首《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从对悲壮的胡笳声的描写中，表现了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胡笳吹奏之声如人之悲鸣。汉末蔡文姬曾作过《胡笳十八拍》，用以配合胡笳的伴奏而歌唱，倾诉乱离的悲苦。但岑参的这首诗，悲中有壮，表现出特有的风格。诗人从三个方面，用不同的手法，反复、深入地表现胡笳的悲壮。
第一个方面，是开始四句，诗人将胡笳之声与“胡人”的吹奏情形结合起来写。诗中用红胡子、绿眼睛的“胡人”形象，来渲染异域情调，同时用“楼兰征戍儿”的“愁杀”来衬托胡笳声音之悲，“君不闻”三个字，隐隐透露出豪壮的情调。
第二个方面，是中间四句，将胡笳之声与边地的荒凉冷落情景结合起来写。这四句，诗人将胡笳之声安排在晓月欲坠之时，那刺骨的寒气，那呼啸不停的北风，与胡笳的悲声融为一片，似乎充塞宇宙，使天地也为之寒栗，这边塞的荒寒之境，使得胡笳之声倍增其悲。
第三个方面，是最后四句，作者把胡笳之声与送别直接结合。这四句在深情的诉说中，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无限厚意。“秦山遥望陇山云”，是指自己对颜真卿走后的怀念，但云遮雾障，望而不见，流露出一丝怅惘，正与胡笳的悲声相一致；“边城夜夜多愁梦”，又从边地着笔，悬希望颜真卿对自己的思念，直接与笳声相连。这两层意思，把送别时依依难舍之情，与笳声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收到了动人的效果。尽管如此，诗中并无寻常送别那种凄然悲切的情调，从“秦山”、“陇山”、“边城”等字面中，仍然透出一种雄壮气魄。特别是最后一句，但用问句作结，意思并没有那么肯定，其中也包含着“不喜闻”而不得不“闻”之意。这些深长的余味，给全诗增加了悲而且壮的气氛。正如周啸天先生所说：“诗中的边关是那么哀怨又那么令人神往，月下胡笳的声音那么催人泪下又那么富于魅力，读者感同身受。大抵诗人这时已隐约下定亲历塞垣的雄心，此诗可谓其边塞诗的前奏。”（见《岑诗综论》）
这首诗为七言古诗，但开始却用八字句起头，用“君不闻”三字领起，显出陡然而起的气势。首句是问句，末句也是问句，前后呼应十分紧密。“胡笳怨兮将送君”，又用了楚辞句式，倍增激情。中间使用“顶真”手法，如“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语势贯通。全诗换韵频繁，开始四句作一韵（支微通押），较为舒缓；中间四句两句一转韵，平仄交替，由舒缓而变得特别急促；最后又四句作一韵，逐渐回复舒缓。这种错综交织的安排，恰切地表现了起伏顿宕、悲壮淋漓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