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为《伤温德彝》，中心在一个“伤”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将官温德彝有功而未得封侯一事，借汉代大将军李广的命运作比，对唐代统治阶级的赏罚不明，埋没有人才，进行了大胆的讽刺。
诗人先濡毫大书边将温德彝的卓著功勋：“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古代泛称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为戎，戎虏乃对其蔑称。史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麾军直驱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多用典故，借古讽今是此诗的特色，诗中名物事迹皆不可拘泥字面，“一败龙城”喻称边将大获全胜。此两句从“戎虏”的“犯”，写到“戎虏”的“还”，虽然将军的战绩只字未提，但将军的卓著战功已经写出。两句以夸张的笔墨、雄豪的气势，赞颂边将温德彝面对戎虏的进犯，奋起反击，斩获至多，敌军只落个匹马逃归的惨败。昔年建功如此，昂首青云，扬眉吐气。
接着褒扬之笔一顿，厉扬奋发之气全敛，出之以沉痛不平之语：“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李广功劳很大，但不得封侯。他曾反思平生、扼腕怅叹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建者，何也？”丘垄似天山，谓建功天山，死后建冢亦似天山，系化自霍去病祁连山冢典故。霍去病乃汉武帝后族，夤缘少年得志，十八岁即领兵作战，六次征讨匈奴，将西匈奴驱至祁连山以西，二十四岁病逝，汉武帝特许建冢像祁连山，以示殊恩，世以为荣。其墓在今陕西兴平县茂陵（汉武帝陵）东五百米处，土冢犹存。第三句写李广有功“不闻封”，第四句用一“似”字作了入骨的讥讽。题中之“伤”字，其意也就自在其中了。诗人借汉庭暗指唐朝，以李广喻比温德彝，醒警而形象地指责李唐王朝厚此薄彼，对一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将领刻薄寡恩，激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发人深省，令人愤恨。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者岂止边将，诗人亦属其列，故有此同情。纵览《温庭筠诗集》，与此诗旨意相仿者时有可见，《赠蜀府将》云：“志气已曾明汉节，功名犹自滞吴钩。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苏武庙》云：“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联类并读，当有助于理解此诗中的悲情恨意。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描写以煮盐为生的穷灶户的诗。诗的首二句描写灶户居室之陋和夏日煎盐之苦，末二句写与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通过对比，深切地表现了灶户之苦。全诗真切易懂，朴素自然。
首句“白头灶户低草房”，描写劳苦一生的已经白发苍苍的灶户居室之陋；第二句“六月煎盐烈火旁”，描写夏日煎盐之苦，概括了灶户们的无限辛酸，也包括了诗人的无限辛酸。《如皋县志》对灶民的生活有所记载，可以参看。他们的居处是“缚草堤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铄肤”；他们夏天煎盐的情况是“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这些记载，可为此诗首两句作注。据吴嘉纪诗最早的刻本（康熙初周亮工所刻赖古堂本），白头句作“场东卑狭海氓房，六月煎盐如在汤”，可以参看。白头句造语更为平易朴实，近乎白描，似胜于原来的场东句。以平易之语，写惊心之情，更能表现吴嘉纪诗的特点。
读完首两句，已可想见灶民之苦。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即不满足于一般的艺术效果，而要求充分的能够震撼人心的效果。三、四两句出人意外：和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人们不一定有煎盐的经验，但在烈日下流汗的经验是有的。两相比照，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灶户之苦，诗人所要求的艺术效果也就达到了。
吴嘉纪写过不少反映灶户和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但一首绝句，只能选取最有特征的断面，写出诗人最深的感受。这首诗只集中在夏日煎盐一点，加以独特的处理，如三、四两句是一般诗人想不到写不出的。这是这首诗的成功处，也是诗人的高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