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名《荷叶杯》，是因为作品写的这段生活发生在莲塘里，故而有意选用了切“荷”的调名（古时词牌其实也就是题目），也许是借这个调名，用以创造出一个波寒浪静的凄迷意境以寄托他惜别之思。这二者都有可能。但不论是实是虚，都表现了一种惜别的凄苦之情，在给人以影响的艺术效果上却是一致的。
词的开头说，清晨，荷叶上还凝聚着清亮的露珠。“凝冷”，这是感情的色彩，则船上的他俩相对之情可知。通过人物对于客观环境的感受，读者就能体会到他此时的心境，也就暗示了人物在这种心境下可能有的行动。既是一种“寒”的冷遇，则无幸福之可言为可知。
“波影”，这是一个视线的角度，它使读者能得以从这一视线回溯到呆呆地看着水面的他。因此，它证实着“凝冷”正是他自己心理的写照。本是不忍相对，所以移目于波。但在水波里见到的竟是“满池塘”的“绿茎红艳两相乱”。“满”在这里非常传神，非常有气魄，正如一幅巨大的画。画面满是绿的荷叶，红的莲花，不仅立于水面，亦且倒映于水中，形成了巨大的夹角。在这一巨大的夹角处，着一小小的呆望的他，还有低泣的她——那凝冷的露珠，怎知又不是写她的清泪的呢？这是多么巨大的压迫人的孤独之感。似乎这幸福的倚红偎绿的暖色，直把她俩挤了出来，或紧紧地钳住。而这也正是此时人物的心理写照。
“绿茎红艳两相乱”中的这个“乱”字用得艳极。乱是迷离相交的状态，特别是它承上“满”字而来，只觉得满世界尽是亲昵地偎在一起的美丽的情侣，只有他俩却要离开。而一想到离别，是以肠断，这是心境，花叶相乱，本属无情，只是一种自然形态，境由心生，这虽是唯心的，然而并不能否定心境之可以影响对客观事物的看法这一事实。正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这满世界都是相依相偎之情，不能不产生唯独自己不幸的巨大悲哀。只是他这里外界的实物不是实物，而是自己的感情，如杜甫写的这样，而是人物自己的感受，有如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把自己心境完全揉合到客观世界中去了的情景。
水风凉，当然也是实的，其实也是心境的感受。绿满逼人，水风浸骨，是爱情的，其实也是社会的。使爱情遭受如此折磨的，当然是由于社会的逼迫，正是只有他俩却要离开这一点相似之处，又可以引导人着眼于社会的逼迫。而如果抽去了或者隐去了本来是隐射或借喻的爱情之说，则就只剩下社会的逼迫了。这就是诗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伎。
这首《引驾行》是柳永创长调慢词的一个范例。
全词共一百二十五字，以平叙为主，层次多变化，注重从不同角度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后世创作长调慢词者有很大的启发。
上片极尽铺叙之能事，先以一组排句对旅途中的客观物景，大肆进行铺写涂抹。这组排句均以一个三字句托上两个四字对句，着意加以渲染。“红尘紫陌，斜阳暮草”，描绘当时的长安道说的是场所。
“韶光明媚，轻烟淡薄”，描绘当时的天气氛围。接着，人物登场，“迢迢匹马西征”、“摇鞭时过长亭”，谓主人公正旅行，“离人”、“匹马”，“断魂”、“迢迢”，都带感情色彩，让人觉得主人公的这次旅行，并不那么愉快，再与此时此地的大好时光相对照，则更加烘托出这次旅行，是多么令人难堪，使人生愁。于是，抒情主人公很自然地兴起对于“凤城仙子”的思忆。“别来千里重行行”说的是漫长的旅行途中，有万千情事可以思忆，但令人难忘的还是即将踏上征途的那一时刻，俩人执手相看，那脸上水盈盈的双眼，永远印脑际。头一组排句与以下的思忆，布局巧妙，写的是现的景况，铺叙中穿插回忆，已将主人公旅途中的愁思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片转换角度，述说对方的相思苦情，并且进一步设想将来相见的情景。“花朝回夕，最苦冷落银屏。”几句说的是主人公设想：离别之后，每逢花朝月夕，她必定分外感到冷落，夜夜无眠，说不定她已经算好了我回归的日程。对方的相思苦情，这是想象中的事，但写得十分逼真，虚实难辨。这时候，仿佛她就自己的眼前。接着，主人公转而想到：这千万般的思忆，不管是我想念她，还是她想念我，全都是空的，怎比得上及早返回，与她相见，那才是实的。“争”，同“怎”。那时候，“向绣帏、深处并枕，说如此牵情。”抒情主人公将向她从头细细述说，离别之后，他是如何如何地思念着她。幻想中，作者既描绘了她的相思苦情，又写出彼此述说相思的情景，深切而生动。
这首词的上片写的是抒情主人公旅途中忆起“凤城仙子”，实景实情实写；下片描写对方的相思，虚者实写。上下片合起来，说的就是“相思”二字。全词铺叙、言情，有时间的推移，也有场景的变换，所抒之情饱满生动。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