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在浙江省，江口是个虎口的形状。海水涨潮倒灌进来，受到河床的约束，就会掀起巨大波澜，这便是自古有名的钱塘江大潮。大潮每年八月十六到十八日水势最猛，诗人观潮选在十七这一天，正为欣赏那雄伟奇丽的壮观。
诗起笔就描摹了一派极其雄壮的场面。首句写潮水方起，仅如银线，被江岸约束，渐渐隆起，中高边低的情况。形容潮头似白虹，形象地道出了外观、颜色与气势，已道人所未道；又用了“走”字，描绘远处潮水逼近的情况，不是身临其境，感受不出它的妙处。第二句写潮水涌到面前，人间的物象已不足以形容，所以改用神话想象，说天神倾翻了玉杯，所以造成了这样气势浩大的潮水。这一手法，与李白咏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极为相似。
三、四句，写潮头过后的情况。诗写江面汹涌的波涛，却不直接写水怎么样，而说天空在水中的倒影颠簸起伏，西落的太阳忽上忽下，进一步渲染了水势、浪头的巨大。两个动词“摇动”、“沉浮”，都有震动人心的作用。
四句诗，分潮前潮后两层。前两句用夸张笔法，结合浪漫的想象，把潮水的气势写足，运笔也如江潮，一泻而下，令人心动神摇；后两句用铺张手法，写实景，雄壮中带有几分绮丽。四句诗又各自选取了一幅特写，连在一起，便展现了观潮的全过程，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这大自然的伟观的赞叹。
这首绝句，通过白色长虹的比喻，瑶台泼酒的幻想，借助晴天和晚日的烘托，描绘出塘江大潮的壮丽景色。全篇没有用到一个抒情的字眼，却句句触发着读者热爱祖国山川、热爱大自然的激情。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全诗含蓄深厚，曲折别致，独具匠心，耐人寻味。这首送别诗，不写离亭饯别的依依不舍，却更进一层写冀望别后重聚。这是超出一般送别诗的所在。开头隐去送别情景，以“送罢”落笔，继而写别后回家寂寞之情更浓更稠，为望其再来的题意作了铺垫，于是想到春草再绿自有定期，离人回归却难定。惜别之情，自在话外。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真是匠心别运，高人一筹。
诗的首句“山中相送罢”，在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相送已罢，把送行时的话别场面、惜别情怀，用一个看似毫无感情色彩的“罢”字一笔带过。这里，从相送到送罢，跳越了一段时间。而次句从白昼送走行人一下子写到“日暮掩柴扉”，则又跳越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诗人在把生活接入诗篇时，剪去了在这段时间内送行者的所感所想，都当作暗场处理了。
对离别有体验的人都知道，行人将去的片刻固然令人黯然魂消，但一种寂寞之感、怅惘之情往往在别后当天的日暮时会变得更浓重、更稠密。在这离愁别恨最难排遣的时刻，要写的东西也定必是千头万绪的；可是，诗只写了一个“掩柴扉”的举动。这是山居的人每天到日暮时都要做的极其平常的事情，看似与白昼送别并无关连。而诗人却把这本来互不关连的两件事连在了一起，使这本来天天重复的行动显示出与往日不同的意味，从而寓别情于行间，见离愁于字里。读者自会从其中看到诗中人的寂寞神态、怅惘心情；同时也会想：继日暮而来的是黑夜，在柴门关闭后又将何以打发这漫漫长夜呢？这句外留下的空白，更是使人低回想象于无穷的。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化来。但赋是因游子久去而叹其不归，这两句诗则在与行人分手的当天就惟恐其久去不归。唐汝询在《唐诗解》中概括这首诗的内容为：“扉掩于暮，居人之离思方深；草绿有时，行人之归期难必。”而“归期难必”，正是“离思方深”的一个原因。“归不归”，作为一句问话，照说应当在相别之际向行人提出，这里却让它在行人已去、日暮掩扉之时才浮上居人的心头，成了一个并没有问出口的悬念。这样，所写的就不是一句送别时照例要讲的话，而是“相送罢”后内心深情的流露，说明诗中人一直到日暮还为离思所笼罩，虽然刚刚分手，已盼其早日归来，又怕其久不归来了。前面说，从相送到送罢，从“相送罢”到“掩柴扉”，中间跳越了两段时间；这里，在送别当天的日暮时就想到来年的春草绿，而问那时归不归，这又是从当前跳到未来，跳越的时间就更长了。
王维善于从生活中拾取看似平凡的素材，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来显示深厚、真挚的感情，令人神远。这首《山中送别》诗就是这样的。
“毗陵”，《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毗陵。注：季扎所居延陵，汉改之。《宋史·地理志》两浙常州毗陵郡。宋置常州毗陵郡，属江苏。
“竹深”两句，应题。即席绘出丁园中的主要景色：竹林。此言园中一大片幽深茂密的竹林拦住了夕阳光，似乎想把夕照美景留住，不肯放它轻易过去。横放斜插的竹枝、竹叶，形成了庞大的阴影，笼罩了林旁的小池塘。“断莽”三句，叙园外之景。此言丁园四周空旷平坦，远处一缕孤烟在地平线上袅袅飘升；浅浅的河水上浮动着败草残叶，这种景色只有深秋季节才能般配啊。“断莽平烟”句，有王维“大漠孤烟直”的意境。“荒亭”三句，复述园景。言园子里那个荒凉的亭子由于要在那里设宴，所以刚刚才打扫好。秋深风紧，我们正好借酒暖身。但是眼前已不再是早春时来过的景色了，所以没有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感觉。从此处可知“丁园”是词人常游之地。“障锦”两句，写挡风的围屏。主人用织锦屏风围着“荒亭”，就阻住了西风的肆虐，见那屏风上面一半绘着美人歌舞图，一半书写有龙飞凤舞般的题辞。从词人对屏风中景致的描述来看，可知“丁园”的主人也是个风雅中人。上片描述“丁园”的内外景色。
“独游”三句，从眼前的聚宴联想开去。此言如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来此的话，那游乐的兴趣就会很快消失；又如果园中的景点太多，也会使人感到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并且走马观花般的匆匆游览，又会使人觉得乐趣似乎太短促些了。三句既照应词题“两别驾招饮”，解决了词人的孤独感和时间上的短促感；又赞美了丁园的景点设置恰到好处。“柳下”三句，述宴中情景。“交车”（或“停车”），似为下象棋，南宋时象棋已风行。“云根”，为园中一假山也。此言在宴饮时，既可以闲适地坐在柳树下，车将、炮跳地下象棋；又能不时回来亭上帽饰交擦互相敬酒；还能够与友人一起出没在假山中间，一笑解千愁。“秋香”三句，由园景生发，宕开一笔，插叙时令。此言秋天的菊花还未凋残，而秋风秋雨已经静悄悄地光临西城。在亭中饮酒的客人（即词人）也被西风不知不觉地吹歪了帽子。“背月”两句，宴散乘舟回家也。因丁园地处城西（从“风雨西城”可知），所以词人在一夜欢宴后，背向着西坠的月亮乘舟而归，只听见群鸦已在两岸的树上迎着朝霞聒噪了。结句呼应词题中“招饮”，词人尽兴而归矣。且“溪树晓”又与首句“斜阳度”遥接，点明这是作通宵之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