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钱塘县袁君,名枚,字子才。他出仕官职,政绩昭然,声名远播。辞掉官职后,在江宁西城建了一所园子住在里边,称作“随园”。世人都称他为随园先生,于是更加著名。袁君的祖父名叫袁铸,父亲名叫袁滨,叔父名为袁鸿,都因为贫穷而到全国各地去做幕僚。袁君年轻时,自学成才。二十一岁时,他从钱塘去广西,到广西巡抚的幕府中看望叔父,巡抚金供公一见之下,就觉得他才能不凡,试着让他作一篇《铜鼓赋》,他马上就完成了,写得非常瑰奇华丽。正好碰上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考试,选拔博学能文之士,金公就推荐了袁君。当时推荐的有二百多入,其中袁君最年轻。袁君参加了考试,没有考中。后来他参加乾隆三年的顺天府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期满后,被改派到江南做知县,最后调任为江宁知县。江宁本来是一个大县,难以治理。当时尹文端公是总督,他最了解袁君的才能。袁君每遇到一件事,也竭尽全身的本领,从不逃避责任,所做的事情无不成功。后来,袁君被解除官职,住在家中,再次起用,被派到陕西;他刚到陕西,赶上父亲去世,又回到家中,最后一直住在江宁。
袁君本来因为文章写得好而进入翰林院,相当有名望,但忽然被排除到外面;等到做了知县,政绩显著,但是官职始终不见迁升。从陕西回来后,他刚刚四十岁,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出仕做官,施展他的全部才华来创作诗文辞赋。他的足迹遍布东南风景优美的地方,山川的瑰丽奇伟,幽远深邃,全都在诗文中表现出来,他以此自得其乐。天下的文士来到江南,必定造访随园,送上自己的诗词文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袁君的园林、厅馆、花竹、水石,清幽深邃,静谧优美,甚至窗格、栏杆、器皿都很精美,用来招待客人的东西十分丰盛。他对客人留连不舍,不知疲倦,看到别人的好文章,总是赞不绝口。后辈年轻人的诗词文章,但凡有一句写得好,袁君必定能举出词句,读给众人听。
袁君无论是写古文还是骈文,都能自己抒发出心中的所思所想,并且与古人的文法相通。对于作诗,他尤其能驰骋自己的文才,世人心里想表达出来却无法表达的,袁君都能替他们表达出来,当代的文士大多都仿效他的文体。所以《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的公卿大夫,下到街市的小商小贩,都知道看重它。连海外的琉球,也有来求取袁君的书的。袁君做官虽然并不显达,但世人认为一百多年来,尽享山林的乐趣,又在文章上极负盛名,大概没有人比得上袁君。
袁君刚出仕时,做过溧水县令,他的父亲从远方来到溧水县,怀疑儿子年纪轻轻,缺乏做官的能力,就试着隐姓埋名在乡间查访。百姓们都说:“我们县有个年轻的袁知县,是个大大的好官啊。”他的父亲这才非常高兴,进入县衙。袁君在江宁时,曾经白天处理事务,夜里召集文士喝酒作诗,但闻名的政绩更多。江宁街市中的人把袁君判决案件的事例编成歌谣,刻版发行天下,袁君却觉得这些不值得称道,以后绝不允许别人讲述他如何处理政事。
袁君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袁夫人王氏没有生儿子,就抱养了堂兄弟袁树的儿子袁通。后来袁君的偏房钟氏又生下了儿子袁迟。袁君有两个孙子:一个叫袁初,一个叫袁禧。当初袁君在他所住的小仓山北边安葬了父母,他留下遗言,让把他自己和父母合葬。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这一天,袁君的遗体被安葬于小仓山他父母墓的左边。因为袁君与我的先辈有交往,而且我住在江宁,跟随袁君游历的时间最长,所以袁君去世后,我就为他写了墓志铭说:“有位年高德重的袁君,才学广博精深。作品难以数计,不经雕饰,自然工整。文坛唯他独尊,海外远播声名。秉性和蔼,祖居越中。江宁做官,终老于此。两代的墓地相同,将此铭文留在坟中。”
注释
袁随园:袁枚,清代诗文作家,号简斋,一号随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年间(1736—1796年)进士,年四十辞官居江宁(今南京),造园于小仓山,名随园。作诗主张抒写性灵,其诗文曾风靡一时。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等。墓志铭:一种文体,分“志”与“铭”两部分:“志”以散文形式记述死者的姓氏、籍贯、生平等;“铭”以韵文形式书褒扬赞颂之辞。写后刻在石上,埋在墓内。
钱塘:地名,即今杭州省钱塘县。
游幕:出外作幕僚。
金公鉷:字震方,汉军镶白旗人,世居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自雍正六年至乾隆元年(1728—1736年)任广西巡抚。
铜鼓: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一种铜制乐器,形如鼓。有人附会为诸葛亮所创制,故又名“诸葛鼓”。
博学鸿词科:清代设此科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由在京在外的大官荐举报考。取一等、二等各若干人。三等、四等落第,称“报罢”。
报罢:未考中。
乾隆戊午:乾隆三年(1738年)。
顺天乡试:顺天,府名,治所在大兴,有时在宛平。乡试由生员(秀才)应试,考中者称举人。生员应在所在的省应试,但亦可在顺天府应试。
庶吉士:亦称庶常,以《尚书·立政》有“庶常吉士”之语,故称。清代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新进士优于文学、书法者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午后考试,成绩优良者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官等,其他分发各部任职,或优先委任知县,称为散馆。
尹文端公:尹继善,字元长,满洲镶黄旗人,为袁枚座师。于乾隆八年至乾隆十三年(1743—1748年)任两江总督,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三十年(1754—1765年)复任。
总督:清代地方最高长官,综理一省或二三省军政。
甫:刚刚。
卒:最终。
留连不倦:留连宾客而不知疲倦。
四六体:骈体文的一体,多以四字、六字相属为句,又常以两组四、六句相对仗,故称“四六体”。
市井:旧称做买卖的地方,后泛指城镇地区。
负贩:推车挑担的小商贩。
琉球:旧国名,即今琉球群岛。位于日本本土西南,中国台湾东北,包括冲绳等五十余岛,光绪五年(1879年),为日本侵占,现为日本领土,改为冲绳县。
溧水:县名,在江苏省西南部。
考:父。
名迹:闻名的事迹,文章主要指吏治方面。
判事:对案件的判决事例。
从父弟:袁枚堂弟,名树,字乡亭。
侧室:妾。
迟:钟氏生子,名迟。
小仓山:在江苏省南京市内清凉山东面。
这篇墓志铭作于嘉庆三年(1798年)。作者为袁枚生前朋友,同居江宁,而两人文学观点,尤其是诗学观点,大相径庭。袁枚生前名满海内外,死后诋毁者甚多。有人曾劝作者不当为袁枚作墓志,作者以为“随园正朱(彝尊)毛(奇龄)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乎?”于是作了这篇铭文。
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第一首诗中,诗人运用简朴的文字 ,就常见的“小雨”和“草色”,描绘出了早春的独特景色,诗的风格清新自然,简直是口语化的。看似平淡,实则是绝不平淡的。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首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造句清新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紧承首句,写草沾雨后的景色。以远看似有 ,近看却无 ,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这一句是全篇中的绝妙佳句。早春二月,在长安,冬天未过,春天还未来临。但若是下过一番小雨后,第二天,春天就来了,最初的春草芽儿就冒出来了,作者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仿佛有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早春的草色。看着它,作者心里顿时充满欣欣然的生意。可是当作者带着无限喜悦之情走近去看个仔细,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极为纤细的芽,却反而看不清什么颜色了。诗人像一位高明的水墨画家,挥洒着他的妙笔,隐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
这设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上的纤细小雨。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层朦胧美。而小雨又滋润如酥,受了这样的滋润,那草色自然是新的;又有这样的背景来衬托,那草色自然也美了。
接下来的第三、四句是对初春景色大加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两句意思是说: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写春景的诗,在唐诗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心裁。前两句体察景物之精细已经令人称赞,后两句如骑兵骤至更在人意料之外。在最后,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因为,“遥看近却无”的草色,是早春时节特有的,它象征着大地春回、万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烟柳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浓重,反倒不那么惹作者喜爱了。像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
这首诗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既咏早春,又能摄早春之魂,给人以无穷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第一首写景,第二首则注重抒情。后一首也是极力写“早”字。诗以江边春天的柳色映衬官身之路。年少逐春,扑蝶戏蕊,枯草拈花,用自己的童心和稚眼直接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机趣。而老大逐春就别是一番况味了。官事冗杂,世事沧桑,在充分体尝了人间的坎坷困顿之后,忙里偷闲地游一游春,散一散心,自得其乐。此时此刻,贵在童心未泯,贵在能于常物之中发现其丰富蕴涵。
这首词上片忆昔,通过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下片抚今,写如今国破家亡、沦落天涯,写出作者对往日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回忆往昔。
开篇二句,从眼前节候节物着笔,写元宵节的环境氛围。严冬余威尚未消退,残雪未尽,梅花凋残零落,黄昏时刮风下雨,春寒料峭。恶劣的气候,暗淡的黄昏,令人压抑、沉闷,难以尽兴游赏,从而勾起对昔日元宵节的回忆。
“长记”四句,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周密《武林旧事·大礼》载:“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以相。”又说:“禁去岁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这里作者特点“小红楼”、“杵歌”、“预赏”,说明作者所“长记”的元宵不是一般的元夕,而是南宋朝廷观灯的往事。“杵歌昏昏,鼓声叠叠”,极写昔日元宵观灯歌舞不绝,热闹喧腾的景象,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
下片抚今。
过片宕开一笔:“涯客鬓愁成缕,海上传柑梦中去”。这里写出国破家亡、沦落天涯,无以寄身的凄惨和难脱的愁绪。过去上元夜于宫中宴臣,贵戚宫人得以黄柑相遗的美好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梦中去”三字,进一步写出作者对往日元宵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以上所写,既突出昔元宵节的美好,又反衬出今年元宵节的凄凉。
所以作者接下去有由昔而今、由梦境而回到现实,自设问答:“今年上元何处度”设问,应片头“天涯客鬓愁成缕”句,领起下文。接着以“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处”作答,说明今年元夕不是在都城临安的“小红楼畔”,而是在“乱山茅屋”之中;不是往日“杵歌昏昏,鼓声叠叠”的繁华,而是面对着“寒炉败壁”,孤苦凄凉;自然自己所观赏的也不是“火树银花流溢的繁灯焰火,而是青荧的令人发愁的“渔火”,满目凄楚的元宵节物出而已。着末写出悲惨处境,悲愤几极。
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赋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详细地描述了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畤的全部过程,把天子郊祀的盛况铺张得恍若遨游仙境,并颂扬刘氏王朝地久天长,同时贯串着讽谏之意。全赋选择具有特征性的物象,运用以虚概实的手法,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
本文极力铺写天子郊祀甘泉宫的盛况与甘泉宫建筑之豪华。全篇采用顺叙的写法,可分为十段。第一段揭明成帝定祭泰畤的目的和希望,并叙写出行前各种事项的准备情况。第二段描写天子登乘,车驾上路及行进的情况。第三段描写通天台的远景和沿途所见平原、丘陵、山谷的形势及离宫别馆的连绵相映。第四段铺写到达甘泉宫之后所见其宫室的高峻、长大、深博,并详细铺写了凭栏周流所见大庭内的种种奇异景象。第五段描写漫游高光宫之所见,极陈宫殿的高大富丽,接着以临渊处危微谏。第六段描写大风在宫中刮起时所产生的种种音响变动,继而赞叹宫观建筑的精巧美丽。第七段描写成帝与其贤能之臣会集于阳灵宫,斋戒自新,洁祀天地,并设想他们周流旷远,升降天地,广通神明。随后告诫成帝清心寡欲,屏退女色,方能保持天性,增寿广嗣。第八段描写柴祭皇天的经过,设想天神赐福甚多。第九段描写归途中的情形,并歌功颂德。第十段总括全篇意义,谓成帝恭肃祭天,神祇凭依,广赐福祥,子孙相继无极,并与文章开头相呼应。全篇有如观览长卷画幅,徐徐展示,一一显明,凡君臣卫侍、车马旗斧、山川草木、雷电风雨、宫殿观阙、天上地下、神仙鬼怪乃至金人玉树、燎烛景炎、玄瓒秬鬯等,无不毕陈。
本文与众多汉赋一样,用了不小的篇幅花了很大的力气,只是为了描写了一次天子郊天的过程,现实意义不很大;勉强点缀上去的几句微谏之辞,也如沧海一滴,被大量极力铺陈夸饰的东西所淹没,讽劝作用很小。但在客观上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及以前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化的一些面影。特别值得指出的还在于这篇赋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一篇描写郊祀的赋。关于郊祀之仪,史籍所载虽多,但大都语焉而不详。这篇赋则专写郊祀,从准备出发一直到事毕回车,对郊天之全过程逐一作了详细的描述。尽管使用的是文笔而不是史笔,但通过那些夸诞的词语仍能辨别出汉时天子郊天仪式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在这方面,《甘泉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在艺术上,此赋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甘泉宫观,豪华奇伟,无从实写。赋家则是发挥了赋体的特性,以虚概实,夸张变形,选择几种特征性的物象,泼洒笔墨,尽力夸张,予人以不即不离,似是而非的感党。此正是后世绘画的写意手法,而最初运用当推赋家。但此赋属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缺乏自己的特色。扬雄晚年认识到《甘泉赋》之类的作品,其效果与初衷适得其反,实际上是“劝百而讽一”。扬雄是首开模拟之风的汉赋作家,《甘泉赋》继承和弘扬了司马相如树立的赋颂传统,手法上同样讲究铺陈夸张,文字上也力求辞藻华丽,乃致流于堆砌。总的说来,扬雄的《甘泉赋》可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比肩,是汉赋的代表作品。
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