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交代了舜庙的位置，对这位“逊尧”“禅禹”的圣君给予了高度评价。
颔联写景。舜建都的事和长眠地都随着河水流逝、时间的逝去不可追。
颈联紧承上联:舜的塑像看似寂寥的存在，但舜的精神永存，舜的德泽已遍布天下。
尾联：风吹柏树之声，仿佛《南风歌》的韵律，言外之意，虞舜解民忧、富民财的为政思想余韵不息。 全诗通过对舜和他高尚品德的怀念，表达了对舜高尚节操的赞美。同时期待像舜那样“逊尧”“禅禹”人物的出世赖力挽狂澜，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词的上阕，重在描绘时序和场景。时当秋深，芙蓉院里，秋容已老，一派衰败之象。庭中小草也已枯黄老死，上面凝聚着颗颗霜花。“匀似剪”，谓草上朵朵霜花，十分均匀，好似剪裁而成。此句盖化用李贺《北中寒》诗：“霜花草上大如钱，挥刀不入迷蒙天。”接下来两句，交待场景。仕途蹭蹬、宦海沉浮的词人，在被贬到这蛮荒之地时，竟受到热爱其词的义妓母女的尊重，引他上西楼，还盛情相待，迫近而座，清歌侑酒，使词人内心获得了片刻的安慰，所以，在当时楼上众多的物象中，惟有那“风压绣帘香不卷”最令敏感的词人动心，最为他所注意——这清歌妙吟的西楼，成了他疲惫身心的避风港。
下阕由景及人，着笔描写为他弹琴哦词的义妓。由于敬慕词人，对其所作“得一篇，辄手笔口哦不置”，所以这位义妓在与心中的偶像相聚一处时，当然会尽其所能为词人吟唱，所以，词中重点描绘了义妓弹唱时的动作神态。 “玉纤”两句，对仗十分工稳，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当时义妓表演时态度的认真。“玉纤”跟“红袖”相对，“银筝”与“金鸭”相衬，极富色彩感，一副装束，显得华贵而高雅。“慵整”和“时笼”的动作和神态，又刻画出这位义妓的娇美可爱。末尾两句，画龙点睛，描绘她脸部的神采。酒逢知己干杯少，在词人自己“酒杯深”的同时，义妓也在“慵整”和“时笼”中不知不觉饮酒过多，以至于双颊绯红。这里，“岁华一任委西风”一句，含意相当深刻，不可轻易放过。西风即秋风，西风一起，表明秋季已到，万物都将衰老枯萎。词人说醉红双颊的义妓将岁华委于西风，暗示此妓花容已老。将这种感触跟她因为酒醉而泛起的春红相映衬，寓有美人迟暮之感。而且，透过作者的词笔，似乎还传达出他隐约的身世之悲。只是，这种情绪被处理成一个义妓的神态，以一种艳思弱化掉了那一声长叹。身世之感，打并人艳情之中，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手法。
整首词直叙词人眼中所见，感情平稳深敛，心绪的起伏被潜置于词所描绘的景象人物背后。但是，从词人所撷取的物象，所营造的气氛中，读者可以隐约感受到被贬的词人内心的愁绪。面对眼前的红颜知己，听她吟唱着自己所填的妙词，作者没有表现出一丝兴奋和激动，而是平静的心情观察着这一切。是他心中没有痛苦，还是他暂时忘却了痛苦？都不是，是他在用眼前的平静在掩饰着内心的痛苦。词的末尾两句，隐约透露出词人内心的波澜：那一任岁华委西风的放旷，那醉脸上的春红，是那位红颜知己，也是作者本身！芙蓉院妓能与她仰慕的词人相见，歌彼之词，献己之技，对她而言，当然是一件幸事。被盛情相邀，殷勤相侑的词人，在“洒杯深”之后，当然也会春红满脸。那歌，那酒，此时成了沟通彼此情感的桥梁，而秋容老尽的芙蓉院妓的处境，又怎能不引起词人对自己的身世、地位的联想！所以说，词的末尾两句，看似写对方兴之所至时的忘情，实际上已经暗含着词人自己悲苦的内心感受。《词则·闲情集》卷一中评此词：“顽艳中有及时行乐之感。”可谓一语中的。
唐朝诗人自居易被贬浔阳巧偶琵琶女时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在秦观的这首词中也同样存在着，只不过秦观将这种感情融人到了情景描写和渲染之中，将白居易那直白显豁的情感抒发，化成了一种含而不露的情绪，萦绕词中却又不说透，使人有所悟又有所迷。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