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溪边石蟹小如钱，喜见轮囷赤玉盘”，写蝤蛑之大。梭子蟹是蟹类中之大者，比河蟹大得多。为了说明蝤蛑之大，先说溪蟹之小：小溪小沟里的石蟹，是路人常常见到的，它形体很小，小得像一枚钱币。然而，蝤蛑煮熟了，端上桌，它屈曲着，犹如一只赤玉的盘子。“赤玉”喻其色，“盘”喻其大，因为是“轮囷”蟠屈着的，故以圆“盘”来比喻就显得十分贴切。又对照又比喻又描绘，把“喜见”的感情色彩突现了出来：哇，多大的蝤蛑呵，它团缩着，好像一只赤色的玉盘！
颔联“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写蝤蛑之美。打开蝤蛑的背壳，澄黄澄黄的，此时酒兴就来了；斫出大螯的肉，雪白雪白的，此时饭量就增加了。“半壳含黄”，即蟹黄占满背壳；“两螯斫雪”，即螯肉斫下如雪。这一联里的“雪”字，是从语言矿藏里提炼出来的绝妙字眼，从历来的咏蟹诗看，常常比喻为“玉”（杨万里：“酥片满螯凝作玉”；张未：“螯肥白玉香”），东坡则喻为“雪”，而且与“斫”字结合，更显一种动态的美，斫螯，酥片，如雪，构成了特殊的美不可言的意境，美到什么地步？似乎在催人喝酒、劝人加餐。
颈联“蛮珍海错闻名久，怪雨腥风入坐寒”，是写蝤蛑之名。南蛮之地，沿海一带，海汇万类，品种繁多，然而，对于蝤蛑这一款，却早就知道了，是一种珍品，是一种佳肴，如今品尝，名不虚传，的确为一款美味。这一天吃蝤蛑，下着怪雨，刮着腥风，入坐的时候感到了一种寒意，在如此季节和气候里，对这一餐留下了尤其难忘的印象。主观感受是：以前闻名久，现在印象深。从又一个侧面夸赞了蝤蛑。
尾联“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写诗人之馋。诗人苏轼与丁公默，同科进士，友谊甚笃，又沾亲带故，交情更深，诗作往还本是平常之事。这次，苏轼寄诗丁公默，丁却送来了蝤蛑，于是，诙谐幽默的苏轼竞说成了由于自己的“馋”，是用“诗”换来了“蝤蛑”。苏轼走南闯北、奔东跑西，吃过不少方物，很多是他激赏的，比如江瑶柱、河豚鱼之类，却从未用过“馋”字，唯对蝤蛑，竟自称馋太守、以诗换蝤蛑，可见，苏轼对蝤蛑之大、之美，食蟹之乐、之趣，倍加青睐，给予一份特别的评价。
苏轼反复说过，“我生涉世本为口”、“自笑生平为当然，他不是一个糊口充饥的人，而是一个口感如尺、秤的美食家，于此，世问才有所谓东坡肉、东坡饼、东匀经过他品评的蝤蛑、河豚也有了在食界不可动摇的地家都说苏轼是个“开派”者，诗开了“苏黄（庭坚）”派，“苏辛（弃疾）”派，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是宋家之一，那么，从对食物品鉴的角度看，他又是个独占开派鉴赏家。
这是一首“感旧”之作。所感怀的对象为三十年前见到的“德公”，德公已如海鹤仙逝。当年一别，转眼三十载了，生死存亡真是无常啊!触发其感怀的媒介则是“长沙驿前南楼”。陈景云《柳集点勘》说：“长沙驿在潭州，此诗赴柳时作，年四十三。观诗中‘三十秋’语，则驿前之别甫十余龄耳。盖随父在鄂时亦尝渡湘而南。”据诗意，大约三十年前，宗元之父柳镇任鄂岳沔都团练判官，宗元随父曾在长沙驿前南楼与“德公”话别。“海鹤”自然是指德公，但称德公为“海鹤”，却自有其独特的蕴涵。其具体所指，今日虽已不可确知，却可从中领略到一种潇洒、自由、无拘无束、来去自如的意味，并由此给全诗增添一种空灵的诗化的情调。
通首抒情，蔼然仁者之言。无一字不质朴，无一语不出自肺庸。今昔之感，洋溢在字里行闻，字字句句扣紧感旧的题旨，一气贯注，自然浑成。“存亡三十秋”，蕴藏着无限的伤感。既有世路的艰险，更有人生的坎坷，既有昔日的情愫，又有今朝的思慕。“数行泪”是哭德清公，也是哭自己的功业未就，谤责飞腾。着一“独”字，而身世之寂寥。前路之渺茫，概可想见。诗人怀旧伤今，所以有诸多感慨。
其实还有一层无常感他没说出来：仕宦更是无常!一月奉命北归，二月到京，三月又贬柳州，人生太难预料了!怀旧伤今，诗人禁不住流下数行清泪。这首诗与前《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诗相较而读，一喜一悲，炎凉相继，颇耐人寻味。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