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逐层深入，真挚动人地表达了人类至善至纯的天伦情感——母子之情。以小见大，托物抒情，一波三折，婉转深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因而感人肺腑，能令读者掩卷长思。
诗人翻检旧物时，发现母亲三十年前为他缝制的一件粗绨面料的长袍还保存在箱柜里。一件旧衣居然保存了这么多年，可见主人对它的爱惜。由于年深月久，又曾穿著过，绨袍的领子和襟袖已经破旧，虽然如此，诗人并无将它抛弃之意，如今睹物思人，诗人还依稀感觉绨袍上残留着母亲的余温。“余温”二字，乍看起来不符合生活的真实，然而，母亲逝世后，诗人一直思深念切，如今，母亲缝制的这件绨袍自然更强烈地激起他对母亲的回忆，母亲生前的慈颜与厚爱，霎时间又浮现于脑海，诗人情热中肠，以至移情于物，产生“却余温”的错觉，却又是十分自然，合乎常情的。诗人有意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传达了情感的真实。
末两句诗，紧承上面而来，更将这种感情转进了一层。由于领襟已破，诗人将绨袍晾晒之后，自然想缝补一下，可是转念一想，又不忍轻易拆开旧衣，移换旧布料的位置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当年，母亲曾将对儿子的爱倾注于针针线线之中，缝进了这件绨袍里。如今，这件旧衣上一针一线对儿子而言，都包含着母亲的爱心，为人子者怎能忍心拆断这爱的丝线呢？诗人的不忍拆移，正表明了对母亲的无比珍重和深情怀念。这首诗，以小见大，托物抒情，一波三折，婉转深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因而感人肺腑，能令读者掩卷长思。
诗命题为“白云歌”，诗中紧紧抓住白云这一形象，展开情怀的抒发。白云向来是和隐者联系在一起的。南朝时，陶弘景隐于句曲山，齐高帝萧道成有诏问他“山中何所有？”他作诗答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从此白云便与隐者结下不解之缘了。白云自由不羁，高举脱俗，洁白无瑕，是隐者品格的最好象征，李白这首诗直接从白云入手，不需费词，一下子便把人们带入清逸高洁的境界。
为了充分利用白云的形象和作用，这首送别诗不再从别的方面申叙离情，只择取刘十六自秦归隐于楚的行程落笔。从首句“楚山秦山皆白云”起，这朵白云便与他形影不离，随他渡湘水随他入楚山里，直到末句“白云堪卧君早归”，祝愿他高卧白云为止，可以说全诗从白云始，以白云终。读者似乎只看到一朵白云的飘浮，而隐者的高洁，隐逸行动的高尚，尽在不言之中。胡应麟说“诗贵清空”，又说“诗主风神”（《诗薮》），这首诗不直写隐者，也不咏物式地实描白云，而只把它当做隐逸的象征。因此，是隐者，亦是白云；是白云，亦是隐者，真正达到清空高妙，风神潇洒的境界。方弘静说：“《白云歌》无咏物句，自是天仙语，他人稍有拟象，即属凡辞。”是体会到了这一妙处的。
这首歌行运笔极为自然，而自然中又包含匠心。首句称地，不直言秦、楚，而称“楚山”、“秦山”，不仅与归山相应，气氛谐调，增强隐逸色调；而且古人以为云触山石而生，自然地引出了白云。择字之妙，一笔双关。当诗笔触及湘水时，随事生情，点染上“女萝衣”一句。屈原《九歌·山鬼》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女萝衣”即代指山鬼。山鬼爱慕有善行好姿的人，“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汉代王逸注云：“所思，谓清洁之士若屈原者也。”这里借用这一故实，意谓湘水对洁身修德之人将以盛情相待，进一步渲染了隐逸地的可爱和归者之当归。而隐以屈原喻归者，又自在言外。末句一个“堪”字包含无限感慨。白云堪卧，也就是市朝不可居。有了这个“堪”字，“君早归”三字虽极平实，也含有无限坚定的意味了。表现得含蓄深厚，平淡中有锋芒。
此诗采用了歌体形式来表达倾泻奔放的感情是十分适宜的。句式上又多用顶真修辞手法，即下一句之首重复上一句之尾的词语，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
词的上片回忆过去“酒恋花迷”的生活。“伫立东风”写词人迎着东风，久久地站立，“东风”暗示了时令节气，说明此时正值春季。“南国”的春天本是美好的季节，词人却“断魂”南国，悲戚哀伤，默然凝伫。开篇两句便塑造了一个伤心欲绝的浪荡词客的形象。南国的春天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这两个工整的对句，分别由景而情，以极凝练、含蓄的笔墨，浓缩了无数个良宵美景，无数次的纵游娼馆酒楼，沉湎于声色酒乐。而今忆及，当时“酒恋花迷”的生活，累煞多情的“词客”。
过片首句，以“别有”二字起，另辟一境，引出所怀之人。以下，“眼长腰搦”四字写出了她容貌的美丽和身姿的婷婷袅袅，“痛怜深惜”四字写出了两人真挚的情意和深深的爱恋，用语十分简练。接下来的“鸳会阻”两句，紧承上片，回到现实，由情及景，写傍晚时分，冷雨纷飞，愁云凝聚，天色一片青碧。由于“鸳会阻”、“锦书断”，词人眼中的景色也显得凄凉无比，与上片的“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词作的最后，设想对方遇良辰当好景，也应苦苦思念自己：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从对方写来，这是柳水怀人词常用的手法，由此亦可见柳永怀思之深。
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人，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需要承认，这样的词句格调是不高，但其中也有诸多难言的苦衷。柳永遭黜落后，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流连烟花巷阳，沉溺酒香舞影，风流放浪，冶游无度。 这一方面是他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寻求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有宋一代，自上而下狎妓成风。只是，柳永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加坦率而无所顾忌。为官后，柳水收敛了许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但宦游的惨淡与辛酸，使他对人们趋之若鹜的功名利禄产生了厌倦，转而对自己曾经沉湎其中的世俗享乐又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尾犯·晴烟幂幂》）。可见，“酒恋花迷”是柳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他在现实中找到平衡的一个支点。
这篇文章作者先写关中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写弱冠之时，无暇欣赏关中之美，长大后想象与友人结庐南山，闭门读书，伸眉高谈，脱屣世事；如今友人归秦，而自己未能同行，遗憾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作者对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进行了讽刺，表达来春与友人相聚秦中的美好愿望。文章质朴恬淡，潇洒自然。
文章开篇落笔，便直写秦中风土民情之美，并以“天下莫与为比”的赞语和“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的事实加以突现。接着是作者回忆秦中往事。随着阅历增多，元好问由“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以至于每闻谈及秦中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然后引出送别之人，言昔日常相约在终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脱屣世事”，过游山访古的自在日子。只可惜“家在嵩前”，终难如愿，不禁为“二三君之便于归”慨叹不已。若是一般送别文字，到此当可收煞。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另起一端，锐意讽刺那些沽名钓誉、迫名逐利的仕途小人，表达自己对朴素、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神往。显然，作者巧妙地以送别为名写秦中之美，其最后归向是表白自己洁身自好、愤世嫉俗之心，故冲淡了离情，而由归去之乐占据上风。
文章以浓墨重彩极写山川之胜，人情之美，且皆从大处着手，虚处落笔。如介绍秦中奇观天下为尊，一概粗略勾勒，在整体上给人大致印象。虽提及周汉都邑、蓝田、鄂、杜，却又似蜻蜓点水，不作深入细致描写，仅以作者对秦中由来已久的切身体会来着意渲染，字里行间真情洋溢。同时，写秦中诸人，以“二三君多秦人，与余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一笔带过，然后补叙闲居南山的旧约。“二三”乃虚数，实为几人不得而知，其余就更是无可奉告了。虚写秦中秀色，易激发读者好奇心，探寻关中究竟美在何处，于是就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引人神往；“二三君”不明其人，可作“质直尚义”的关中人物代表。作者与之志同道合，反衬出秦中人情之醇美古朴，民风的慷慨耿介。作者此笔，虚实相映，于空灵中见深意。同时，人情美与自然美的融合，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秦中之美。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美，又恰好与后文作者所竭力鞭挞的“众人所必争”、“造物者之所甚靳”的“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相比较，关中自成了净土和归宿。
缘情而化，跌宕成韵，显示了文章的语言风格。“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皆四六句相间，整饬精巧而又流转活脱，胸中情致随之直泻而出；抒写“二十许时”、“长大来”对关中的不同感受，则又笔法酣畅悠忽、疾徐有致，“津津然”喜气溢于言表；提及闲居之乐，则不乏桃源之风，至于澹泊清纯，语言也近乎典雅，往往使人想起终南山、“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下》）、“伸眉”高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等掌故；指斥世俗污浊，歌咏“方之外者”（《庄子·大宗师》引孔子语），顿然浩气充溢。文风沉稳而峭拔，句式不求工巧，唯在气魄。篇末以呼告式语句“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结束，又与前之“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一气贯通，文人才子潇洒飘逸、倜傥风流之态，呼之欲出。
内容结构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文学价值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