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衬托之笔,写乐女们敲击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方响演奏《凉州》曲的过程。“花满银塘水漫流”,点明演奏情景。“花满”喻乐声如花朵遍地开放:“水漫流”喻乐声如清泉漫流。方响击时需要着水于其中以调音,故有“花满”、“水漫”的效果,这是苏轼惯用的通感技法。由乐声、花满、水漫流,即是由听觉、视角、视角的挪移,给人以愉悦的美感。“犀槌玉板奏《凉州》”,点明方响是由“犀槌”和“玉板”演奏出《凉州》曲。“犀槌”与“玉板”,说明了乐器的贵重。《凉州》曲,说明了乐曲的广泛。 “顺风环佩过秦楼”,进一步渲染方响击打的效果。“顺风”说明了乐女的步伐很快,“环佩”说明了乐女的浓妆打扮,“过秦楼”说明乐曲随乐女来到了理想的歌楼。整个上片,着力渲染方响进入了大雅之堂,赢得了美好的效果。
下片,以带有神话色彩的笔墨,写方响超常的艺术力量。“远汉碧云轻漠漠”,写方响声穿透了“远汉”、“碧云”的艺术效果,即感动天地。“今宵人在鹊桥头”,写方响音成为传媒,成全“鹊桥”聚会的恋人,即感动神明。“一声敲彻绛河秋”,写方响的音响彻“绛河”的秋天,即感动时节。
全词,记述了从地下发掘出来而由乐女演奏的方响及其效果的全过程。运用衬托、用典与想象之笔,极力渲染了方响作为国宝的超常艺术力量。苏轼让其重见天日,重现灵光,重传原音,重显价值,表明了苏轼对中华文物的珍惜之情很深。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诗人描写祭奠曹操的“盛况”:铜雀台上,歌吹洞天,舞女如云,素白的灵帐,在西风中缓缓飘荡着;曹操的儿子们,供奉先父的亡灵,摆酒设祭,就像曹操活着的时候侍奉他一样。好一个“樽酒若平生”,一种庄严肃穆和隆重热烈的场面,宛然在目。同时,又令人油然想见曹操“平生”把酒临风、横槊赋诗的盖世雄风。然而,生前的气壮山河与死后的隆重庄严,乍看虽颇相仿佛,前后如一,细味却有不胜悲凉之感。逝者如斯,只能“樽酒若平生”了,但反过来说,又不能“樽酒若平生”。一句平白如话的诗,包涵了多重的意蕴,既是描述,又是感慨,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而“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又与上两句有同工异曲之妙。西陵墓地,树木葱茏;铜雀台上,歌吹沸天——可是,死者长眠地下,不能复闻丝竹之声。这似乎是为铜雀台上的伎妾们设辞,传达她们哀婉的心曲。而从诗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角度细加品味,则尤感意蕴丰厚,韵味无穷;时代渺邈,年复一年,魏家天下早已改朝换代,如今已没有人为曹操一月两次,歌舞酒乐,侍奉如常;铜雀故址,西陵墓地,百草丰茂,杂树丛生,而今已不能听到什么歌吹之声。所以,诗人禁不住要为那些无辜的妾伎们悲泣感伤了。芳襟翠袖,徒染悲泣之泪;婉转缠绵,空余伤感之情。连曹操这样的盖世英雄尚且不免“玉座寂寞”的悲哀,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身轻体贱的妾伎们呢。
表面上看,诗写铜雀台祭奠的隆重,写西陵墓地的荒芜以及妾伎们的芳襟染泪、婉娈多情,旨意似乎是在感叹曹操的身后寂寞。实际上这是个误会。写曹操的身后寂寞,乃是为写妾伎们的寂寞张本,是一种衬垫,“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正点出了这一中心题旨。盖世英主尚且不免寂寞身后之事,更何况地位低下、生前就已冷落不堪的妾伎们呢。此诗《乐府诗集》题作《铜雀妓》,也正暗示并证明了诗人题咏的中心对象是妾伎,而不是曹操。由此可见到,诗人已从对铜雀故址的一时一事的凭吊和感伤的圈子中跳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高度,既饱含感情又充满理性,以超然的态度来描写、评判这一历史故事,并进而反思人生。他从大人物的悲哀中,看到了小人物的悲哀;从历史的冷酷中,领略到了现实的冷酷;从死者的寂寞中,感受到了生者的寂寞。因而,这种寂寞身后事的感伤和咏叹,已不仅仅胶着在曹操及其妾伎们身上,而上升为一种人生的感喟和反思。所以,他对“铜雀妓”的题咏,既是执着的,又是超然的,在执着与超然的若即若离之中,诗人既认识、评判了历史和人物,也认识、评判了现实和自己。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以诗的形式发抒诗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和感受,是对历史故事的一种艺术的评判。所以,诗人往往把自己丰富的思想内蕴和复杂的感情色彩,深深地隐藏、浸润在诗的形象当中,用艺术形象来说话,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谢朓的这首诗,也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叙写平白,而蕴含丰富、深刻;辞章短小,却韵味渺远、悠长。
这是一首托女子口吻诉说离别相思之苦的词,离别相思是历代词篇中最为常见的内容,倘若写不出特点,是最难引起读者注意的。
开头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习见之事喻简单之理。坠落的雨点已经辞别了乌云,不可能再回到天上去,流出去的江河已经奔向了大海,不可能再流回浦口去,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习见之事,它们所比喻的道理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甚至是生死离别隔绝永无相见之期。“遗恨几时休,心抵秋莲苦”。把离别之苦称作”遗恨”,可见相离之长久,以秋莲比其苦,则以我心对莲心,多占了一个“心”字,这些地方都写的很细致。下片写的是为排除相思之苦所作的尝试和努力,这其中颇有起伏和曲折,亦可见小晏笔法之巧妙。先是打算歌唱以抒发,这是有古语可凭的,“悲歌可以当泣,遥望可以当归”么,可是,“忍恨不能歌”,未曾开口,已经恨如雨下了。于是,退而诉诸丝弦,“试托哀弦语”,而且在哀弦之中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同时也得到了允诺,“弦语愿相逢”,说的正是丝弦弹出的曲子之中也含有祝愿相逢的美意。明知这只不过是宽慰之意,却也不肯放弃这一丝微弱而渺茫的希望。“知有相逢否”,最后的疑问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那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