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登楼鸟瞰洞庭湖，碧波连天，遥望君山，气象万千。此楼历有兴废，宋滕子京重修后，以范仲淹曾作《岳阳楼记》而名闻遐迩。但是从此诗的立意及《元稹集》中有关篇目的题序看，当年作者的洞庭之行颇有失意之慨。所以此诗即不像其他诗文那样着意描绘岳阳楼的雄伟壮阔。

　　首句写红日斜照楼窗，这本是人们常见景象。然而诗人用一“衔”字来唤起读者的联想，便使得整个境界活跃起来。次句写楼的倒影：当太阳照射到楼窗上时，楼影落到湖中的赤玉幢上。岳阳楼的倒影映印在洞庭龙君的龙官之上。此句似包含了《柳毅传》的故事，其作者李朝威恰与元稹同时，说不定这是最早涉及龙女故事的一首诗，其新颖独到之处，不言而喻。

　　第三句“怅望残春万般意”，点出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登楼观景，而在于借以表达他在残春时节的怅然情怀，既有惜春之叹，亦有人生失意之嗟。末句“满棂湖水人西江”，不说通过窗子向外眺望一碧万顷的洞庭湖水，而是说湖水从窗子溢出并流向没有尽头的长江，这样也就巧妙地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感受。全诗着重渲染景物，只用“怅望”两字淡淡点出当时的心绪。最后以景结情，把无法排遣的怅惘愁思表达得非常含蓄婉转。

　　在写作上此诗与作者《行宫》诗相类似，虽然只有四句，读者不觉其短，足见手法之妙。

　　此赋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接着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古今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和生死进退三方面的矛盾，最后写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但采用的是自问自答，比喻贴切形象，通过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眨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周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周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大武》六成对应六诗，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及《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王之言“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可确定四篇，另两篇，王国维认为其中一篇即此篇《般》，他并且认为它当是《大武》六成的歌诗，说：“《酌》《桓》《赉》《般》四篇，次在《颂》末，又皆取诗之义以名篇，前三篇既为《武》（指《大武》乐舞，非《周颂》中之《武》篇）诗，则后一篇亦宜然，……至其次第，则《毛诗》与楚乐歌不同，楚以《赉》为第三，《桓》为第六，毛则六篇分居三处，其次则《夙夜》（王氏认为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与《乐记》所纪舞次相合。……《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则与‘六成复缀以崇’（《乐记》中语）之事相合，是毛诗次第与《乐记》同，恐是周初旧第，胜楚乐歌之次第（《左传》所引《大武》之次第）远矣。”（《周大武乐章考》）但高亨认为王氏之见过于相信毛诗篇次，他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作为《大武》四成的歌诗，《周颂·般》和《周颂·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起首一句“於皇时周”，就是在赞叹周朝。因为周代既是第一个以“华夏”自称的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孔子所终身向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之邦的完美典范，因而，后世在读到和用到这些含有“周”字的古文时，就可以直接将周王朝代入为是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度风范。

　　“陟其高山”，登上了高山。巡视四海，自然要登山临水，祭拜天地。置身高岗，看到的是“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两句形容的场景是：俯瞰群山，仰望岳峰，眺望百川，汇于一脉，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这是属于王者的格局，这是巡视河岳的眼界，这是颂诗吐纳的气势。

　　正因为有了这俯仰之间气势如虹的胸襟与豪情，所以才有最后的升华之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在说明天下的归心与时局的顺遂，也是说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周颂·般》作为《周颂》诗里的最后一篇，虽短小精悍，却气韵冲天，势比山海。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这是咏重九两首之一。第一首题为《重阳喜雨》，上片开头云：“今日是何日，春色向秋开。凭栏早起，一望深雨涤浮埃”，写重阳遇雨; 过片前三句： “况田家、谣甘泽，更悠哉”，极写农家久旱逢雨的喜悦。而词人却因重阳有雨不能登高眺远，僧舍孤坐，浮想联翩，因有此词之作： 回忆昔日登丹霞山绝顶——螺岩的情景。

　　丹霞山在广东仁化县南十七里，重岩绝巘，踞锦石岩之巅， 绕山有海山门、长老峰、紫玉台、海螺岩、天然岩、天柱山诸胜。词题《忆螺岩霁色》之螺岩即丹霞山之海螺岩。作者的诗词集中多首写海螺岩诗词均作螺岩，盖属诗词中字数所限。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题作“忆翠岩霁色”，以“螺”为“翠” ，是校对之讹(按：《词学季刊》时转载不误)。后来选本沿此误注为“翠岩当指翠屏岩，在浙江天台县南二十里”是根据地名辞典误注，紧接着又引伸：“因金堡与屈大均同时投靠浙江西湖名僧函是门下做和尚，后来移住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做主持。此词可能是作者在广东忆浙江翠屏岩而作”，不知所据何书。屈大均与金堡投函是均在广东，而不在西湖。这个选本还将上片第二句之“海山门”注为“浙江台州海门山”，则纯属无根据之臆测。依照这些误注，对此词的理解也就陷入谬误，不得不在此予以纠正。

　　康熙三十八年(1669)廖燕所作《游丹霞山记》，对丹霞山形势有详细描述，兹摘有关海山门，海螺岩与金堡关系之句如下，帮助理解此词所写的内容。“……正气阁后峭壁插天，右望隐隐见海山门如在天半。予顾同游曰：‘明日从此登海螺岩’ ，众颇有惧色……二十四日晨起，复由松岭数折至绝壁下，攀铁练面壁而上，路益高而陡，至海山门神稍定。扶筑右行至海螺岩，澹师塔在焉。师为开山第一祖，予从之游，今别一十八年矣……左转为舍利塔，为丹霞绝项。”廖氏亲游所记，可知海山门、海螺岩均为丹霞山顶部景区，而不在浙江天台县和海门(今椒江市)。金堡本人亦有多首诗词描述海螺岩的景色，与廖氏所记吻合。辨明以上各点，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解释这首词了。

　　前片首四句，词人因雨孤坐，既为久旱遇雨而欣喜，又为因雨不能登高而遗憾。他已惯于登螺岩眺远，因今日不得登而神游。“少得白衣一个，赢得翠鬟千叠，罗立似儿孙。”是踞山巅下望群峰的景色。“白衣”似直写仁化江畔的观音岩，这里也不是深奥的典故，因从海螺岩俯瞰，看不到观音岩，只能见碧翠群峦环绕，似成群儿孙罗立。郑绍曾诗：“锦石(丹霞山别名)耸云端，岗峦势郁盘。”又李永茂诗：“孤留一柱撑天地，俯视群山尽子孙。”金堡化用杜甫“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列如儿孙”诗句，十分自然，既合此地山川形势，又抒发了作者的清情逸致：“独坐可忘老，何用更称尊”，自叹自慰，自我陶醉。他生前极爱此境，死后建塔埋骨于此，借青山以共存。

　　过片用晋桓温九月九日燕僚佐于龙山，和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项羽戏马台两个故事，回忆昔日与友人重阳聚会的情景。而今朋友四散，无人共与登高，更无志同道合者吟诗论文，孤栖寂寞，难以排遣。所谓“古今画里，且道还有几人存”是慨叹人事沧桑。他的同年、诗朋、战友，至今散的散、隐的隐、死的死; 而他自己一生更是“难挽天河洗是非，铁衣着尽着僧衣，百年如梦须全入，一物俱无只半提”(《鹧鸪天》)，两袖清风，茕茕孑立，只有青山为伴。以下三句借用佛典，写海螺岩居群峰之巅，又抒发超脱凡尘之情致。《智度论》五曰： 佛以譬喻说劫义，四十里石山，有长寿人每百岁一来，以细软衣拂此大石尽，而劫未尽; 又《菩萨璎络本业经》下曰： 譬如一里二里乃至十里石，以天衣重三铢，人中日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名一小劫。“劫”为佛家表示不能以通常年月日时计算的长时节。“便拂六铢石尽”就是借用“盘石劫”之典说历时之长。“四空天”句表示“境界”之高。佛家认为，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分为三： 一欲界、二色界、三无色界。无色界最上有“四天”： 空无边天，识无边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天。此四天居三界之顶，又名为四空处，为修四空处定所得之正报。三句合起来是说不论历时数千万之“劫”，即使“四空天”堕，此地仍超然屹立，不涉尘世。此外，这三句也是写实景，丹霞山有十二景之一——“舵石朝曦”，鲁超有《颂舵石诗》云：“杲杲赤羽从东来，凡光照耀天为开。满空云气落沧溟，丹霞碧巘相昭回。盘石崚嶒云气上，瞳眬晓色看千状。须臾旭采丽中天，万里尘氛化清旷。”金堡生前极爱此景，常独坐此石观赏四空山色，并以“舵石”为号吟诗作画。其以此“盘石”联想到佛学之“盘石劫”亦属情理之中。结两句写海螺岩暮景。“碧落” 指天，《度人经》注：“东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满，是云碧落。”薄暮从海螺岩远望，水天相接，茫茫一色，只有眉月一钩高挂天际。此词虽属追忆之笔，而登高、俯视、眺远仍能使读者如历其境。作者因景而发的感慨，“共谁论”、“还有几人存”等语，亦使不得志于世者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