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唐诗中有不少涉及音乐的作品，其中写听琴的诗作尤多，往借咏琴而言志，或借写听琴而抒情。李颀的《琴歌》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是诗人奉命出使清淮时，在友人饯别宴席上听琴后所作。
首二句交代听琴的场合、时间、缘起以及演奏者。因酒兴而鸣琴，可见其心情之畅达自适。着一“欢”字，渲染了宾主之间推杯换盏、其乐融融的热闹气氛。“鸣琴”二字点题，提挈全篇。
三、四句转折一笔，不写演奏，而写夜景，描绘了一幅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深秋月色图：月光如水倾泻在静默的城垣上，不时有乌鹊惊飞；银霜满树，木叶萧萧，寒风吹衣，一派凄冷肃杀之气。与前两句所传达的欢快融洽之情相比，这两句则低沉压抑，这是以哀景反衬乐情，即便秋气凛然，但有酒有琴有知己就足以抵挡了。同时，它为下文写弹琴作了铺垫。
五、六句写初弹情景。“铜炉华烛烛增辉”这一句是陪衬，扣合首句“欢今夕”三字，表明酒宴已入高潮。铜炉熏染檀香，华烛闪烁生辉，在庄严华丽的气氛中，广陵客登场献艺，格外引人注目。“初弹渌水后楚妃”，这一笔是直写，交代演奏者所弹之曲的名称，暗含其意。《渌水》是著名的古琴曲，此曲清空淡雅。杜甫《渌水曲》说“浩歌《渌水曲》，清绝听者愁”，白居易《听弹古渌水》中说“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慢流意，为听疏泛声。西窗竹阴下，竟日有余清”；这些都表明此曲有清心怡情之效。 “楚妃”，也是一首当时广为流传的名曲，属于深情绵邈之曲。
七、八句从听者反应的角度写演奏者的高超技巧。一声琴弦拨动，顿时万籁俱寂，满座为之陶然沉醉。“皆静”二字形象地写出人们彻耳聆听琴歌的专注着迷的神态。愈是言其静，就愈突出琴音乐勾魂夺魄的心灵穿透力，就愈烘托出“广陵客”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在这曼妙琴音的洗涤下，人们似乎忘记了尘世的酸辛，漠然了黑夜的漫长。苍茫的高天之上，星子越来越少，天将放白，他们还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恍然自失。良友佳朋相聚总是太短暂了，徜徉在琴歌中，这一夜是过得很快。“欲稀”二字巧妙地点明了演奏时间的持续，也照应了首句中的“欢”字，并为下文的直抒胸臆埋下伏笔。
末尾两句写自己的感触。诗人奉命出使清淮，别宴上缕缕琴音不禁牵动了他的无限乡思。想到自己离家万里，不知何日能还乡，他必会暗自潸然垂泪。人生如白驹过隙，就不要如此奔波辛苦了，也许仕途之累使他深感厌倦了，他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归隐。“敢告云山从此始？”这个反问句是诗人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听了琴歌之后所得的人生启悟。诗人曾在《不调归东川别业》中说：“渐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绂冕谢知已，林园多后时。”《唐才子传》中说李颀“性疏简，厌薄世务”。性格疏放超脱的他，耐不得住官场的名缰利索的羁绊，尔虞我诈的算计，还不如这样约三五知己饮酒鸣琴似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来得逍遥自在。
全诗写时、写景、写琴、写情，有条不紊，收放自然，“圆如贯珠”（《国雅品》卷二）。这首诗最值得赏玩的应该是诗人多方映衬、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诚如《诗筏》所言：“只第二句点出‘琴’字，其余满篇霜月风星，乌飞树响，铜炉华烛，清淮云山，无端点缀，无一字及琴，却无非琴声，移在筝笛琵琶觱篥不得也。”诗人通过营造意境、渲染气氛、刻画心理，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琴歌之美。
诗的前八句，写作者登上悬瓮山顶的望川享，鸟瞰眼前景色，美不胜收，并引触了深深盼感慨。惠远祠前的晋溪水，从悬瓮山麓汩汩流出，清澈透碧，水中绿萍嫩翠、锦鳞腾跃，掀起了一层层银白色的浪花；溪上的悬瓮山象一座巨大的卧屏，群峰竞秀，气势磅礴，草木葱清，景象万千；这里风景优美，形势雄伟，是中原大地的北大门，当年的晋阳故城就座落在这里，可以想见那巍峨的城阙高耸入云，景象无比壮观。站在望川亭上，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兴衰变迁，感慨万端，如今眼前所展现出的，只有那千顷沃野上，一层层麦浪在春风中摇曳翻滚，那座悠久的历史故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着，次八句，诗人回顾了晋阳故城被赵宋统治者废毁的历史。保宁元年（969），宋太祖赵匡胤率兵进攻北汉，围困晋阳。在外敌入侵时，人民表现出积极御敌、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薜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簇”，就是晋阳人民面对侵略自发抵抗的爱国爱家精神的体现。然而城池被毁，生民被迁，河山虽然依旧形胜，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便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中原北门”毁废后，给中原广大人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之灾。
此后八句又从宋朝毁灭晋阳文明古迹的角度予以鞭挞。“阙”指宫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觚棱”，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形。用“苍龙”“玉虎”“金雀”等词形容之，极显其金碧辉煌、凌云欲飞的景象气势。如此宏伟壮丽的古迹，竟被付之一炬，且将民居尽焚，以致“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往来”二字，概括了数百年来无数人民的辛酸，它不仅鞭挞了宋统治者给山西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山西人民眷念故乡的传统。据传被掳至河南的山西人总不忘岁时回乡祭祀祖先，“往来”时还带些特产以充路资，此亦为晋商之渊源。“南人鬼巫”四句，则矛头直指宋王朝，斥其不重人事，迷信风水，导致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
末二句乃全诗主旨所在，前面从军事、政治、文化的角度阐述利弊，旨在希望金统治者再振围威，重建晋阳。
全诗曲折往复，词语慷慨，气势雄放。抒发了强烈反对战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