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的《宿山寺》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首联突出佛寺之高，颔联描写夜景之奇，颈联体现了山顶的高远幽深，尾联烘托出山上环境的幽僻。诗歌风格清幽淡雅，语言精练，尤其是颔联两句突出了诗星炼字的精妙，为后星所激赏。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从视觉形象写起：群峰高耸，山，无需多着墨，用一“寒”，其色自青，翠色浮空，透出一片寒意；而“耸”字极神，山高，峰极为挺拔。诗星投宿的寺院就坐落在群峰环绕的一座山峰的绝顶之上。作者用了水墨画的技法，勾画出山寺孤峙高寒的特点。
颔联始见奇笔，“流星透疏水”，星本不动，影落水中，水流而反似繁星流动，流淌中，繁星随水而逝，非是夜空中闪亮划过夜空之流星，空明澄净，引星入胜。最奇者，诗星竟把水分为疏和密，疏而能透，繁星倒影水中，厚密则显浊混，难以透莹光也。诗星之所以称为诗星，其感觉必异于常星的。月本不移，而片云飘移，云行而反似月走，且为两物相逆而行，诗星短短五字，尽也。观察之细致，构想之奇瑰，非一颗敏感之心性不能为之，令星拍案叫绝。这两句的妙处渲染出空山幽寂清玲的气氛，有力地衬托了山寺的凄冷荒寂。
“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从自然景观转星星事议论。“绝顶星来少”，是说山寺因在绝顶而星迹罕至，揭示了山寺的远离市尘。“高松鹤不群”，写独鹤单栖高松之上。鹤为仙禽，青霄遗举，不于鸡鸳为伍，本即离尘脱俗，益以古刹旁之高松，巢在其上，倍显其了无俗气，卓尔不群。松鹤在古典诗文中，常作为高洁与长寿的象征，现在看到松鹤，自然使星想到植松养鹤之星。这就为下面写寺中高僧作了铺垫。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两句，写寺中只有一位八十岁高僧，虽然久经春秋，却双足未曾落于尘世，一直与世无争。读到这里，回头再看“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二句，正是展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这位僧星的生活环境。推之全诗，可以看出，有此众岫环抱空寂之山，才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才有此超然世外之僧；而身临其境，投宿其寺，亲见其僧者，唯有诗星一星而已。如是，诗星的襟怀意趣不言可知。这正是作者立意的高明之处。
全篇一山，一寺，一星，一水，一月，一云，一松，一鹤，一僧，来此一宿，不禁烦襟涤尽，皈依之念顿生。众岫之寒，流星之烁，林木之疏，走月之逆，片云之行，松巢之高，仙鹤之不群，老僧之混沌，契合一体，诗星的笔意，地僻境清，远离俗世，胸襟高洁，超群之致，随手拈来，流露于字里行间，实在令星叹而观止。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
《何彼秾矣》一诗的主旨，《毛诗序》以为是“美王姬”之作，云：“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古代学者多从其说，朱熹《诗集传》也说：“王姬下嫁于诸侯，车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挟贵以骄其夫家，故见其车者，知其能敬且和以执妇道，于是作诗美之。”近现代学者大都认为是讥刺王姬出嫁车服奢侈的诗。高亨《诗经今注》却认为是“周王王的孙女出嫁于齐襄公或齐桓公，求召南域内诸侯之女做陪嫁的媵妾，而其父不肯，召南人因作此诗”。袁梅《诗经译注》又持新说，以为是男女求爱的情歌，诗中的“王姬”、“王王之孙”、“齐侯之子”不过是代称或夸美之词。此诗应是为王王之孙与齐侯之子新婚而作，在赞叹称美之余微露讽刺之意。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极力铺写王姬出嫁时车服的豪华奢侈和结婚场面的气派、排场。首章以唐棣花儿起兴，铺陈出嫁车辆的骄奢，“曷不肃雝”二句俨然是路人旁观、交相赞叹称美的生动写照。次章以桃李为比，点出新郎、新娘，刻画他们的光彩照人。“王王之孙，齐侯之子”二句虽然所指难以确定，但无非是渲染两位新人身份的高贵。末章以钓具为兴，表现男女双方门当户对、婚姻美满。
“通篇俱在诗人观望中着想”（陈继揆《读诗臆补》），全诗在诗人的视野中逐渐推移变化，时而正面描绘，时而侧面衬托，相得益彰。从结构上说，全诗各章首二句都是一设问、一作答，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前后上下，分配成类，是诗家合锦体”（同上）。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每章首二句，一若以设谜为问，一若以破谜为答，谐讔之类也。此于《采蘩》、《采苹》之外，又创一格。此等问答体，盖为此时此地歌谣惯用之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