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
注释
注释
闺中女伴:指画中联吟赋诗的仕女们。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
这诗是陶集赠答诗中的名篇。诗中念古伤今,流露着作者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羊长史,名松龄,是和作者周旋日久的友人,当时任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的长史。这次是奉使去关中,向新近北伐取胜的刘裕称贺。秦川,今陕西一带。
刘裕在消灭桓玄、卢循等异己势力之后,执掌朝政,功高位尊,已怀有夺取司马氏政权的野心。公元416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师北伐,消灭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国,收复了古都长安、洛阳。自永嘉之乱以来,南北分裂,晋师不出,已逾百年。这次北伐胜利,本是一件大好事。无奈刘裕出兵的动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所以才得胜利,便匆匆南归,去张罗篡位的事了。他一心只是“欲速成篡事,并非真有意于中原”。南北统一的希望,终成泡影。三年之后,他便代晋成了依然偏安江左的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
对刘的意图,作者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对北伐胜利和羊长史入关称贺,他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只在序里淡淡地说了一句“衔使秦川”而在诗中又委婉地讽示友人,不要趋附权势,追求驷马高官。这一切,都显现出这位“隐逸诗人”对现实和政治还是相当敏感、有所干预的。 因为诗所涉及的是很敏感的时政问题,所以其表现也十分隐约、含蓄。
全诗分四节。首节八句,悠徐地从“千载上”说起,说是自己生在三季(夏、商、周三代之末)之后,只有从古人书里,得知些黄帝、虞舜之世的事,不禁慨然长念——那时真风尚存,风俗淳朴平和。言下之意,三季之后,就只剩下欺诈虚伪,争攘篡夺了。这自然是对刘裕的隐隐嘲讽。既提到“古人书”,就以它为纽带,自然地转入下文:也正是从书里,知道了贤圣余迹,多留存在中都一带。点到“贤”字,目光便已遥注到下文的“绮(里季)与甪(里先生)”;而“圣”,则上应“黄虞”。自己是一直向往“贤圣”们所作所为的,所以始终盼望着去那里游骋心目;只是限于关山阻隔(实际是南北分裂的代用语),没能如愿而已。这样缓缓说来,既说出自己对“贤圣”的崇仰心情,也以宾带主,渐渐引入羊长史的北去。思路文理,十分绵密。
次节四句,转入赠诗。现在九域已经初步统一起来了,诗人下了决心,要整治船只车辆,北上一行。听说羊长史要先走一步,自己因身有疾病,难以联袂同行,只有赠诗相送。诗人早衰多病,五十以后即“渐就衰损”(《与子俨等疏》),“负疴”当然是实情;但“不获俱”的真正原因,还应在于羊长史是奉使向刘裕称贺,而自己却是要“游心目”于贤圣遗迹,目的既不同,当然也不必同行了。
“路若经商山”以下八句,是赠诗主旨所在。到关中去,说不定要经过商山,那正是汉代初年不趋附刘邦的绮、角等“四皓”的隐栖之地。作者很自然地借此向友人嘱咐,要他经过时稍稍在那里徘徊瞻仰,并多多向四皓的英灵致意。相传四皓在辞却刘邦迎聘时曾作《紫芝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见《古今乐录》)如今,紫芝无人采,深谷里也大概久乏人迹、芜秽不堪了——多少人已奔竞权势、趋附求荣去了。作者在这里说“为我”,流露出自己是有心上追绮、角精魂的人,同时也示意友人要远慕前贤,勿误入奔竞趋附者的行列。接着,他又化用《紫芝歌》后段的意思警醒友人:“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高车驷马,常会遭罹祸患;贫贱相处,却可互享心神上的欢娱。是讽示,也是忠告,朱光潜在《诗论》中曾举到这首诗说“最足见出他于朋友的厚道”,正指此处。
《紫芝》一歌,可看作这首赠诗的灵魂。篇首的“慨然念黄虞”,已化用了“唐虞世远”之意;直到结尾,作者还郑重写出“清谣结心曲”,深慨绮、甪长往,人既乖违,时代亦疏隔久远,自己只有在累代之下,长怀远慕,慨叹无穷了。“言尽意不舒”,见出作者对时世慨叹的多而且深,也示意友人要理解此心于言语文字之外。
此诗念古伤今,流露着诗人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全诗思路文理绵密,从远处落笔,紧扣正意,徐徐引入,最后突出主旨,手法高妙。
白石此词作于三十二岁,当时客居长沙。词中抒写怀人之思及飘泊之苦。据夏承焘《姜白石系年》,这是白石词中最早的怀念合肥情侣之作。白石青年时在合肥曾结识姊妹二人相交情深,后来却演化为一场爱情悲剧,使白石从此郁郁寡欢,刻骨相思。白石与合肥情侣初识合肥赤兰桥,其地多种柳,分手时为梅开时节,故白石词写及梅、柳,均与此一段“合肥情事”有关,由梅、柳而忆及旧日情侣,抒发一种绵绵不尽之相思之情,成为白石的一种思维定势和其词的一种惯性情绪。
小序记作词缘起。丙午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人日是正月初七。长沙别驾指湖南潭州通判萧德藻,当时白石客居其观政堂。堂下有曲池,池西背靠古城墙,池畔植有枇杷竹林,曲径通幽。穿径南行,忽见梅花成林,满枝花蕾,小的如花椒,大的如豆子,少许花蕾乍开,有红梅,也有白梅。头上枝影扶疏,脚下苍苔细石,词人与朋友们漫步其间,不觉动了游兴,于是立即动身,出游城东的定王台,又渡过城西的湘江,登上岳麓山。俯眺湘云起伏,湘水慢流,终于游兴已尽,悲从中来,遂醉吟成词。
上序片词序相表里,主写游赏心情。“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古城墙下,些许官梅,红萼尚小,还不到摘花插发的时候呢。官梅即官府种的梅花,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诗,有”东阁官梅动诗兴“之句,何况梅花与柳树一样,最能钩起白石的伤心心事呢。句中几许、未宜簪等语,流露出一片爱怜护惜之情。序中既描写出梅花的各种姿态,故词中便着意于抒发情意,词较序翻进一层。”池面冰胶,墙阴雪老“,二句对仗极工整。以胶状冰,以老状雪,写出凝冰难化、积雪不融,字面生新硬瘦的是白石词笔。白石诗法江西诗派,以拗折瘦硬为追求,给人一种刚劲的感觉,形成一种深远清苦的意境。寒意犹深,解冻何时。”云意还又沉沉。“彤云沉沉,欲雪大时,加倍写出寒意。词境之幽深清苦,正暗示着词人心境之沉郁。词人有意无意,也想舒散一下郁解的情怀。”翠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禽。“于是与友人一起,闲步穿过翠藤、竹径,来到林园能幽之处。一路行来,兴致渐高,不觉谈笑风生,惊起水边栖鸟。这两句很好地表达了此时词人野兴横生,乐以忘忧的心情。下一渐字,尤能传出心境由郁闷而趋向开朗。这是大自然对人心的感发。这几句与前几句境界迥异,一边是官梅红萼,一边是冰雪寒寒,一边又是翠藤径竹和沙禽,移步换景,情随景移,真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处。
“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歇拍以简练生动之笔,写出偕友登定王台、渡湘江、登岳麓之一段游赏。故王台榭,野老林泉,虽然泛指,但或者也不无怀昔感今之意。以前名人流寓长沙者不少,如唐末韩侂便曾避地于此,其《小隐》诗云:“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投入大自然怀抱,兴林泉之逸趣,发思古之幽情,词人一时乐以忘忧。呼唤登临四字,写出一片欢闹场景,试比较“云意又还沉沉”,前后心情已迥然不同。
下片从序言兴尽悲来四字翻出,写出追远怀人的深深悲慨。“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岳麓山上,词人极目天际,看湘云起伏,湘水缓流,顿时伤心无限,自己年年南去北来,飘泊江湖,竟为何事?白石《玲珑四犯》云:“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羇旅。”可作此词换头之诠释。陈锐《袌碧斋词话》云:“换头处六字句有挺接者,如‘南去北来何事’。”上片以呼唤登临之乐歇拍,换头挺接南去北来之悲,笔峰骤转,突兀峭拔,两相对比,大能突出词人悲怀之年深日久,以致刻骨铭心,于欢乐处犹不解释怀于往日悲情。此处有岭断云连之势。荡湘云楚水一句亦妙,写尽词人平生浪迹江湖无所归依之感。“朱户粘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朱门贴上画鸡,写人日民俗。《荆楚岁时记》云:“人日贴画鸡于户,悬苇索其上,插符于旁,百鬼畏之。”金盘即春盘,金盘所盛之燕,乃生菜所制,此写立春风俗。
《武林旧事》云:“春前一日,后苑办造春盘,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工巧。”此三句,慨叹转眼又是新年,时光徒然流逝。空叹二字,呼应换头何事二字,流露出光阴虚掷而又无可奈何的悲苦。词人所伤心空叹者何?“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全词主旨,至此才转折显现出来。忘不了,曾与伊人在西楼的美好集会,窗外,万缕嫩黄的柳丝,在春风中袅袅起舞。想垂柳、还袅万丝金,堪称佳句。
此句用一想字、一还字,便将回忆中昔日之景与想象中今日之景粘连叠合,灵思妙笔,浑融无迹。美好的回忆不过一刹而已。“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等到回到旧地,只怕已是春暮。结笔由过去想到未来,春初想到春深,时空转换处更显其情极悲伤,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从字面上看,是应合此时红萼未宜簪的早春时节而言,而其意蕴实为无计可归,归时人事已非的隐痛。白石怀念合肥女子诸词,如《淡黄柳》“恐梨花落尽成秋色”,《点绛唇》“淮南好。甚时重到。陌上青青草”,《鬲溪梅令》“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玉钿何处寻”,与此词结笔同一语意。
此词与序是一整体。序主要写景物、游赏,上片与之相映照。但序以写景为主,词上片则融情入景,如“云意又还沉沉”。下片摆脱序文笼罩,托出伤心人之别有怀抱,另辟一境。但亦融景入情,如“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下片既是核心层次,上片及序文所写景物、游赏,便成为下片所写悲怀难遣之反衬。此词结构安排可谓严谨。词中意境,先由狭而广,即由城阴竹径而故王台榭,再由广而狭,而深,即由湘云楚水而写出种种悲怀。词境的迤逦展开,也反映出词人心灵由郁闷而希求解脱但终归于悲沉的一段变化历程。此词营造意境亦可谓精心。这是白石词的一大特点:善用暗线结构,时空的转换,意境的切换,情绪的变换均笔断意连,看似无迹可求实,则有暗脉潜通。构思之妙,无如白石。
这首诗,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是那个在云封高岫上的“将军”,矛头指向国民党首脑蒋介石,是极为有力的。“高岫”原作“胜境”,“胜境”只指名胜风景,显不出是庐山,改作“高岫”,就把庐山突出出来了。“霆落”改成“霆击”,用“落”是从上而下,用“击”是有意的轰击,又突出“灭下民”的罪恶。“戮下民”是屠戮下民,改为“灭下民”,是歼灭百姓,有全部消灭的意思,更其显出他们的罪恶用心。“到底”原作“依旧”,依旧是照旧,不如到底的更为有力。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鲁迅推敲修改的功夫,使得用词更为精确有力,更为生动。
“到底不如租界好”是有力的讽刺。在国民政府实施轰炸、屠杀人民的时候,托庇于洋人势力的租界上的高等华人,还在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所以也对他们进行讽刺。诗人以强烈的讽刺,揭露了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难当头之际,却抱着“不抵抗主义”,挟带金银财宝躲进租界,依然“方城为戏”,“麻雀取乐”,为非作歹。“住在租界里的人是有福的”(《天上地下》),鲁迅运用反语,指出了国民政府奴颜婢膝,甘当亡国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精神状态。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叙事,准确有力,饱含愤怒,后两句,寓揭露于讽刺,以讽刺代怒斥,改“依旧为“到底”,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本质。
《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在进行必死战斗的前夕所作的绝命词。《垓下歌》中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以短短的四句,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真可说是个奇迹。
“力拔山兮气盖世”一句,项羽概括了自己叱吒风云的业绩。项羽是将门之子,少年气盛,力能扛鼎,才气超群。他胸怀大志,面对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敢于喊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项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23岁跟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率领江东八千子弟投入起义的大潮,成了诸路起义首领中的佼佼者。巨鹿一战,项羽破釜沉舟,与几倍于己的秦军进行浴血奋战,奇迹般地灭了秦军主力,被各路诸侯推举为“上将军”。此后,项所向披靡,直至进军咸阳,自封为西楚霸王。但从这一句诗中也可以看出,项羽夸大了个人的力量,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不利兮骓不逝”,天时不利,连乌骓马也不肯前进了。项羽不是新时代的骄子,而是旧制度的牺牲品。在四年的楚汉战争之中,他虽然与汉军大战七十,小战半百,打了不少胜仗,但仍是匹夫之男,既不善于用人,更不会审时度势,他的失败根本不是什么天意,全是咎由自取。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项羽被汉军追及,撤至垓下,陷入汉军重围,以致众叛亲离,帐内只剩下他心爱的虞美人。他夜不能寐,与虞姬悄然相对,借酒浇愁。突然,四面传来阵阵楚歜,项羽愕然失色,惊呼 “汉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项羽知道自己的灭亡已经无可避免,他的事业就要烟消云散,但他没有留恋,没有悔恨,甚至也没有叹息。他所唯一忧虑的,是他所挚爱的、经常陪伴他东征西讨的一位美人虞姬的前途;毫无疑问,在他死后,虞姬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于是,尖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深深地啮着他的心,他无限哀伤地唱出了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在这简短的语句里包含着无比深沉的、刻骨铭心的爱。虞姬也很悲伤,眼含热泪,起而舞剑,边舞边歌,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和项王歌》)歌罢,自刎身亡,非常悲壮。
相对于永恒的自然界来说,个体的人极其脆弱,即使是英雄豪杰,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里也不过像一朵大的浪花,转瞬即逝,令人感喟;但爱却是长存的,它一直是人类使自己奋发和纯净的有力精神支柱之一,纵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在爱的面前也不免有匍伏拜倒的一日,令人赞叹。《垓下歌》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的这两个方面。
第一章描述所牧牛羊之众多,开章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前人常指“尔”为“牛羊的所有者”,不妥:“所有者”既有牛羊,竟还会有“谁”疑其“无羊”,那是怪事。倘指为奴隶主放牧的奴隶,则问得不仅合理,还带有了诙谐的调侃意味。奴隶只管放牧,牛羊原本就不属于他。但诗人一眼看到那么多牛羊,就情不自禁高兴地与牧人扯趣:“谁说你没有羊哪?看看,这一群就是三百!”极为自然。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却又诙谐有情,将诗人乍一见到众多牛羊的惊奇、赞赏之情,表现得极为传神。
许许多多牛羊集聚在一起,气象很壮观。倘若运用“羊来如云”“牛聚如潮”来比拟,当也算得形象了。但此诗作者不满足于此类平庸的比喻,他巧妙地选择了牛羊身上最富特征的耳、角,以“濈濈”“湿湿”稍一勾勒,那(羊)众角簇立、(牛)群耳耸动的奇妙景象,便逼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这样一种全不借助比兴,而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梅尧臣语)的直赋笔墨,确是很高超的。
第二、三章集中描摹放牧中牛羊的动静之态和牧人的娴熟技艺,堪称全诗写得最精工的篇章。“或降”四句写散布四近的牛羊何其自得:有的在山坡缓缓“散步”,有的下水涧俯首饮水,有的躺卧草间似乎睡着了,但那耳朵的陡然耸动、嘴角的细咀慢嚼,说明它们正醒着。此刻的牧人正肩披蓑衣、头顶斗笠,或砍伐着柴薪,或猎取着飞禽。一时间蓝天、青树、绿草、白云,山上、池边、羊牛、牧人,织成了一幅无比清丽的放牧图景。图景是色彩缤纷的,诗中用的却纯是白描,而且运笔变化无端:先分写牛羊、牧人,节奏舒徐,轻笔点染,表现着一种悠长的抒情韵味。方玉润《诗经原始》叹其“人物并处,两相习自不觉两相忘”,正真切领略了诗境之幽静和谐。待到“麾之以肱,毕来既升”两句,笔走墨移间,披蓑戴笠的牧人和悠然在野的牛羊,霎时汇合在了一起。画面由静变动,节奏由缓而骤,牧人的臂肘一挥,满野满坡的牛羊,便全都争先恐后奔聚身边,紧随着牧人升登高处。真是物随人欲、挥斥自如,放牧者那娴熟的牧技和畜群的训习有素,只以“麾之”二语尽收笔底。
全诗至此,已将放牧中的诗情画意写尽,收尾就很难。若还是从牛羊身上落笔,则不见好处。此诗收尾之奇,正在于全然撇开牛羊,而为放牧者安排了一个出人意外的“梦”境:在众多牛羊的“哞”“哶(即咩)”之中,牧人忽然梦见,数不清的蝗子,恍惚间全化作了欢蹦乱跳的鱼群;而飘扬于远处城头的“龟蛇”之旗(“旐”旗),又转眼间变成了“鸟隼”飞舞的“旟”旗——诗人写梦,笔下正是这样迷离恍惚,令人读去,果真是个飘忽、断续的“梦”。接着的“大人占之”几句,读者无妨将它读作画外音:“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随着占梦者欣喜的解说,充塞画面的鱼群和旟旗,即又幻化成漫山遍野的牛羊(这正是放牧者的“丰收”年景);村村落落,到处传来婴儿降生的呱呱喜讯(这正是“室家”添丁的兴旺气象)。诗境由实变虚、由近而远,终于在占梦之语中淡出、定格,只留下牧人梦卧时仰对的空阔蓝天,而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这由实化虚的梦境收束,又正有梅尧臣所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之妙。
综观全诗,可以看出:作诗不借比兴而全用赋法,只要体物入微、逼真传神,一样能创造高妙的诗境。此诗不仅描摹精妙,而且笔底蕴情,在展现放牧牛羊的动人景象时,又强烈地透露着诗人的惊异、赞美之情,表现着美好的展望和祈愿。一位美学家说:“使情趣与意象融化到恰到好处,便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艺术。”不必说《小雅·无羊》就一定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但也已与此境界相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