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眼前之春意阑珊联想到万里春尽、鸿雁北归、友人旅程渺远、故乡富饶、慈母望归等一系列内容,以送归为构思线索、以惜别为核心,内容是很清楚的,做到了含蓄而不隐晦,尽谢点染而又情思萧然。
首联描写了万里大地春已去,雁也北归,而友人却要南去的景象。似乎与春暖北上的大雁不相和谐,但它写出了辽阔的高空景观,场面雄伟,是写空中。
颔联是地上,水波辽阔的汉江连着天,这种景象给人带来物大人小的感觉,人处水上,有漂泊不定之意,故说“孤”客。全诗写得流畅,毫无生硬感。想象丰富,行笔自然,语气舒缓,用字考究。除了写景之外,一些字的力度颇大,感情也极其鲜明,如“尽”是春去夏来,“稀”是雁阵北飞,“广”是辽远阔大。
颈联写了稻田的笔直,菰米收获,通过运用景物描写,渲染了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尾联运用了老莱衣的典故,表达诗人希望友人孝敬父母。
综观全诗,既未明言送别之事,又无送别场景的刻意描绘,更无送别诗中所常见的诸如思念、忧伤、凄凉等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出现。然而,诗人在送别时的复杂心绪——理解、担忧、伤感、劝勉等还是隐伏予作品之中,只要细心寻绎,便不难发现它。最后两句,“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一写诗人,一写友人,活脱脱地反映出二人形象。
南北朝诗人谢朓以山水诗著称,而《秋夜》却是一首闺怨诗,深刻地描写闺中怀人那种难以驱遣的愁思。古人生活落后,却战乱不断。很多新婚男子被远征离家,留下诸多留守妇人愁漫空房,思满织机的悲壮诗篇。
诗中首写就用了“促织”、“捣衣”两种常代表秋寒将至、巧妇勤织、远寄征人的意象,寓情于象,托物起兴,引发长期分居的年青妇女对远方亲人孤苦情思。三四句怀着缠绵思愁,深深情愫,直诉衷情:思君忆君远无期,唯有梦中才能一见,梦醒情尤伤,太伤神,太伤情,无心睡眠,只有“夜夜空伫立”。
诗中虽只写“南邻”、“北窓”、“西户”三个方位名词,却有隐却了“东落”之意,让人体会到独守空房,苦对四壁,孤寂迫人之感。依窗凝望北方,那轻轻的垂帘却阻隔着远在万里的亲人,百般煎熬唯有无穷思忆。
诗中“西户月光入”用景物来喻示时间。“入”字用得细致入微,写出圆月西沉,长夜过半的幽静时刻,而思妇心系夫君,幽怨难眠那种寂寞难奈的心境。
在这“百草凝霜,玉阶露湿”的时节,久伫窗前。突然手触到湿冷的罗衣。啊!是露水侵润进来了。抬头往外一看,透过窗纱,隐隐看到湿漉的台阶闪着亮光。“何知”在这里更有惊觉之意。写出闺中妇人忘情沉思的痴呆形象。更表现出多年征战对夫妻家人的极度伤害。作者借秋夜思妇伤感情怀抒发了作者对征战的深深痛恨及对因征战长期分离的人民深表同情。
谢朓对唐代浪漫诗人李白影响极大。李白的诗中也常见谢朓所写物象。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就共用了谢朓《秋夜》中“捣衣”、“阶”、“露”。所以 清人王士稹《论诗绝句》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