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荼蘼花欲谢，春意正阑珊。
有幸还瞥得见零星的花瓣，点缀在花枝上。空气中，暗暗流动着少许清香的气息。
云锁朱楼，门扉深闭。庭院寂寂春不语，秋千架上空无人。
风乍起，把几棵槐树斑驳的树影，无情地揉碎了一地。远处隐约传来几声黄莺的啼叫，这声音虽有几分清脆，可一声一声的像是在，催促着春天的归去。
眼看春天就要离开，花儿也要凋谢。
往事惊心。。。。。。
一个女子，凄然失落下一声轻叹：落花时节不逢君。
她轻移莲步，来到了楼前。软软地倚靠着栏杆，把一泓秋波，温情脉脉地流向了远方。
自由飘忽的白云下面，是一望无际草凄烟迷的景象。细长而浓密的芳草，随风一波一波地翻卷。那些芳草，就如一阵阵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她。她的胸口，忽然有些隐隐作痛。
她叹气，起身回屋，轻轻地放下了帘钩。
屏山半掩人惆怅，残烟袅袅起寂寥。
她无奈地问自己：“为什么人的心，偏偏就生得这样的小？这教我又如何能装得下，那么多的愁啊！？”
吴淑姬的这首词，是借阑珊的春意来伤景怀人。其笔调轻柔浅伤，隐约凄迷。《宋词鉴赏大辞典》的一书中，收录并精彩地赏析了这首词。
从词中，我们还可以捕捉得到李清照当年的那种无奈和悲戚。比如“不如归去下帘钩”，还有“心儿小，难着许多愁”这些句子，和李清照《永遇乐》里写的是“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醉花阴》里的“载不动许多愁”，简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吴淑姬的愁太多，心太小，她无法装下。李清照则是愁重如山，她无论如何也承载不起。
吴淑姬自创了“花片子”和“草浪”两个新词语。《古今词统》眉批云：“竹浪、柳浪、麦浪与草浪而四”，即指吴淑姬自创新词“草浪”，直可与前人所创“竹浪、柳浪、麦浪”相媲美。
烟草之意象，是作者用来寄托自身情感来进行抒怀的。芳草的无情，恰好似游子外出不归的无情。如《楚辞》里写的：“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范仲淹的《苏幕遮》：“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还有冯延巳《临江仙》词里的：“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
清朝乾隆间文人陆昶，在其所著《历朝名媛诗词》卷十一处曾评吴淑姬言：“笔甚轻倩，能以致胜，人云不减易安，却不及易安温雅。”
诚然，她是不能与易安相比的，但她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谓“袭故而弥新，沿浊而更清，便是上乘”。我更喜欢这种，意境柔美婉约且翻新出奇的词。
苏轼言：“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许是因众芳飘零，怜它是开在春天最寂寞的花。许是喜它经常出现在古典诗词中，能带给我一份千百年前的美丽与哀愁。荼蘼花对我来说，一直都存在着极大的诱惑。
一个人产生的愁绪，既是无形，也是凌乱的。但它绝非是，莫名而来。
无人获知她心中隐藏坚守的那个秘密，也无人知道她当时曾执著而焦急地等着谁。她依然痴痴地等，等待着春天最后一瓣荼蘼花儿，从枝头凄美地飘落，直至零落成泥。
天地间，一切早烟消云散。
只是从此，不知这世间还有没有人再记得那一道茕茕孑立的清瘦身影？还记得一个女子曾经的心花怒放，以及一阕花开到荼蘼的伤悲呢？
这是一首山水诗。作为一首较为工整的五律，此诗的内容组合与行文结构颇具特色。首联叙事点题，紧扣“泉”字，起得平和自然。静寂的深山里，一股清泉徐徐流动，给这僻远之所平添一活气；面对此番景象，诗人真想问山泉有无一个让人记得住的名字，可是无从知晓。其既惊喜又遗憾的心情充溢于字里行间。颔联承接上文，从正面立意，描绘山泉的出俗形象。诗人从广阔的立体空间着笔，生动地摹绘出山泉的澄澈与灵动：它流淌在平地之时，恰似一面新亮的镜子将蔚蓝的天宇尽映水底；它飞泻于山下之际，又如潇潇春雨般泼洒半空，煞是壮观。此联取景清晰，摹象精致，对仗谨严，通过大胆的想象，细腻的刻画，把飘逸的山泉的形象描绘得生动可感。颈联从反面角度立意，转写山泉遭遇冷落的境况：尽管山泉清净而鲜活，可是当它流入深涧，水满溢出，分引到小池的时候，山泉原先的那种清澄和，那种灵气，被这窒息的环境遮盖了，仿佛有谁不愿意看到山泉的“映地”“飞空”。这些描写，意在为后文蓄势。尾联关合全诗，由叙而议，点明诗旨：山泉的“恬淡”无人关注，可它仍然年复一年，自洁自清，保持着一尘不染的秉性。
《咏山泉》作为一首别致的山水诗，其独特的艺术技巧可与王维的《山居秋暝》相媲美：全诗形象生动，画面清新鲜丽，诗人既泼墨渲染，又精雕细刻，把清泠丰溢的山间清泉逼真地展示于读者面前。《咏山泉》又是一首有所寄托的咏物诗——作品采用拟人手法，寓情于景，写山泉的“不知名”，说山泉的“无人问”；写山泉的“恬淡”，说山泉的“长自清”这一切，都在暗示人们：山泉即诗人自己，山泉的特点即诗人要追求的个性，其崇尚恬淡自然、飘逸出俗的高洁境界了了可观，耐人回味。总之，咏山泉与明心志的高度和谐统一，使此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殷璠《河岳英灵集》）。
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第一首叙离别之感受。首二句极写自己之贫困与狼狈，在洛阳郊外作别，无俎豆陈列以相送，所乘之马既瘦又老，自感惭愧。后六句遥想小弟离别后的情景。先想象小弟过香炉峰时，身影落在鄱阳湖里，怀念小弟之情，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其次想象小弟泊舟石镜峰的景况和心绪，长船雁云而停泊，四顾凄迷，又当石镜秋凉之夜，倍感孤寂。小弟值此情境，岂能不动乡情。无处倾诉，只能对月悲啼。
第二首言兄弟之情。此诗平仄交叉用韵，分成四段，结构齐整，层次井然。首四句写“别”，送别处的柳枝，挡住马头，道边的官槐发芽如兔目，此时此地将作千里之别，犹弟持此以易斗粟，也就是《左传》所谓“餬口四方”的意思。兄长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弟弟年幼而远行谋生，真可悲伤，所以措辞很沉痛。次四句写“母心”，叙说老母思念、牵挂二子。二子一南一北，离家远行，故曰“脉断”。老母心里像悬挂着春线，牵挂两地。老母居室的树影，随月光转移，梦里见到江西的小儿。再次四句写“我”，兄长已经二十多岁，颇有髭须，辞家三年到京城任职，“索米王门”，却辞官而归，事业无成。最后四句写“忆”，承上文而来，既然一事无成，所以家庭冷落，荒沟积水，水光如刀，庭前老柳，已被蛀空。诗思又由眼前景转向远方“江干”，遥忆“江干幼客”小弟，年幼独自外出，令人忧虑挂念。这时忽然听到野外呼呼的风声，如人悲号，更令人感到无限悲伤。
这两首诗集中地表现出李贺与其弟离别的悲伤以及兄弟之间真切的情谊，同时也反映了中唐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全诗感情真挚，情趣深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