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涎香是海洋中抹香鲸之肠内分泌物，并非龙吐涎之所化。抹香鲸是一种海上鲸鱼，长达五六丈，鼻孔位于头上，常露出水面喷水，想象为龙，据传有云气罩护。“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叙写词人对于龙涎所产之地以及鲛人至海上采取龙涎之情景的想象。“蟠烟”二字所写的蟠绕的云烟，指的就是传说中之所谓“上有云气罩护”，而作者在“烟”字上用一“蟠”字，想到龙蛇之类的“蟠”伏。短短的四个字，作者已写出了他对于龙涎之产地和海峤的奇妙想象。次句“层涛蜕月”写鲛人至海上采取龙涎时之夜景。“蜕月”，使人引起对龙蛇的联想，意谓月光在层涛中的闪动，如同自层层波浪的蜕退中吐涌而出，又正似龙蛇之类鳞甲的蜕退。“蜕”字，即紧扣题目，又写出月光闪动的情景，是用得极奇妙而又极为恰当真切的一个字。而且此一“蜕”字，正好与上一句的“蟠”字遥遥相对，文法上极工整，同样强烈地暗示着对于神话中所传说的“龙”的想象。“骊宫夜采铅水”，“骊宫”为骊龙所居之地，遥应首句“蟠烟”的“孤峤”。“夜”指取龙涎时为夜晚，和前面所表示的“月”相应。而且用“铅水”以代龙涎，为读者提供了极为多义的暗示。龙涎乃是铅水，是一种白色的，有香气的铅水。
至于就章法结构而言，则从首句“孤峤”之写地，次句“蜕月”之写夜，至第三句“采铅水”之写事，过渡自然，而不平淡。“汛远槎风”便写其和“骊宫”相去已远。下面“梦深薇露”，写此龙涎被采去以后之遭遇。然则此远离故土之龙涎当其在“薇露”之香气中共同研碾之时，怀念过去，梦想未来。故曰“梦深薇露”也。“化作断魂心字”，作者既将龙涎视为如此有情之物，于是此有情之龙涎遂于经过一番研碾之后化而为“断魂”之“心字”。“心字”原为龙涎香被制成之后所可能实有之形状，只是作者在“心字”前又加了“断魂”二字，更着重描写龙涎化为“心字”以后凄断的心魂。自“汛远槎风”之遥远的追忆，经过“梦深薇露”之磨碾的相思，到“化作”“心字”的凄断的心魂，想象之丰富，感受之深锐，则非常人所能揣度也。
“红甆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写龙涎被焙制成的各种形状，和被焚时的情景。“冰环玉指”当指龙涎香制成的形状。王沂孙把“冰环”与“玉指”连言，如同写女子之纤手玉环，遂使读者顿生无数想象。前面还有着“乍识”二字，用得奇巧。一“乍”字但通出初睹佳人的惊喜之状，写出龙涎香之珍贵与味之精美。“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真切地写出了龙涎香被焚时“翠烟浮空，结而不散”的实景，而且更在帘前一缕翠影的萦回中，暗示了无数磨难而不毁两情缱绻的相思，更在海天云气的依稀想象中，暗示了无限对当年海上的“孤峤蟠烟”的怀念。
上阕在一缕香烟的萦回缥缈中，把对龙涎香制作的过程做了总结。下阕从“几回殢娇半醉”到“小窗深闭”，通过上阙龙涎香本身的叙写，而开始回忆起当年在焚香之背景中的一些可怀念的情事来。
“几回”是怀想当年之事也。此着重写焚香一事。“剪春灯、夜寒花碎”，接写女子之动作，写一女子之剪灯花而已，春是“春”灯，花为碎花，便显出了无限娇柔旖旎之情调，“夜寒”则以窗外之寒冷反衬窗内之温馨。“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窗外的严寒飞雪“深闭”的“小窗”中“殢娇半醉”之人的“剪春灯”此处写情写事，出语甚妙。“故溪”，原为当日故园家居时所经常享有之情事，又遥遥与前面的“几回”相呼应。龙涎香之所以可贵，原在其有着一种“翠烟浮空，结而不散”的特质，特别是在“密室无风处”。此处写人事是虚笔，实乃写龙涎香也。
“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把前面所着意描写的焚香、剪灯等温馨旖旎的情事，蓦然一笔扫空，有无限悲欢今昔之感在于言外。“荀令”素爱熏香。“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王沂孙意为如今之荀令已经老去，无复当年爱熏香之风情况味矣。“顿”字，刻意描写光阴之消逝、年华之老去恍如石火、电光之疾速。“樽前”则正与前面之“殢娇半醉”相呼应，可见其温馨如彼之往事，固久已长逝无回，甚至在记忆中也难于追忆了。因而“总忘却”忘却不易，因此“谩惜余熏，空篝素被”，无限往事虽空而旧情难已。如今既已不复有熏香之事，是“篝”内已“空”矣。独留一丝怅然而已。
然而此“余熏”虽然尚在，而往事则毕竟难回，故曰“谩惜余熏”也。王沂孙此词，于结尾之处，写一种难以挽回的悲哀，让人低回宛转、怅惘无穷，所写的主题虽然只是无生命、无感情的龙涎香，多借用典故，但在丰富的想象和精心地组织和安排下，让“物”有人情。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