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诗歌前八句集中笔墨写蚊子的特性，活画出了腐朽官僚的丑恶嘴脸。首先，它们的重要特点是都不敢正大光明地活动，只有在“沉沉夏夜”中，才“喧腾鼓舞”，“伺暗”而动。诗歌第一句“沉沉夏夜闲堂开”，一开始就点出时间，接着写“伺暗”、“喜昏黑”，深刻地表现出了“飞蚊”那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本性。正因为它们是在黑暗中活动，所以使得糊涂人辨别不清，而聪明者也迷惑起来。其次，它们特别善于聚众起哄，“嘈然歘起”，其声“殷殷若自南山来”，好像从南山传来的隆隆的雷声。这里用雷声来比喻“飞蚊”聚集的鸣叫之声，虽带夸张，但却非常形象，并且暗用了《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传》中“夫众煦漂山，聚蚊成雷”的典故，使得诗意更为含蓄、深厚。第三，它们都心地歹毒，在花滴露珠、月色初上的朦胧中，乘人不备，利嘴相加，给人以突然伤害。这三种特性，既是“飞蚊”的特点，也是朝中那些腐朽官僚的特点，他们为了迫害正直的人，也像“飞蚊”那样，暗中活动，造谣惑众，纠集起来，乘机给人以致命的中伤。诗人抓住他们与“飞蚊”的共通处，进行比喻，使他们的本性更加鲜明突出，极为清楚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这就比直接写他们生动得多，有力得多。从“嘈然歘起”、“喧腾鼓舞”、“利嘴迎人”这些感情色彩很强的措语中，诗人对它们的厌恶、鄙视之意，也溢于言表。在写法上，诗人纵横交错地来表现它们的特性，既井然有序又变化有致，且便于夹叙夹议，把诗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沛和强烈。
从“我躯七尺尔如芒”以下四句，写诗人对待“飞蚊”的态度。从形体上看，以堂堂七尺之躯与小如芒刺的“飞蚊”相比，其间悬殊，不啻霄壤，诗中满含极为蔑视之意。但接着却一转，“我孤尔众能我伤”。“飞蚊”虽然小，但却很多，从数量上看，却又占着明显的优势，所以情况是“能我伤”，它们是足以给人造成伤害的，这表现出诗人清醒的头脑。因为只有正视现实，才能采取正确的应付措施。“天生有时”二句，就写出了诗人对付它们的办法：蚊子孳生之时是无法抵挡的，只好暂时躲进蚊帐里去。“遏”是阻止之意，“设幄”即装上帐子，“匡床”即方正的床。两句的意思，就是俗语所说的“惹不起，躲得起”。此时，作者贬官之后，待罪朗州，他在政治上孤立无援，明显处于劣势。那些如“飞蚊”一样的官僚把持朝政，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气候，诗人一时无法相与之抗衡。他所能选择的，只能是暂时的退避，这对于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当然是明智的抉择，而决不是软弱胆小。这四句写得自然流畅，明白如话，但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政治意义，启人深思。
最后两句，诗人以坚定的信念，预言了“飞蚊”的必然灭亡：“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清商”即秋风，潘岳诗：“清商应秋至。”“丹鸟”即萤火虫。据《大戴礼记·夏小正》及《古今注·鱼虫》说，萤火虫能吃蚊子。两句说，等到秋天一来，你们这些小小的蚊子，都要去喂萤火虫了。前一句与“沉沉夏夜闲堂开”相照应，夏去秋来，这是季节推移，谁也无法更改，暗示出蚊子的必然灭亡。后一句与上面对“飞蚊”的赫赫威势的描写，也恰成对比，那不可一世，“利嘴迎人”、“能我伤”的蚊子，这时都要被吃掉了。通过这样照应、对比，不仅使全诗显得严谨、完整，而且也突出了“飞蚊”的可悲、可耻的下场。“秋日晓”三字，以清秋丽日的美景，烘托出诗人政治家的乐观情怀；“羞”字，又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对“飞蚊”的鄙视。诗人在身处逆境中，能够往远处想，往大处看，不因一时的挫折而颓丧，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豪爽的气度，值得推崇。全诗十四句，前十二句四句一转韵，平仄相间，读来既觉稳健，而又具有跳跃性的变化；最后两句另起一韵，且用仄声，在声情上使全诗收结得刚健有力。整篇语言较为质朴，但其中“露华滴沥月上天”、“清商一来秋日晓”等句，又富有文彩，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诗人的独特风格。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有两年，三年供奉翰林的生活让他亲眼目睹了唐王朝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利令智昏，他们为了排斥异己而进行的政治迫害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这让李白对统治者的幻想逐渐破灭，内心的不平和愤懑与日剧增。这首诗是诗人写给堂弟的，所以语气上并不像“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那样慷慨激昂。但是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依然时时隐现出诗人心底的不满和愤慨。
诗中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情：他认为自己胸怀报国的壮志豪情，又有满腹才华，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只好随居，但心里却有不甘。并且躬耕也缺乏相应的条件。诗中用“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等典故表示了自己不受重用的悲愤。同时也传达出自己虽然受到排挤，但仍为边地的动乱而担忧的胸还天下之意。
诗歌开篇，作者从“楚人不识凤”到“久到咸阳西”交代了为什久居于此，援引楚人重价买山鸡的典故说明自己当初“献主”的错误：自己曾像那个拿着山鸡当凤凰献给楚王的人一样自信，现在反而明白是迷误，因为君王也许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人才。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阶级打压和排挤表示不满。接着作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描写：“风飘落日去，节变流莺啼”，时光在无情流逝，眼看老之将至，而自己只能在这里看风起吹过，太阳升了又落，冬去春来，鸟儿飞走又飞来。作者同时对堂弟的到来表示欢迎：“自李寒未开，幽关岂来蹊。”意思是自花未开，没有人来攀折，我幽居在此，也没有人会来，只有你的拜访让我感觉到兄弟情深。然后写道“及此桑叶绿，春蚕起中闺。日出布谷鸣，田家拥锄犁。”意思是农家繁忙的时候，妇人要忙着养蚕，农人要忙着耕地，而自己一介书生，住在这不相宜的环境里，不可能与妇人一道养蚕，更不可能和农人一起耕地，于是只是孤独的在此。然而，这并不是诗歌的主题。作者很快将话题转移到对生活的不满和社会的担忧上去：“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他说，自己虽然有公输班那样的才能，却不能像傅说一样被重用，眼看着边疆战乱，生灵涂炭而无法献策立功。而“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还强调了作者希望得到重用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最后作者写道：“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意思是自己无法见到明主，没有办法得到重用，就这样已经到了拄着拐杖走路的年纪了，感叹空有满怀的壮志和才能却毫无用武之地。结尾“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是作者明志的话，说自己依然在等待，等待着文王相访，等待君臣相合，一展宏图。
李白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本诗从“傅说降霖雨”开始作者的感情开始达到高潮，一步步升华。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虽然李白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十分失望，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他还怀着重返朝廷的想法，希望献出自己的才华和力量，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诗人这种忧国忧民的感情和积极入世的态度，决定了这首诗虽然基调有些低沉，却在沉郁中有一股振奋之气。
这篇游记首先指出庐山三面环长江大湖的形胜特点，“有娱逸之观”。然后在六天记游中，生动描述了含鄱口俯览鄱阳湖上风云卷来的云障奇观和神林浦仰望香炉峰下白云团涌的云海幻景。最后以“云为水征，云从山出”的传统说法为根据，点出庐山形胜最“足以娱性逸情”者为云，与首段相应作结。全篇各记，脉络分明，语句简炼扼要，记述云的变化，尤为细致生动。
以日记体写游记古已有之，但将这种形式用之于一篇不满七百字的短篇游记中，而又写得不枝不蔓、灵活生动，却很少见。一般说，日记体记游，一是易于琐碎，二是易于呆板。阳湖派作家尽管不似桐城三祖那样强调结构的严谨和平正，但作为文章最基本的要求，整个布局毕竟不能散金碎玉、平淡板滞。作者为避免这些毛病，在结构安排和文字处理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扣住庐山风景最突出的特点进行描绘，使每一处景物、每日见闻都围绕这一特点而纳入文章里。起首一段，即概述庐山地理位置及异于它处山水的特征：“有娱逸之观”。这是因为庐山处“浔阳彭蠡之会”，三画环水，而大山真得水形成灵动之美，江湖之水浩渺干旷的气势又不闷于海水的奔涌澎湃，多予人一种柔和的感受。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庐山娱性逸惰的诸多景观，山中景物无不染上一层柔美的色彩。这节概述，其实是为下文定“势”，后面写山中清幽，写湖光山色，写瀑流云雾，都以此为基础，无不显示出一种娱逸的格调。作者进山的头一天，往游白鹿洞，至海会寺，“振钥顿文会堂。有桃一株方花，有芭蕉一侏方叶。”这里一片僻静，清幽的环境气氛，它清静得似乎连寺中老僧振钥开锁的响声部听得特别悦耳。在这寂无人迹的一方天地里，邑蕉抽叶，山花欲燃，大自然以其原始的生命情态展示出一片勃勃生机。到晚上，月下丙望，则见“松杉千万为一桁，横五老峰之麓”，又是另一种清幽气氛。这种清幽，无疑是江河湖滨那山中独有的特点，是为江湖涵养而生成的灵性的表现，是一种特有的神韵。这种体会到作者登高望远，回首观赏湖光山色时，就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了：“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卷席，渐隐；复顷之，至湖之中；复顷之，弃湖坝，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湖光湛湛，须臾皆没，云逐雾驰，山雨欲来，这种变化，这种气势，都予人以云水诡幻之感，以一种难以忘怀的情趣。庐山的灵性在水，庐山景观因水而别有雅趣。山因水而灵秀，人因水而情浓，作者在山中几天的游历中，饮三分池之甘洌，望香炉峰之瀑流，擢风尘于龙井，访旧迹于墨池，瞻山中之白云，卧当涧之醉石。兴至极处，其而攀危岩而上，“侧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尽其变”，进而“跐乱石，寻瀑布源”，游迹所至，无处不感受到庐山因山水灵秀而独具的娱逸之乐趣，待到出山前夜，偏巧又逢山中大雨，次日出山路上，回望瀑布，在“山沈沈苍酽一色”中看那千尺白练，看那一缕白云升起之后便团团相衔出、缠绕于山问的云雾，又感受到雨后庐山的另一种风韵，面对这幅泼墨山水，作者不由发出深情的议论：“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这灵性正是得之于水，而成了庐山“娱逸之观”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承转衔接上的富于变化。这篇游记的段落划分是以时间顺序为标志的，但这种胪列中又有变化。一、二两日由叙事说起，三、四两日由游览路线说起，第五日由游览目的意图说起，第六天则由友朋说起，并为山中游历作一小结，收束上述全部游踪后，再引出最后一天的出山。从方位变化上讲，庐山远望所见，作者来泊舟星子之前其实已经看到了，却有意不写而先写山中幽清，再写登高回顾湖光山色，然后依次写中山古迹瀑流，最后借写雨后庐山写远观的印象，这种变化既可使读者在饱览了山中景物之后留下一个总体的观感，也使全文灵动变化，有效地克服了日记体游记常见的单调和呆板。恽敬力图突破桐城派古文纯正静重的囿畛，使文章醇而能肆，于此即可见其端倪。
这首词上片回忆当年徐守君猷与侍女胜之黄州情。“别梦已随流水”，别离匆匆，如一江流水。“随”字蕴含着年华的虚度，精神的空虚。岁月无情，人生如梦，哀而不伤。“泪巾犹浥香泉”，写当年胜之的娇态。青春、美貌、人格几乎完全衰退的胜之，现在仍然陷入痛苦、哀怨、无奈的变态之中。谁知她当年在太守面前撒娇，泪如泉涌，湿润着香帕。“对人前乔做作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元代妓女真氏《解三酲》），美中带娇。至今东坡还记忆犹新。“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又写徐守君猷的美好晚景：如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那样，文采奕奕，风流翩翩，儒居山泽，住在“瑶台阆苑”，成为“臞仙”，令人向往。短短四句，跨越历史的时间和现实的空间，想圆一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梦。
下片，直面无情的胜之，婉而不怨。“花雾萦风缥缈，泉珠滴水清圆。”以生动新颖的比喻，写胜之纤弱婀娜的身段如雾蒙花那样柔美，如秋风回旋那样纤细，飘渺不定。随着音乐的节拍，泉声如贯珠延绵，如“滴水清圆”，换来的只是冷酷的现实。较之黄州时期的“双寰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秒舞蹁跹”的体态美和舞姿美要逊色多了。她脱离情海，又陷入苦海，不免有些悲哀。最后两句，在哀伤中容颜不减青春美，仍以婉曲出之：“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归来便面。”“蛾眉”比不上“眉黛翠”，“十分妍”也不能与“人间谁敢更争妍”（《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同日而语。哪怕是泉声依旧，刚刚画成的“蛾眉”，“十分妍”，留给人们的却是胜之不欲见人，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今非昔比的印象。不仅不会令人厌恶、反感，反而会令人无限同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决定的。
全词运用三维（东坡、徐守君猷、胜之）观照，时（黄州时）空（姑熟现实）交错的技法，悼念了徐守君猷，哀而不伤；直面了胜之，婉而不怨。东坡透过这“别梦已随流水”的风流韵事，流露出苍茫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