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首典型的登临诗，与历来登临诗一样，分为二层，即登临所见、由登临而产生的感慨。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波折多变，笔法灵活，用语清丽。同时，诗以五言写景，七言抒情，起首四句又杂以民歌体，活泼跳荡，用韵平仄交合，寓以变化。
开头四句，“起得峭拔”（纪昀语），直接点出登寺之所见，而省略了登寺的过程。更主要的，是暗示了并非登一次，所以才有“朝”“暮”之说。白天看吴山，但见蜿蜒起伏，所以说是“横”；晚上看吴山，只能在夜空中见出轮廓，所以说是“从”（纵）。这一表达方式，与著名的《题西林壁》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相似，可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如此写山，看似不具体，实则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对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红，傅粉则太白的“东家之子”的描写一样，可以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表现出吴山之美。至此，写山题面已足，于是进而写阁。写阁不说其外部之壮丽和内部之清雅，而说“空洞无一物”，这就和题中的“寺”联系起来了。阁中当然不可能空无一物，但佛家宣称“四大皆空”，苏轼本人也曾在《送参寥师》中说过：“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实际上是对“幽人”即佛徒的赞美。
以下分别续足前面的意思，“春来”四句承接首四句，写由吴山之美惹动思归之心，因而觉得“秋悲春更悲”。“雕栏”四句承接次四句，写由朱阁之美联想雕栏易朽，致慨于光阴易逝，人生无常。这就由乐生悲，感情也显得低沉。但末二句又复振起，说人虽然与亭台池阁最终都将化为异物，但吴山长存，则诗人的精神亦长存，见出乐观和旷达，而这种乐观和旷达又暗与“幽人”数句相承，反映了佛家无生无灭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和作者的《前赤壁赋》相对照。在那篇著名的赋里，作者借“客”之口写道：“方其（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又由曹操写到普遍的人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们追求永恒不得，是一种永恒的、无法解脱的悲哀，对此，苏轼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以不变的眼光看待物与我，就能超越具体的悲和喜，与大自然一样，达到永恒。《法惠寺横翠阁》的结尾所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陈维崧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他继承宋代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出生于一个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文学世家，少时享有盛名，被誉为“江左凤凰”。明亡入清后，漂零四方，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因而词作多具现实主义的深刻内容。这首词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篇什。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憎恶战争、盼望和平的美好心愿。开头“无聊笑捻花枝说，处处鹃啼血”两句，以悠闲轻淡的语调落笔，给人们展示了千紫万红、鲜花烂漫的春日景象。“无聊”二字，既点出了词题，又刻划了客观物景的艳丽夺目的意象。“鹃啼血”以杜鹃啼血来比拟杜鹃花红艳的色彩，而蕴含更深一层的意念。李山甫《闻子规啼》诗：“断肠思故国，啼血溅芳枝。”这一切似乎给人既带来愉悦又值得深思的感觉。
下两句笔锋陡转，“好花须映好楼台，休傍秦关蜀栈战场开。”恰似一声春雷，惊醒人们温馨的梦。“休傍”不但是作者正面的劝阻与否定，而且暗示着如念这芬芳艳丽的鲜花，并没有装点在和平的人们中间，西南之地仍是狼烟滚滚，战火未灭。据史料记载，清兵自入关后到建国初年，争夺战事一直纷纷扰扰。词人曾目睹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如1648年，清军大举进攻东南各省的抗清队伍，所到之处，杀从掳掠，“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在作者晚年时，清统率军队又进军四川陕西一带镇压人民反抗。词人希望好花不要开遍在战场旁，正是这一现实的折射，同时又表现了他对战争的强烈谴责。
“倚楼极目深愁绪，更对东风语。”这里承上句，表现词人对战争的深切忧虑，由亢烈的情感转入如泣如诉的悲怆之中，“更对东风语”尤显得哀婉、凄切。既然倚楼极目更添许多愁绪，而又无人领略，只能面对东风而语，含意深远。结末两句，融情于景，耐人寻味。“好风休簸战旗红，早送鲥鱼如雪过江东。”温暖和煦的春风，不该为战旗而飘摇，应该是为人们送来雪白而鲜美的鲥鱼。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迦陵（陈维崧）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在这些词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社会现实和同情民生疾苦的词篇，此词成功之处正在着眼于现实，而感情的抒发，由激亢到舒缓，在平淡中见曲折，使全词抑扬顿挫而错落有致。《白雨斋词话》中称其词“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确有眼力。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这首词与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有着同样的含意和工妙。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思齐》全诗二十四句，毛传将其分为五章，前两章每章六句，后三章每章四句。郑玄作笺，将其改为四章，每章均为六句。相比较而言，毛传的划分更为合理，故后代大多从之。
首章六句，赞美了三位女性，即“周室三母”：文王祖母周姜（太姜）、文王生母大任（太任）和文王妻子大姒（太姒）。但其叙述顺序却并非按世系进行，而是先母亲，再祖母，后妻子。孙鑛对此分析道：“本重在太姒，却从太任发端，又逆推上及太姜，然后以‘嗣徽音’实之，极有波折。若顺下，便味短。”（陈子展《诗经直解》引）说此章“重在太姒”似可商榷，但言其“极有波折”尚可一听。马瑞辰对此亦曰：“按‘思齐’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姒嗣徽音’，乃言大姒兼嗣大姜大任之德耳。古人行文自有错综，不必以思媚周姜为大任思爱大姜配大王之礼也。”（《毛诗传笺通释》）
《毛诗序》谓此诗主旨是“文王所以圣也”，孔颖达疏曰：“作《思齐》诗者，言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圣亦由母大贤，故歌咏其母，言文王之圣有所以而然也。”欧阳修亦曰：“文王所以圣者，世有贤妃之助。”（《诗本义》）按此之意，文王是由于得到其母其妻之助而圣，所以此诗赞美“文王所以圣”即是赞美周室三母。但整首诗只有首章言及周室三母，其余四章片言未提，正如严粲所云：“谓文王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诗缉》）毛传和郑笺是将首章之意作为全诗之旨了。其实此诗赞美的对象还是文王，赞美的是“文王之圣”，而非“文王之所以圣”。首章只是全诗的引子，全诗的发端，重心还在以下四章。
二章六句，包含两层意思。前三句承上而来，言文王孝敬祖先，故祖神无怨无痛，保佑文王。后三句言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使妻子也像自己那样为德所化；然后又作表率于兄弟，使兄弟也为德所化；最后再推及到家族邦国中去。这三句颇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味。毛传将此章第四句“刑于寡妻”的“刑”训作“法”，郑玄笺曰：“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除此诗外，“刑”在《诗经》中还出现五次，共有两种解释：一为名词的“法”，一为动词的“效法”。此诗的“刑”是动词，所以还是解释“效法”为好，况且郑玄所说的“礼法”是后起的概念，恐非文王时就有。“刑于寡妻”即“效法于寡妻”，也就是“被寡妻所效法”，所以“刑”逐渐又引申为“型”，即典型、模范，此诗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第三章开始，每章由六句转为四句。第三章的前两句承上章的后三句而来，以文王在家庭与在宗庙为典型环境，言其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后两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进一步深化主题。“不显”一词在《诗经》中还有十一见，其中十处作“丕显”（即很显明）解，唯有《大雅·抑》“无日不显，莫予云觏”作“昏暗、不明亮”解，意即：莫说因为这里光线昏暗而无人能看见我。朱熹《诗集传》释曰：“无日此非显明之处，而莫予见也。当知鬼神之妙，无物不体，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测者。”此诗的“不显”亦是这个意思。《诗集传》释此句曰：“不显，幽隐之处也……（文王）虽居幽隐，亦常若有临之者。”也就是说此句意谓：文王即使身处幽隐之处，亦是小心翼翼，而不为所欲为，因为他觉得再幽隐的地方也有神灵的眼睛在注视着。此处甚有后代“慎独”的意味。第四句的“无射”在《诗经》中凡三见，其他二处均作“无斁”解，此处恐亦不例外。“无斁”是无厌不倦之意。“无射亦保”的“保”即《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保”，全句谓文王孜孜不倦地保持美好的节操。
如果说第三章言文王“修身”的话，那么最后两章就是“治国”了，所以方玉润说：“末二章承上‘家邦’推广言之。”（《诗经原始》）第四章的前两句“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谓文王好善修德，所以天下太平，外无西戎之患，内无病灾之忧。诸家有关“瑕”、“殄”二字的解释五花八门，繁不胜繁。其实这二字意义相近，《尚书·康诰》有“不汝瑕殄”，“瑕”“殄”并称，孔安国传曰：“我不汝罪过，不绝亡汝。”可见二字均有伤害、灭绝之义。第四章后两句“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各家的解释亦是五花八门，越说越糊涂，还是《诗集传》说得最简单明了：“虽事之无所前闻者，而亦无不合于法度。虽无谏诤之者，而亦未尝不入于善。”
最后一章不难理解，主要讲文王勤于培养人才，只是最后一句“誉髦斯士”，稍有争议。高亨《诗经今注》说：“‘誉髦斯士’，当作‘誉斯髦士’，‘斯髦’二字传写误倒。《小雅·甫田》：‘燕我髦士。’《大雅·棫朴》：‘髦士攸宜。’都是髦士连文，可证。”其实不必这样推断。“誉”是好的意思，“髦”是俊的意思，在此均用作动词，“誉髦斯士”就是“以斯士为誉髦”。
薛瑄说：“《思齐》一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备焉。”（见《传说汇纂》）确实，它反映出传统道德在文王身上的完满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