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一二句通过叙铺手法，写诗人年青时在楚汉一带流落“落魄”不得志、奔走在风尘之中的愁苦回忆。“落魄”、“风尘”、“萧瑟”、“多苦颜”，勾画出一副诗人流落不得志、凄凉冷清的感伤景致。
三四句写诗人经常以管仲、诸葛亮等人物自比，对他们自布衣一举而为卿相干一番进步事业衷心向往。“长吁莫错”，流露出社会现实的残酷，诗人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痛楚与无奈，表现出诗人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失落之情。
五六句写诗人幻想得到唐玄宗赏识提拔，通过辅佐唐玄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诗人借“垂拂拭”喻受到统治者赏识和提拔，用擦拭物件上的灰尘来比喻对人才的提拔，形象生动地表现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抱负，给读者以深刻鲜明的形象，使说理更加透彻。
七八句写写诗人被唐玄宗召入朝廷，供奉翰林后的欣喜心情。“白日”、“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慨，表现出诗人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时机即将来临。
九十句写李白以不胜荣耀的感情，述说皇帝对他的恩宠，表现出诗人得到唐玄宗的宠幸后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骑飞龙”、“天马驹”、“借颜色”，侧面衬托出诗人政场得意的声势浩大。
十一十二句写诗人夸耀自己受到皇帝恩宠的地位，也揭露了统治集团中趋炎附势、黑暗腐朽的情形。“借颜色”、“来相趋”，突显官僚贵族追求功名利禄的真实写照。
十三十四句通过杨山人与官僚贵族的鲜明对比，表现出诗人对腐朽权贵的鄙视和厌恶。“惟有君”，侧面赞美杨山人清绝超拔、不与官僚贵族同流合污的品格，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末两句写诗人辅佐君主实现政治理想抱负后归隐山林的愿望，流露出诗人不追求功名利禄，只愿“卧白云”的浪漫洒脱情怀。
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结构严紧，前四句写诗人进入长安之前，自己虽然有理想和才干，但不为当权者所用，只好四处流浪。侧面衬托出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统治之下，具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人才受到了排斥与打击。接而中间八句是写诗人终于受到唐玄宗的提拔，因而感到“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诗人觉得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候到了，流露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那种一旦得志，受宠若惊的庸俗的一面也随之溢于言表。最后四句是写诗人自己决不跟那些腐朽的官僚贵族一样去追求功名利禄，而是选择实现政治理想之后就归隐山林。
“待吾尽节报明主”，是他把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希望唐玄宗的真心话。诗人希望通过辅佐君主，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报答君主的“恩遇”。这时的李白还没有认识到唐玄宗已经完全成为一个顽固的大地主特权阶层利益的代表者，而是认为，只要有好的宰相，唐玄宗是会继续“贤明”起来。这只不过是李白的幻想罢了。李白在许多诗中提到退隐，这首诗里也要“卧白云”。李白所要的是在实现自己的进步的政治理想之后，不追求功名利禄，退出仕途，这与一般封建士大夫在不得志时那种逃避现实的“归去来兮”是有区别的。
这是一首描写雨天景象的小诗。这首诗诗设喻新巧、描写别致，一联想丰富。全诗四句，全是眼望所见的景物，因此，“眼望”便是全诗的线索。空前的云涌是指眼望见，雨洒渭川是远望所见；天边归雁是极目远眺所见。这些使诗人有所思，有所感，诗人触景生情，借周围的景物扦发自己久居他乡的愁苦，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现实衰微的慨叹。
晚唐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军阀的连年混战，国势衰微，日趋末落，经济崩溃，民生涂炭。笼革朝野上下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再加上诗人一生颇不得志，为了求官，辗转他乡，一直到六十岁才中进士。他在流离奔走中，亲眼看到社会的凋弊，了解了人民的苦难。这些自然在他的心目中留下无限的悲楚的记忆，思绪中凝聚着不可排遣的忧虑。这悲楚，这忧虑自然会遣于笔端，写进诗中。这首诗，虽句句写诗，然而从诗人对景象的描写中处处能见到诗人所思，诗人所虑。
诗的第一句“乱云如兽出山前”，写的是雨前。诗人用一“乱”字，用“如兽”的比喻来描绘乌云的变化和狂奔的速度，形象而通真。第二句是写雨。雨虽不大，是“细雨”，然而是“和风”而来，因此弥漫了整个渭水两岸。诗人用一个“满”字具体写出了渭水两岸细雨迷蒙的景象。紧接着，第三句用了“尽日”二字写下雨时问之长，用“空漂无所见”写雨景迷茫，写诗人内心的空荡。这个“无所见”，是指没有一样具有生气的景物，没有一样令人欢心的事。一切全是灰濛濛的，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地。此时此景，诗人自己的心境便可想而知了。而最后“雁行斜去字联联”一句则更能反衬出诗人感情的凄苦，烘托出周围气氛的凄凉。在单调的灰濛濛的天空，来了一行归雁，又传来声声的雁鸣，这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这样，这首小诗就不只是一首写景诗了，诗中蕴藏着丰富的情感。由此可见，诗人借景抒情，设喻描绘的技巧是高明的。
这篇文章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与体验，描述了康熙七年间发生在山东的大地震。文章记述地震的过程非常的清晰，从“声如雷”“几案摆簸”到“墙倾屋塌”“河水倾泼”，写出了地震由弱到强的过程，这是从物的角度描述。“众骇异”“相顾失色”到“男女裸聚”，从人的神态进行侧面烘托，写地震严重的程度。最后的耳闻，揭示出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并由此发出了“真非常之奇变”的感慨。
结构是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地震》的格局虽小，但所营造的结构却完整缜密，平整均衡，单纯精美。记事由隐入显，循序渐进，层层开拓境界，逐步创造高潮、首尾连贯完美，通篇委区尽态。结构的艺术处理，贵在线索的贯穿。它运用自如地按记述文的表现形式，以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为线索，把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组装起来，连动式地推到读者面前：
第一幅、烛前对饮图：闻有声如雷，众骇异，不解其故。
第二幅、室内，震荡图：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
第三幅、户外，大震图；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倒屋塌，儿啼女号。人不能立，随地转侧。河水倾泼，鸡呜犬吠。
第四幅、街上，男女裸聚图：竞相告语，忘其未衣。
第五幅、震后山河图：水井倾仄，楼台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
此外，尚有一幅联想到的地震之外的“狼口夺子图”。此图既如绘画，又若小说。
五幅画面，完整而形象地再现了一场怵目惊心的大地震的全部过程，正好表明地震发生(第一图)、发展(二图)、高潮(三图)、缓和(四图)、终结(五图)的程序。最后以联想方式出现的“夺儿图’’强化了第四图的思想。这里的文字都有极强的可感性与可绘性。
事出突然，事先没有征兆，只听得隆隆雷声，由远及近，人们惊异，但不知原因。一会儿，桌子摇动，杯子倾倒，屋梁有声，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惊失色，但不知何故。过了好一会儿，才忽然明白——地震了！才快点跑出来。这种描写是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一时惊慌失措，理性思维暂停的实际。以上是室内情况。
跑出屋子以后，首先看到的是大的建筑物忽起忽落，说明地表在上下颠簸。继之是听到房屋倒塌声、儿啼女号声。刚才是从屋里跑着出来的，所有没感觉到不稳。停下来以后，才觉得站立不稳，于是快点坐下，随地转侧。
此时，人惊恐万状，无暇交流情况。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地震停了，人们情绪稍有安定，这时，大家才有可能“竞相告语”，急于宣泄内心恐惧，抱团取暖，竟然忘了自己没穿衣服。情急下的失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在地震的当时，不可能了解其他地方情况。震情和缓了，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才互相探访，打听安危，于是外地情况不断传来，才有某处井倾侧，楼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的传闻。
写震前、震中、震后；写房内、房外、街上；写所见、所闻。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合情合理，井井有条，紧紧相扣，一气呵成。再现地震现场画面，非亲临其境者写不出。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