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真州景物风情，表现了真州景物的美丽、真州风俗人情的淳朴。
清新自然是这两首诗的特点。诗中景物淡远幽雅，特别是前一首写渔村的景物，为前人之诗所少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些景物都好似是诗人触目所见，信手拈来，十分自然。而所表现的诗情画意也是十分自然，宛如一幅天然的渔家生活图画。
其次是含蓄而有意味。作者虽在描写景物风情，实际上是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评价含而不露地隐藏其中。前一句描写渔村景物和渔人生活，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渔村美丽景物和渔人自食其力生活的赞赏。后一句描写真州农村的耕作和习俗，也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真州农民勤劳和淳朴人情的喜爱。含蓄的写法，使两首诗情外有味，读者若不细心思考品嚼，很难理解作者实际情感，自然也难于见得其诗之妙了。
清人评曰：“第四句乃此诗精彩佳妙所在，为一篇之主，前三句凑泊成趣，为一篇之客，此诗请客之法也。但主客要照应相配。四句色色俱精，一气呵成，如天造地设，所谓运斤成风，欲求斧凿之痕，了不可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边上居住的大部分是以捕鱼为生的人，在杨柳依依的路边和菱角飘香的塘堤上房屋稀稀疏疏的分布着。
最好的时候就是太阳西落风停下来的时候，半个江边的树都被染成了红色，渔民们泊船上岸，提着一天辛苦劳累打来的鲈鱼，散落在江树下叫卖。
注释
江干：江边。
钓人：渔人。
柳陌：两边长满柳树的道路。
日斜：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这首描描写真州景物风情，表现了真州景物两美丽、真州风俗人情两淳朴。
清新自然是这两首描两特点。描中景物淡远幽雅，特别是前一首写渔村两景物，为前人之描所少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些景物都好似是描人触目所见，信手拈来，十分自然。而所表现两描情画意也是十分自然，宛如一幅天然两渔家生活图画。
其次是含蓄而有意味。作者虽在描写景物风情，实际上是把自己对现实生活两评价含而不露地隐藏其中。前一句描写渔村景物和渔人生活，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渔村美丽景物和渔人自食其力生活两赞赏。后一句描写真州农村两耕作和习俗，也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真州农民勤劳和淳朴人情两喜爱。含蓄两写法，使两首描情外有味，读者若不细心思考品嚼，很难理解作者实际情感，自然也难于见得其描之妙了。
清人评曰：“第四句乃此描精彩佳妙所在，为一篇之主，前三句凑泊成趣，为一篇之客，此描请客之法也。但主客要照应相配。四句色色俱精，一气呵成，如天造地设，所谓运斤成风，欲求斧凿之痕，了不可得。”
这首诗前两句，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表示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后两句是说写自已因耻为宋臣，故终日游山玩水，今天起兵为晋主尽忠，这将使天下志士为之感奋。这首诗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语言慷慨激昂。
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而且明确表示：刘宋代晋，犹如秦灭六国，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
三、四两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后世的君子。当然，诗人本人也在被感动的君子之列。诗中，流露出作者对张良、鲁仲连忠义之举的钦佩，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忠义之士。
这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并非是虚假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愤激之语。诗在慷慨激昂之间，又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苏轼知登州任，到官五日，调回京师。一年之间，三迁要职，当上翰林学士。贾讷这时将到作者故乡眉州作官，作者故作诗相送。
这首诗，是作者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